残墙前独影
张翎的起步算不得早，1997年第一部长篇《望月》出版时，她已年届不惑。此后《交错的彼岸》、《邮购新娘》陆续地进入大众的视野。
从2000年开始，各种奖
只是，对于一般读者来说张翎仍然不温不火。直到她的中篇小说《余震》被导演冯小刚相中，改编为《唐山大地震》，意想不到地为她的文学创作做了广告，张翎似乎才被推到台前。紧接着，讲述从19世纪末到本世纪初加拿大华人奋斗史的长篇小说《金山》，被《人民文学》分上下两期刊载，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与此同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张翎小说精选》。
这一年，复旦大学外语系毕业的张翎，作家梦在心里埋了30年之后，逐渐显山露水，名至实归。
为实现作家的梦想，她准备了整整30年。她走得沉着缓慢，像一个有耐心的农民，一颗种子埋了几十年，不停地浇水施肥，坚信并终于看到希望的嫩芽破土而出。
张翎说，“如果勉强说我‘成功’了，我想那必定不是因为我的才华，而是因为我的定力和耐心。”
作家梦一放十年
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张翎以初中二年级的水平靠自修考上复旦大学英美文学专业，成绩是浙江省外语类考生的第一名。“那时我做的最多的三件事就是阅读、读书和自学外语和国画，看任何可以拿到的手抄本以及有限的小说，《林海雪原》、《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敌后武工队》以及手抄本《塔里的女人》（我还抄过一段）、《红楼梦》更是反复地看。”
初到复旦大学，张翎一个人背着脸盆和铺盖卷，第一次看到那么大的草坪，第一次看到毛主席的雕塑，第一次看到那么多人聚在一起说着自己听不懂的话，眼泪就落下来。
这是她人生境遇的巨大改变。自卑、兴奋，百感交集，她原以为外语系是世界的极致，就像小小的河流流到东海，东海之外再无水域。
后来她发现上海不仅不是极致，只是开始，只是走向太平洋的第一步，而抵达外界的第一步就是知识。
“上了外文系，我是身在曹营心在汉，还一直盯着中文系。70年代末复旦大学出了卢新华、陈思和、陈可雄这样的作家。当时大学生写完小说，发表的渠道是以大字报的方式贴在校园里。陈可雄的《杜鹃啼归》贴出来后，大字报前人山人海，我只能趁着别人吃饭的空隙去看大字报，边看边掉眼泪，我的内心突然被唤醒，下决心一定要当作家。不过外文系的学习，也让我开了眼界，可以不借助翻译看一些西方的经典名著。”
明明知道自己要和文字结缘，大学期间就立志当作家，到了国外，张翎却沉潜了十年。
她没想到理想和现实中间，竟然相隔了几十年。“本意是为了营造一个安定的经济环境以便写作。对于我这样一个血液里没有一丝经商之道的异类温州人来说，读书找工作是唯一的选择。”
张翎说，十多年的等待与其说是一种经过规划的潜沉，不如说是一种无奈。如果她对生活环境能有更坚强一些的承受能力，也许起步比现在早很多。
“但我是个懦弱的人，只能选择安定和等待。等待让我错失了一些时机，等待也让我避免了一些青涩，至今我也无法判断这些年的等待到底带给了我什么。”
十年等待是值得的。因为她觉得从文学审美观来看，作家不该加入评判，作为生活态度，应把自己的态度、观点从故事中挪移开，不应让别人看见你在哪里，在小说里加入自己的评判，是小说家不高明的方法。“如果我在刚出国就写，一定是把自己的评判立场加入故事，现在至少我把自己藏得很深。”
张翎有一个“荒谬”的理念：作家不能太穷，如果老想着谋生就很难专注；也不能太富，否则会失去对底层的关注。她解决的方式就是，把外围的东西先准备好了，再进入核心。于是她读了两个毫不相干的学位，英国文学硕士和听力康复学硕士。她一直觉得，生命中所经历过的一切，包括听力康复师的职业，其实都是在为写作做着各式各样的准备。
每次投入写作时，世界的门就关上了
几十年生活阅历里积沉下来的一些思索，已经变得如泥土一样坚实了。所以一旦遇到一些揪心的细节，张翎会觉得能带来电闪雷鸣般的灵感，就如小铁铲在泥土上凿出一个小洞，底下的气场就连绵不断地涌流出来。
“每次投入写作时，世界的门就关上了。”她说，无论有什么样的热闹，自己都不会趴在门缝里偷看。这个时候连自己也不复存在，活着的只有人物和场景。
2009年，对张翎来说最大的收获是完成了《金山》，对张翎而言，似乎跑完了一场马拉松。其实她的整个写作生涯都是马拉松式的，只不过是一场一个人的马拉松，没有观众，也没有对手，甚至没有目标。
《金山》写完以后，好几个月的时间张翎几乎不愿意说一句话，那种压抑，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一个人在跑这样一场马拉松是对意志的极大考验，我唯一可以感觉自豪的是定力和耐力。”她谦虚地说，《金山》刚写完没多久，还来不及形成回顾的距离。一个尽管已经尽力从各个角度深入岭南文化的外乡人，对岭南文化的把握一定还是肤浅和隔靴挠痒的。她想，如果《金山》由一个岭南作家来写，也许会是另一种景象。
《金山》最被认可的特点之一，是从扎实的细节考证到认真到几乎较真的写作态度。《环球华报》社长张雁说，张翎为了小说《金山》的素材收集，跑遍了东西两岸的华工遗址采访历史研究学者和知情人，这不仅完全是她自费而且还花掉了她所有的年假。她在西海岸的省市档案馆都查过资料，常常在图书馆一呆就是一整天，中午就在附近的唐人街买个盒饭。
目前，张翎刚刚完成了一部中篇小说《阿喜上学》，是写一位被卖到温哥华的十四岁中国女孩，在肤色性别年龄的三重压力之下，勇敢地迈进英式公立教育制度的故事。完成金山人物系列故事之后，她的下一步可能会写一部远征军的长篇小说。
创作之外，喜欢到外面走走
从今年年初起，张翎把工作时间减到了一周四天。在北美，行业分工很细。她的专业是为患有听力障碍（失聪）的病人服务。先要诊断他们的失聪是否由疾病引起（如脑瘤，中耳炎症，外耳畸形等），然后再决定是否转给五官科医生做药物手术性治疗，或留下来进行听力康复（如配戴助听器等）。
在北美助听器是需要处方的，而这个处方只能由听力康复师开。病人称她为audiologist（听力康复师）。张翎已经做了十六年的听力康复师，这个职业除了带给她一份稳固的收入之外，也为她打开了一扇很大的窗，让她触摸到了各个族裔的文化脉搏。而两地飘泊的生活，使她“多了一双眼睛”，打开了一些原本不及的视野；多了一段审美距离，少一些“人在此山中”的迷惑。“然而两地生活也让我失去了一种和土地结结实实接触的鲜活底气。”
在海外，也有很多作家协会。和国内作协不同，这些协会更多的是一种文学沙龙性质的联谊团体，文友们聚在一起交流信息，切磋技艺。张翎很多年没有参加任何协会了，但一直和几位性情相近的文友保持着联系。她觉得，华文作家是个很大的群体，这个群体也经历了二十年的沉潜积淀，现在开始进入中国文坛的视野，这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相信这批阅历视野丰富的作家，能用一些无法归类的声音，丰富和补充中国文学的版图。
工作之余，张翎花在阅读的时间上远比写作多。她抓紧一切时机看书。“我的包里永远带着一本书，在等车，等饭，等咖啡凉下来，排队上厕所等一切空隙里见缝插针地读上几页。我也非常喜欢旅游。”
一年里，除了个人假期之外，张翎有时也借助专业进修开会的机会，在外面走走。此外，种花养草也是她喜欢做的事情。
“今年出了几趟远门，最远的一趟是和冯小刚导演去了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是世界地图上的两大吊角。常年在诊所工作，与阳光和土地接触得太少，行走是重新得力的一种方式。今年对我来说是发现和自我发现的一年（discoveryandselfdiscov鄄ery）。在行走的过程中我发现了许多以前未曾发现的东西。在完成《金山》的过程中，我也发现了自己身上未曾发现过的能量和耐力。”
见过张翎的人，大概都会对她的服饰过目不忘。2004年，青岛举行的中国小说排行榜颁奖会上，张翎色彩鲜艳地出现在众人面前。
她着装的色彩可真是大胆啊，我想她要是当导演，色彩方面一定不会比张艺谋逊色；若是当色彩搭配师，也一定非常出色。她梳着简洁时尚的短发，耳上挂着一对略显硕大的耳环，妥帖优雅，摇曳生姿。
此后在论坛上，张翎有一场演讲。听过张翎演说的人，会对她的口才记忆犹新。她很会讲话，往台上一站，有点外交家的气度，仪态万方，挥洒自如。我想，如果没有听力康复师的职业，至少有三个职业在等待着张翎：色搭师、演说家还有作家。
大致上，张翎是个不愿与人争斗，同时也很难被人说服的人。所以写作对她来说是个不坏的选择，因为写作是一条可以独自行走的窄路，与他人碰撞的机会不多。“他人的热闹和精彩，也不一定能左右我的行程。我一直对成功这样的形容词心存恐惧，如果勉强说我‘成功’了，我想那必定不是因为我的才华，而是因为我的定力和耐心。”
的确，有一类书和一类作家，是坚持不为外界的浮躁和热闹所动摇的。他们也不是靠作品的畅销而被广大读者所熟视。他们也不必仰仗在国内各种文坛的奖项来确立自己在文坛的地位，他们会凭自己久远和深厚的实力走进大众的视野中，张翎就是这样一位作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