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二字，永远是遗憾的后悔药。如果不是2003年而是再早几十年，包括定陵在内的整个十三陵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个成为全人类共同遗产的昔日皇家陵寝，可能就不会被开启；如果国务院最后不是出于长陵规模大，决定先试掘小一点的定陵，今天在地下含笑的就是万历皇帝而不是永乐皇帝了！
20世纪末的1999年，我们在广富林的考古发现并没有引起震动，也就是上海的地方媒体在文化版面发布了几条消息，北京的《中国文物报》报道了一下学术收获。甭说一般的公众，恐怕在考古界内这个发现也没有引起多少人的关注。原因很简单，因为这类发现在考古学上，实在是太普通了，不敢说天天有，起码能月月见。但从考古学角度来说，广富林这样的一般发现，与兵马俑那样的重要发现，在学术价值上却没什么太大的不同，只是社会轰动效应不一样罢了。
重要也好，普通也好，在考古学家眼里都是一种破坏，都是一种遗憾。这门学科的性质决定了它必须毁坏所研究的对象才能提取到研究信息。考古发掘不是在翻阅地下的天书，而是翻一页就撕掉一页，甚至像碎纸机一样粉碎一页。如果我们没有读懂的话，就再也没有任何机会去复读和查证。所以，考古学没有办法像拍电影那样可以逐条反复拍摄，不允许也不可能重复实验直至成功。好像有位考古学家说过这样一句话，电影是一门遗憾的艺术，考古是一门遗憾的科学。这话说得形象，说得实在，但没说明白，需要展开。
考古结果无不伴随着遗憾，犹如考古发现无不充满着期待一样，这已成为考古学家谁都迈不过去的火焰山。形成这样的感悟是一个考古学家在成长中所必经的阶段，只不过期待往往发生在考古发现之前或之中，而遗憾总是出现在考古发现之中或之后。倘若像国外评选最差电影那样，如果评选中国考古发现史上最大的遗憾，估计绝大多数的人都会把发掘定陵排在首位――有趣的是，在20世纪中国100项考古大发现名单中，定陵是排在末位的。当然，这个顺序纯属巧合，因为100项考古大发现是按遗存的时代早晚排序的，但如此的巧合却又是那么具有讽刺性。
发掘定陵是五十多年前的一个偶然选择，但却是那个年代里的一个必然结果。
定陵，是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和孝端、孝靖两位皇后合葬的陵寝，位于北京市北部昌平一片山谷中的十三陵陵区。定陵的主人万历皇帝是明朝历史上在位时间最久的一位皇帝，也是一位到今天都很神秘的皇帝。他10岁继位，22岁开始修建自己未来的寿宫，多次亲临陵址现场督察。陵寝在6年后建成，他却在紫禁城中度过了30年与世隔绝的生活，几乎从不上朝，也从不理政，直到长眠于这一座闲置了30年的地下宫殿。皇帝的地下玄宫是什么样子？著名的《永乐大典》是不是陪葬在永乐皇帝的陵寝里？这样那样的疑问一直吸引着人们，也困扰着像明史专家吴晗那样的学者们，总想探个究竟。
1955年10月，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先生作为发起者，联合了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文化部副部长沈雁冰、人民日报社社长邓拓、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所长范文澜等人，联名上书政务院，请求发掘明成祖永乐皇帝的陵墓长陵。这在今天是一定要经过全国人大议程但绝对不会被表决通过的上书，但在那个年代却很快就获得批准，尽管当时它受到了来自国家文物局局长、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郑振铎和副所长夏鼐先生等考古专家们的理性反对。
不过，吴晗他们上书请求发掘的长陵是十三陵中的首陵，由于建造面积实在是太大，一时难以找到墓道，考古学家们只好放弃原有计划，决定先找一个小一点的陵墓进行试掘，等积累一些经验后再发掘长陵。在其他十二陵的调查中，他们偶然发现定陵有塌陷漏洞，由此定陵成了最初上书发掘长陵计划的试验品。
当两年以后发掘完工时，考古人员已在反对无效却又不得不参与领导的夏鼐先生的指挥下，历尽艰辛地把地宫内的所有文物都清理了出来。遗物总计约三千件，绝大多数是万历皇帝和他的两个皇后生前使用的生活用品。这些奇珍异宝作为随葬品被埋入地宫，原本是为了让墓主人在死后仍能继续享受奢侈的生活，可在三百多年后它们被考古发掘出来时，大多已经腐朽破碎。万历皇帝和皇后的尸身也已腐烂，只剩枯骨了，而且他们的葬式看上去显得很奇特。
在棺椁中发现的万历皇帝的金冠，用150根细如发丝的金线，经过拔丝、编织、焊接等非常复杂的工艺制作完成，重量只有826克。用100多粒红蓝宝石和5000多颗珍珠镶嵌的凤冠，重2320克。色泽瑰丽、典雅庄重的凤冠，比起轻薄似纱的皇冠要重了许多，肯定不适合经常使用，恐怕只是在奉迎大典时才偶尔使用。这样的凤冠共出4顶。
金器和首饰永远是皇家的最爱。金器289件，几乎都是手工制成；首饰248件，其中簪就占了199件，表明发型和发饰同样是用来彰显皇家威仪的，仅次于皇冠和凤冠。这和前面说的商代妇好墓随葬499枚骨笄的状况，虽时隔三千余载，却遥相呼应。王室和皇家的女性总是引领着新风尚，这不由让人感慨万千。除了头饰，定陵出土的衣物467件，也大多是供帝后穿戴的。但说到威仪，那还得说是万历大典用的5件衮服最为惹眼――这种一衣所成，用工10年的十二团龙衮服，万历皇帝身穿1件，棺内还放了4件。
与这些华贵服饰相配套的，也是出土最多的随葬品是织锦布料，总计165匹，仅万历皇帝身边就放了69匹。在此之前，还从没有发现过数量如此众多的古代丝织品，而且整匹的丝织品在出土时色彩依然艳丽。但这些每一件都堪称精品的专为宫廷织造的衣物和丝织品，在发掘出土后却慢慢变硬、变脆、变色、变霉……比出土文物的变质更叫人痛心疾首和毛骨悚然的事情，还在后面。
那是定陵发掘十年后的1966年8月的一天，定陵博物馆大门前的广场上，一大群红卫兵高喊着“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把万历皇帝朱翊钧和孝端、孝靖两位皇后的尸骨砸烂后付之一炬。考古学家们精心发掘并用了一年多时间才拼合完整的三位帝王、帝后的尸骨，从此不存。在南京博物院龚良院长主编的《中国考古大发现》一书中，特别记录了有关万历皇帝和帝后的骨架被焚毁前后的一些细节：
郭沫若对万历的尸骨十分关心，他对考古发掘人员说：“万历帝一生多病，有人说他是瘸子，但到底是什么病使他身体变形，却成了不解之谜。将来可用多种手段测试，凡能做到的都要详细分析研究。”
吴晗在被捕入狱之前，曾以极其悲伤的心情对夏鼐说：“文献记载，罂粟在明代中叶就已传入中国，作为药用，我总怀疑万历生前抽过大烟，可证据不足。本来万历的骨头可以用来化验，好证实真假，然而一把火，什么也别想了。”他含泪说：“作铭（夏鼐的号），在定陵发掘这件事上，到现在我才明白，当初我们的争论，你和老郑（指郑振铎）是对的，你比我看得远。”
这段话是吴晗先生在红卫兵焚烧万历皇帝和皇后尸骨一年后所说的。又过了一年，他怀着无尽的悲愤和悔恨，惨死在狱中。这一年离他当初发起上书发掘定陵整整14年，但月份却是相同的，都是10月。吴晗去世21年后，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编写的《定陵》考古发掘报告正式编辑出版。吴晗去世32年后，定陵考古发掘在2001年入选二十世纪中国100项考古大发现。
“如果”二字，永远是遗憾的后悔药。如果不是2003年而是再早几十年，包括定陵在内的整个十三陵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个成为全人类共同遗产的昔日皇家陵寝，可能就不会被开启；如果国务院最后不是出于长陵规模大，决定先试掘小一点的定陵，今天在地下含笑的就是万历皇帝而不是永乐皇帝；如果吴晗先生不提出发掘可以开展对明史研究的学术理由，不认为发掘帝陵建博物馆才是贯彻毛泽东“古为今用”的方针，才能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阶级教育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如果吴晗先生不是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只是一位普通的明史专家；如果吴晗先生在郑振铎和夏鼐的极力劝阻后，慎重考虑，改变初衷，不再急切地催请国务院……那就不会给中国考古留下一个永远无法痊愈的病灶标本。这个标本一直吊挂在中国考古的天空下，成为后来无数发掘帝陵言论的镇静符和冷却剂。下面提到的乾陵，就是因为当时吸取了定陵发掘结果不利于保护文物的教训，才停止了进一步的发掘计划。
1958年11月的一天，因修西兰公路需要大量石料，陕西省咸阳市乾县附近的农民去乾陵所在的梁山炸山取石。炮声过后，在清理碎石时他们发现了几根石条。原来这炮点恰好炸在乾陵墓道上，石条就是墓道的阶梯。考古学家随后对墓道进行了清理，还发现了陵墓入口的金刚墙。如果打开金刚墙，乾陵地宫即可面世。但能不能发掘皇陵，不是陕西所能决定的。当时他们组成代表团进京请示主管部门，向中央有关部门递交了《乾陵发掘计划》。当时的文物局领导没有明确表态，建议他们去参观一下正在进行发掘工作的定陵，结果定陵不尽如初衷的考古使乾陵的计划再也无法实施下去。现在看来，定陵的发掘教训可以说是挽救了乾陵。
今天，定陵已成为北京市最著名的旅游景点之一，每年都吸引着数百万游客来到这里。人们在被这个古老的中国皇陵深深折服，感受着一代皇帝的传奇和魅力时，可能根本不知道关于它曾经有过一个让我们受用至今的细节：当年极力反对发掘但又不得不受命参加发掘定陵的郑振铎和夏鼐先生，痛定思痛，上书国务院，请求立即停止再批准发掘帝王陵墓的申请。当年作出同意发掘批示的周恩来总理立即批准，随后通令全国，试掘定陵后再发掘长陵的计划，就此搁浅。
如果说发掘定陵有所收获的话，那就是中国其他帝王的陵墓从此保住了！
(本文摘自《考古不是挖宝――中国考古的是是非非》，高蒙河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9月第一版，定价：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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