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先生说：“我在高校任教已逾26年，与我的团队同事一样，本着一份职业感与责任心，对各层次的学生（包括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乃至博士后合作者）都有一定的要求，即便是某些宠得像太阳的学生，我也敢于行使批评的权利，并不毫无原则地牵就学生，更不讨好学生，但在考试的问题上，我和一些同事又倾向于适当照顾他们，从未在命题与判分中去卡学生。”所谓为人师长，这大概是所有教师面对“天子骄子”的大学生们共同的态度和做法，（一如郭先生所说，这是因为“由于考分是要进入学生档案的，还要伴随他们的成长，影响未来的就业与岗位提拔，非同小可，我就主张培养过程适当从严，结果从宽”。）不过，你猜怎么着？又所谓“得寸进尺”，郭先生主讲《中华文明通论》课程，考试时选择了比较容易的试题，即考题大多所涵盖的“都是一些基本问题，并不存在偏题和难题”，如名词解释的“王阳明”等，结果却引得部分学生的“起哄叫难”，难怪郭先生要回应以“公开信”的方式，一抒积愤了。郭先生质问：“如果你们的家长、中学教师与中学校长看到此类试卷，不知有何感想？生在中国长在中国的法大学生，还有的连‘宗法制’、‘封建’、‘禅宗’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这样的同学为何不去反思自己，却只想着要找任课教师加分，还要为个人的入党、评奖学金、保研、出国而振振有辞？”
郭先生遇到的问题，大凡如今的教师，程度不一，可能都曾遇到过，他们会直接或委婉地与你商量：“老师，照顾一下吧，只有分数到了某某以上，才可以拿奖学金（或出国条件、招聘条件）嘛”，有的，索性问询你的加分“要求”，暗示以钱财等，如是，咳，真是辱没师门，伊于胡底矣。对此，郭先生喟叹：“面对这样的同学，我实有隔世之感，因为在我以往的教学生涯中，我都很少碰到要分的，尤其是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强词夺理来要分的，要分的人数还是如此之多，不啻法大校园中一道诡异的风景。”其实，它仅仅是“法大校园中一道诡异的风景”么？天知道。
或许，这是世风了。黄波先生另有一纸《知识者为什么丧失了耻感》（刊《文汇读书周报》2007年9月28日），记得当时读了之后不免又为之血脉贲张。黄波借冯佐哲先生的遭遇（事见《中国青年报》“一个学者与剽窃者的十年较量”），沉痛地说：“过去做了亏心事，还会痛哭流涕，现在则全然一副‘我就抄了’的架式，视捍卫学术尊严者为异类，这中间有书商我不奇怪，但有教授、博导，有大学的副校长，有出版社的资深编辑，有‘一群研究生’，就不能不让人吃惊了。”气愤之余，黄波又平下心来，理性地说：“环顾国内，这显然不是孤例，这其中有没有一种制度性的东西在发挥作用？”如此一问，问题的严重性更加让人深思。
两篇文章，读后心绪难平。又记得前些年《中国青年报》曾发表过一篇《女研究生的困惑――读研只为有好工作》的文章，编者在刊出时，在按语中曾希望借此引起一番讨论，一如当年署名“潘晓”的那篇文章引起的反馈一样，不过，如今据说早已是“告别”了“革命”和“理想主义”的年代了，在“现实主义”和“功利主义”天下滔滔的大势之下，这样的讨论是不可能有结果的，如今依稀还记得：那位女研究生曾经满怀理想报考了著名学府的新闻学专业，希望能成为卡拉奇那样的女记者，希望三年的读研生活能为自己的未来打下坚实的知识基础。可事实并非如此。看着同学们从一年级开始就忙着找工作，看着不少人为发表论文而当“文抄公”，看着大家很顺利地走完难得的校园生活，她开始焦虑、恐慌，不知所措。读研到底是为了什么？为了自己的理想，还只是为了找份好工作？如何来寻求答案呢？
这位研究生应该是难得的“问题意识”的自觉者，在众人随波逐流的世风之下，她发问道：自己曾“怀着天真的幻想，希望大学是一片净土，是学习与自由思想的圣地，可以不带任何功利性”，并且原本以为“记者是杂家，是社会活动家，应该有宽广的知识面，应该关注社会、关注现实，有思想、有社会责任感与正义感，有悲天悯人的情怀”，原来这都无关宏旨，因为学校和用人单位“看重的是你的实际成果――发了多少篇文章、写了多少论文”，于是，她不得不陷入困惑了：“是不是我太理想化了？新闻系研究生只要从进校开始实习，把该交的作业交了，写一两篇为应付学校要求或者为评奖学金而发表的论文就够了，可以什么书都不看。对形势的错误的估计加上自身的性格弱点，使我把自己弄得一团糟。可是，难道我真的错了？”
以上是几年印象深刻的三篇文章（作者分别是教授、媒体记者、研究生）的片断，实在想问一个问题――大学的高墙之内，有的人为什么丧失了耻感？有的人为什么逐流而下？那么，从常识出发，现在的大学究竟该怎么办？为人师者，以及大学生或研究生、博士生，究竟应该如何规范自己？我们是否还可以循着那位女研究生的疑问接着发问：这究竟是谁的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