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生产与文学传播――商业化视境中的中国现代文学（1928-1937）》，李惠敏著，河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8月第一版，25.00元 李惠敏著《文学生产与文学传播――商业化视境中的中国现代文学（
作者在考察20世纪30年代文学时，通过大量的史实说明，30年代文学的繁荣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商业化”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推动。“革命文学热”的产生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图书和期刊出版的大力推动，在国民党的专制摧残下，左翼文学得以延续和发展，也多亏了商业化环境的庇护。商业化不仅推动了左翼文学、进步文学的发展，对于论语派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文学也同样功不可没，正是商业化带来的文学自立消解了来自左翼文学和右翼文学的政治压力，为论语派赢得了一定的自由空间。相反，民族主义文学虽有政府支持，但由于无法赢得市场，也无法在文坛上实现其与左翼文学抗衡的目的。此外，该书还从读者市场对作家创作的左右、商业化环境下不同文体迥异的境遇、逐利所导致的创作上的粗制滥造等诸多方面，论证了商业化对文学的影响与制约。在从宏观上论述了商业化与文学生产和传播的复杂关系之后，作者还择取了鲁迅、茅盾、巴金、张资平等多位有代表性的作家进行个案研究，深入探究商业化环境对于作家的生活和创作的明显影响。
作者为我们提供了丰盛的史实盛宴，其中有不少不经意间发掘和使用的新资料。人们熟悉了“雨巷诗人”这个称号，孰不知戴望舒还被人称为“烟斗诗人”；女诗人虞岫云在被作者挖掘出来的同时，还顺便指出了《鲁迅全集》中的注释错误；丁玲失踪引发文坛“丁玲热”；巴金借《灭亡》一夜成名、享誉文坛，原来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媒体的宣传包装；茅盾由于忙于在《文学》上“打杂”而影响了小说创作；鲁迅迎合文坛“情书热”出版《两地书》，在经济上收入不菲；张资平在《自由谈》被“腰斩”前，原来就一直饱受左翼方面的批评，“腰斩”也可说是水到渠成；自费出版原来可以自搭云梯登文坛，提前抢占制高点……
在“自费出版”一章，通过对《烙印》、《八月的乡村》、《科尔沁旗草原》三部作品不同命运的考察，作者说明了“出版”对于作家作品的意义。在平实的叙述中，当作者把三部作品的命运讲述清楚了，在不同命运的对比中，“出版”对于作品的特殊意义也就凸显出来了。
在“女作家”一章中，通过对冰心、虞岫云、丁玲等女作家的考察，让我们感受到了女作家由于其性别特征，一般比男作家更受青睐，在文坛“登龙”的过程中更有优势。
在“茅盾”一章中，通过对茅盾在30年代创作经历的考察，指出卖文使茅盾游走于创作与杂著之间，卖文使茅盾的小说创作具有明显的商业印迹，同时，在《文学》上的“打杂”明显妨碍了茅盾的小说创作成就。
在随作者一起观赏那些原生态景观、触摸历史的同时，我们感觉到的不是历史的凝滞与抽象，而是流动与形象，是对历史认知的豁然开朗。在这里，我们所接触到的文学史明显迥异于以往注重对作家作品进行解读的文学史，但却是最为接近原貌的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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