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精华与糟粕并存的外国文化,必须坚持“洋为中用”,贵在精心选择。我们提出“不与人比胆大,要与人比胆识”。翻译出版,不仅要重视文字的转换,还必须考虑传播中的社会效果,多年来,《译林》正是坚持了这种严肃、慎重的态度,保证了在出版导向上没有发生偏差。出版的竞争重在挖掘出版资源,而译者正是翻译出版的重要资源。《译林》作为一家新办地方刊物,起初毫无优势,于是我们一面诚恳邀请钱锺书、杨绛、卞之琳、戈宝权等一大批译界名家出任《译林》编委;同时大胆起用年轻译者。当时上海外语学院一大批中青年教师没书译,我们主动网罗过来,给任务,送词典,发表译作,报销打字复印费,还推荐出席全国性学术会议。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后来都成为我国翻译界的重要骨干。
时代在发展,要求办刊思想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展现新创意。《译林》的题材,从早期的侦探小说,拓展为社会小说、经济小说、法律小说、悬疑小说等;内容从虚构,到纪实、传记、剧本、访谈、自述、回忆、评论、名词解释等,力求丰富多样;刊期也从季刊改为双月刊,还努力增加刊物的附加值,出版了增刊号、文摘版、译林书评等等。《译林》这些传统,已注入刊物积累成一种品牌,实现了三十年来年年盈利。
创新的东西,一开始不容易被人理解和接受,有时还会受到干扰。《译林》定位的特色,正是在排除干扰中坚持下来的。1979年《译林》创刊号全文译载了侦探影片《尼罗河上的惨案》的小说原著。不料被一位外国文学研究界老前辈,上书胡乔木同志,指责《译林》“趋时媚世”、“倒退”,“自‘五四’以来我国出版界从未如此堕落过”。幸好当时党中央正在拨乱反正,对文艺实行“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辫子”的“三不”政策。当时中宣部王任重部长,在期刊工作会议总结时宣布:“耀邦同志同我商量过,《译林》的问题,就到此结束。”在这种气氛下,那位老前辈特地邀请我们上他家里,说由于他的信给我们带来了很大压力,对此表示歉意。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绝无意抱怨那位老前辈,而且事后他已经同《译林》成了朋友。实际上这场风波是文坛上“左”的流毒尚未肃清的反映。有人就说,“打开窗口,让苍蝇、蚊子全进来了。”对此我们坚持排除偏见,努力提高选题质量。到80年代后期,在利益驱动下,格调低下、庸俗色情的商业化小说一度充斥市场。有好心朋友认为,《译林》面孔“太板”,想保住订数,就得设法满足读者的“胃口”;有些发行人员,更要求《译林》的“洋货”和“胡椒面”要多一些。译林人拒绝向庸俗低下让步,坚守原定的品位,注重提高质量,终于顶住了压力与诱惑,使《译林》保住了原有的特色。
一本杂志因其特定内容,往往能吸引一批与其相关的作译者与读者,形成一个与刊物既联系又互动的群体,这既是办好刊物的有利资源,又是扩大刊物影响的工作对象。《译林》充分利用在翻译界联系面广的优势,开门办刊,主动开展与翻译及行业相关的活动,使不同层次的活动,成为联络作者、译者及读者的活广告,增强“窗口”的辐射作用。
创刊以来,我们举办了多次影响较大的活动,例如:1983年与上海《外国语》杂志,联合举办建国以来首次英语翻译征文评奖。1987年会同北京英国文学研究会,在京举办“穆旦学术讨论会”及出版穆旦纪念文集。1990年由《译林》发起并经上级批准,成立了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外国文学出版研究会,并由《译林》承担该会秘书处的工作。2006年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由《译林》承担该组织的国际刊物《国际博物馆》中文本的出版发行。这些活动都受到了好评。
1988年底在《译林》杂志的基础上,发展成立译林出版社。1989年,全社只有17人,出书不足30种,年利润才4万多元,条件相当艰难。但全体译林人,发扬了《译林》早年创刊时期那种艰苦奋斗的精神,坚持开拓创新,经过建社后二十年的拼搏,终于创造了译林的第二度辉煌。2008年,全社销售码洋3.8亿元;历时10年编撰的《20世纪外国文学史》,荣获当年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译林版图书,已成为图书市场一个有特色的品牌。
译林人十分珍惜《译林》杂志已建立的声誉,对译林版图书,不去跟风作秀,不允许牺牲质量争码洋,不打“擦边球”,拒绝粗制滥造,终于赢来了读者对译林品牌的信任。译林社重视树立超前观念,敢做他人未做的事情。例如,率先翻译出版《追忆似水年华》、《尤利西斯》、《蒙田随笔》、《万有引力之虹》等一批填补我国文学翻译空白的巨著,既得大奖又赚了钱,可谓名利双收。又如我国加入世界版权公约之后,译林人认识到,翻译出版的竞争,就是占有外国版权之争。因此较早地舍得大投入,积极买进一大批现当代外国作品的版权,其中有多位作家,后来因荣获了诺贝尔文学奖使其书更走红,这些都成了对译林人敢为人先意识的市场回报。
译林社充分利用外语人才多、涉外联系广的优势,积极走多元发展的道路。除外国文化类图书以外,又与牛津出版社合作,开发了译林版从小学到高中的英语国标教材和配套教辅,以及外国漫画、中英双语读物、高职英语教材等新的领域,还瞄准世界市场,实施“走出去”战略,在引进版权同时,努力扩大版权输出,加强对外合作出版,为创建全国一流的出版社,再做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