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乾比易君左还坏”
其实这
据1月7日《华商报》的报道可知，在这个演讲中，郭沫若说，“文艺方面像政治一样，一方面有为人民的文艺，一方面有反人民的文艺”。而反人民的文艺有四种。
第一种是茶色文艺。搞这种文艺的一群人中，有萧乾、沈从文、易君左、徐仲年等。萧乾比易君左还坏。他们有钱有地盘，更有厚的脸皮。硬是要打击他们才行。
这时，邓初民插话说，“硬是要消灭他们才行，在座的都笑起来表示赞成”。（《华商报》，1948年1月7日，转引自上海社科院，上海图书馆编：《郭沫若在上海》，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94年版，第349页）
第二种是黄色文艺，第三种是“无所谓的文艺”（指文艺上的“中间路线”），第四种是“通红的文艺”（指“托派的文艺”）。
他那著名的《斥反动文艺》显然脱胎于此次发言。不同的是，批评萧乾的“茶色文艺”变成了“麻醉读者”的鸦片式的“黑色文艺”。他这篇文章措词很严厉，后果也很严重，给他所点明批判的那些文人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厄运。比如，萧乾说，“他支配我的政治命运达三十年之久”。（萧乾：《未带地图的旅人：萧乾回忆录》，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220页）当沈从文看到“多少比我坏过十分的人，还可从种种情形下得到新生”，而他“竟无从参与”“这么一个新的国家，新的时代”（《沈从文全集》（第19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5页）时，一时想不通，以至于喝煤油，割脖子。
私人恩怨？
要问的是，今天，我们如何看待郭沫若对他们的批判呢？
当事人似乎无一例外地将郭对他们的批判归因于他们与郭结下的“梁子”，认为1948年的郭沫若对他们的批判正是郭的“伺机复仇”。
萧乾认为，郭沫若如此斥责他与1947年5月他在《大公报》上发表的一篇社评有关。当时萧乾反感于洪深等人为田汉在《大公报》发表的祝寿词，他说：“英国肖伯纳，90岁还在写作，我们呢，到50岁就大张寿筵，称公称老。”没料到的是，本是讽刺田汉的话，却无意中误伤了郭沫若，这“可惹下滔天大祸！”
众所周知，1941年，为配合当时斗争形势，在郭沫若五十寿辰之际，全国各大城市隆重举行祝寿活动，而且谁都知道人们当年将茅盾尊为“茅公”，把郭沫若尊为“郭老”的，说回来，将五十来岁的“老郭”称为“郭老”，在当时社会中，也不算啥稀奇的事，以“鲁翁”为例，鲁迅不也是在五十来岁就被人称为“世故老人”了。今天，六十七十不稀奇，八十还是小弟弟的社会中，又有谁将一个五十来岁的人称为老人呢，但就当时人的平均年寿而言，五十岁称老人也说得过去。再以“郭老”在当时“为国”“为民”“为党”作的贡献和发挥作用来看，这样被尊称也不算多过分的事情。
发表了“称公称老”的文章后，萧乾说：
第二天马上就听到强烈反应，随后郭沫若就在香港写文章说我是“黑色文艺”，并且无所不用其极地在香港地下党的《华声报》上造了我许多谣言，如说宋子文给了我多少金条等等。我生平没有得罪过人，这次太不慎重。只几个字，开罪了文艺界领导人，在中国，那真是不得了。现在文学史上还写着这件事，把我作为那时候一个反动文艺的代表，文学史资料里还收着《斥反动文艺》和我写的那篇社评。对这事，我首先承认不该那么写，是我不了解国情，更不知道郭沫若是鲁迅的接班人。至于郭沫若宜不宜那样怒斥，我不想置喙。（萧乾，傅光明：《风雨平生――萧乾口述自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3页）
“四个字恨上一辈子”（《文洁若忆萧乾》，《文汇报》，2003年11月12日）看来萧乾先生将郭沫若在《斥反动文艺》对他的斥责归因于“称公称老”一言的报复。
然而，在萧乾看来，郭沫若对他的打击和诬蔑还没有结束。不久又发生了萧乾“主编”《新路》的事情，这事又叫郭沫若给抓住把柄了。1948年，北京一批高级民主人士吴景超、钱端升等人创办《新路》刊物，萧乾曾答应主持该刊物的国际问题及文艺部分内容，幸而接受了老同学共产党人扬刚的劝告，没有真正加入。然而在香港的郭沫若则称《新路》是“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出资办的”（事实上，该刊随后被国民党查禁），“并一口咬定是我主编的”。萧乾称，“这样颠倒黑白、无中生有竟出自我多年景仰的郭沫若之手，使我寒心透了。……更有甚者，郭沫若还在一篇文章中用五颜六色把他看不顺眼的一批作家丑化了。”（萧乾，傅光明：《风雨平生――萧乾口述自传》，第215页）
反思历史
虽然，我们不能说郭沫若对沈从文、萧乾的这个批判或清算就一定不包括“报宿仇”的因素，我们要问，平心而论，这是郭沫若的大批判的主因吗？
很明显，也很关键，郭沫若这个批判的根据主要是基于政治的文艺批判，而他的政治标准就是“为人民”，他之所斥的“红黄蓝白黑”五色“反动文艺”之所以反动，正在于他们“反人民”。他说，“凡是有利于人民解放的革命战争的，便是善，便是是，便是正动；反之，便是恶，便是非，便是对革命的反对。我们今天来衡论文艺也就是立在这个标准上的，反谓反动文艺，这是不利于人民解放战争的那种作品、倾向、提倡。”（《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88页）
以郭的这一标准来判断的话，萧乾“自命所代表的是‘贵族的芝兰’”难道“有利于人民解放的革命战争”吗？自命为独立不旁的《大公报》在一个非敌即友的氛围中能独善其身吗？萧乾是这样说的，“战后，国内的政治格局是只许一边倒，不允许走自己的路”。（萧乾：《未带地图的旅人：萧乾回忆录》，第217页）那么，以郭的眼光来看，萧乾自然是“钻在集御用之大成的大公报这个大反动堡垒里尽量发散其幽缈，微妙的毒素”了。
那么，郭沫若对沈从文、萧乾、朱光潜诸人的批判就不错吗？当然错，但这种错误并不全是郭沫若的错误，而是“时代大势”下的必然结果。正是那个国共生死抉择的最紧要的历史时刻“把握着”郭沫若的手，写下了讨伐“反动文艺”的战斗檄文。萧乾在提到1956年反右前和1966年文革时，都不约而同提到了一双无形的巨手。1956年，他对他自己恢复写作感到兴奋，可是“我总感觉有一只无形的巨手在把知识分子往外推，尤其推那些吃过面包的”。到了1966年，“一只更大更粗暴的手，索性把整个知识界一个不剩地推出去了”。（萧乾：《未带地图的旅人：萧乾回忆录》，第313-314页）其实，1948年批判他的郭沫若不也是在这只“无形的巨手”把握中吗？
“文革”后，常有人对萧乾悄悄表示，“五七年我对你欠了债”时，萧乾一律回答说，“怪不得你”（萧乾，傅光明：《风雨平生――萧乾口述自传》，第308页）。萧乾这话是对的，的确，这种“欠债”是历史的欠债，身在其中的个人是不能逃脱时代的左右的。生物学家沈善炯院士后来在谈到他在“文革”中不可避免的不幸遭遇时说，“不论是害人的还是被害的，其实都是政治运动的受害者。”（熊卫民：《科学界的“牛棚杂忆”――听沈善炯院士回忆往事》，《中华读书报》2010年1月6日，第7版）以此而言，郭沫若何尝不是历史的受害者？回溯历史，臧否人物，也许不宜过于着重于个人道德，以私人恩怨来解释一切，以免遮蔽了对历史、对制度的真正反思。当事人对某些事不可能不耿耿于怀，但对后人而言，回溯历史，终究还是为了面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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