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洁若的快人快语，是能够让人猝不及防的那种。她说任何人事，
少女雪子
时间上溯至光绪元年(1875)，在边远的贵阳，一个叫文明钦的读书人考中了举人。而立之年的他撇下妻子和一对儿女，只身赴京应考进士，十五年之后才考中，开始在广西、山西各地出任县官。老年回到北京，买了两个四合院，定居下来。1893年，他的发妻生第二个儿子时死于难产，使他对这个叫文宗淑的次子格外疼爱，延名师给予最好的教育，同时也惯出了孩子暴躁的脾气，总把姐姐当马骑。
文宗淑聪明嗜学，从小就能帮父亲批公文、写书信，好友钱玄同多次夸他文笔好。23岁时，文宗淑通过高等文官考试，被派到日本担任外交官，做过横滨总领事和三等秘书官。宗淑后来与万佩兰结婚，吵吵闹闹一辈子，生了好几个女儿，其中1927年生的那个，就是文洁若。
6岁的时候，文洁若入孔德学校启蒙，孔德学校是北京大学的实验学校，从幼儿园到高中一贯制，由蔡元培兼任校长。一年以后的1934年夏，文洁若六个姐弟连同妈妈，就被爸爸接去东京了。取日文名字“雪子”。由家庭教师辅导半年，过了语言关后，文洁若于1935年1月插班入日本麻布小学。从那时候开始，她在整个求学过程中，一直就读于一流的学校，一直内向腼腆，不善交际，一直自律甚严，也一直名列前茅。
1936年，日本发生“二・二六”政变，局势动荡，文洁若的父亲也被免职。于是，全家人回到了北平的四合院。文洁若先在一所日本小学读书，1940年，她拿着优等生奖状和全勤奖状毕业，进入圣心学校。
圣心学校遍布全世界，是天主教圣方济各修会办的，分英文班和法文班，学制十年一贯制，在中国坚持到了1966年。文洁若在英文班，英文学得比那些金发碧眼的同学还好，每月都获奖，并连跳两班。可惜当时，文洁若家五六个孩子都读书，全靠父亲变卖家产支撑。圣心学校的学费又贵，读了一年九个月，再也难以为继。于是，1942年1月至8月，文洁若便辍学在家，自修初中的课程，读四大名著，背诵《孔雀东南飞》、《长恨歌》等长诗。直到9月考入辅仁女中的初三，并一直念到高三。
1946年盛夏，正是抗战胜利后第二年，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联考，分别招生。考生极多。文洁若在沙滩北大红楼参加高考。到了考场才发现忘了带准考证。电话急唤弟弟送到。就这样，文洁若有惊无险地考取了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英文专业，放弃了同期考取的辅仁大学女校西语系。她还记得当年的考试题目，英语是写篇作文《解剖一只麻雀》，国文也是写篇文章《学校与社会》，并解释四个成语：指日可待、变本加厉、隔岸观火、息息相关。
毕业后，文洁若顺利考入三联书店当校对，次年调到刚成立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历任整理科编辑、编审，苏联东欧组编辑，外文部亚洲组日本文学翻译，编辑日本古典文学作品的汉译稿，同时翻译日本近现代文学作品。
“爱管闲事”的校对员
早在东瀛两载，文洁若的日文说得如同母语一般，她的父亲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培养她的文字翻译。父亲常带她去书店门市部，引导她看书，并鼓励她将读的日文书翻译成中文。有一次，父亲给她买了八十八卷本的《小学生全集》，并教育她说：“要是你刻苦用功，搞翻译，以后在书上印上自己的名字，该有多好。”父亲还说，“我一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出版过一本自己的著作。”这些话都深深地影响了文洁若。
从日本回到北平时，文洁若还是一个四年级小学生，父亲便要求她将日文版的《世界小学读本》翻译成中文。整套书十本，其中英美法各两本，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德国各一本。文洁若用四年的时间，译出了一百万字的书稿。也就是在那时候，文洁若对于自己的未来已经有了清晰的愿望：当一名翻译家。
在清华大学读书期间，文洁若一如既往地“死心眼”看书。她的同学中有部分是积极参与运动的，她知道，但自己很少投入。她的同学宗璞回忆说，除了上课、吃饭、睡觉，文洁若几乎都在图书馆里，好像那儿才是她的家。有点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味道。她是在图书馆迎接新中国成立的。
文洁若律己甚严，给自己规定的标准是，87分以上才算合格。她保留了一份清华期间的成绩单：大一：英文89，英国文学史93；大二：散文及写作91，法文89，英语语音学89；大三：英文散文及写作98，小说选读88，戏剧选读88，圣经87，希腊神话91；大四：欧美文学名著选读93，德文90，毕业论文90。就是这样的学习基础，为文洁若之后的翻译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求学期间，作为练笔，文洁若曾将郭沫若的《女神》等作品翻译成英文，又将英国小说家查理・里德的代表作《修道院与家灶》译成中文。可惜这批译稿都在文革的“红八月”中毁于一旦。
到了出版社之后，翻译成了文洁若的分内工作。不过她最初的身份，连编辑都不算，只是一个文字校对员，负责改正排字工人排错的字。文洁若却总是忍不住“技痒”。给焦菊隐看从英文转译的《阿・托尔斯泰短篇小说选》校样时，她就“多此一举”地从资料室借来英译本，指出漏译、错译处，为此加班加点、无酬有劳，却无怨无悔。
因为总是“管得太宽”，到三联分出人马组建人民文学出版社时，以文洁若为首的几个好管闲事的大学生便被单独出来，成立了一个介于编辑部和校对科之间的“整理科”。这样一来，文洁若虽然无权在译稿上直接改动，却乐于在稿子周围贴上密密麻麻的小条，写满了修改意见。经过文洁若之手的译稿，总是像老头子一样满脸胡须。她参与编辑的译稿包括周作人译的《古事记》、《枕草子》、《狂言选》、《浮世澡堂》、《浮世理发馆》、《平家物语》（未完成），钱稻孙译的《近松门左卫门作品选》、《井原西鹤作品选》，丰子恺译的《源氏物语》等。
除了“整理译稿”，文洁若也亲自操刀翻译。1954年跟萧乾结婚后的三年里，她每年完成近200万字的编辑任务，还利用业余时间从日文翻译了《活下去》、《日本劳动者》，从英文转译了苏联的《沙漠》、《她的生活是怎样开始的》、《布雪和她的妹妹们》等。后来又翻译了西奥多・德莱塞近五十万字的《黎明》，由萧乾校订完毕。可惜这部译稿毁于文革，两位老人也没有精力重译了。
文洁若这段时期的翻译还不够娴熟，却是她人生的第一个高产期。而且，她的翻译风格那时已经开始凸现，就是精准。同行称她的翻译准确、严谨，“一个零件也不丢”。文洁若自己也说，她的文字一般，在和萧乾的翻译合作中，她只负责“信”，萧乾管“达”和“雅”。
追求精准的翻译家
好景不常，文洁若很快就随同萧乾陷入政治浪潮，一入尘埃二十余年。在这期间，也偶有短暂的安宁。1958年，出版社的下放干部有一半能够回北京。文洁若虽然是右派分子的“臭婆娘”，但作为业务骨干，还是在回京名单当中，被调入亚非组，从事日本文学编辑工作。文洁若说，从那时起到文革期间，是她一生中精力最充沛的时期。她当年11月下旬回京上班，年内就发了两本书，40万字。之后数年，她经常在办公室加班到10点，再带一部书稿回家，工作到凌晨2点。不仅独力完成日本文学的组稿、发稿，还编了菲律宾作家何塞・黎萨尔的长篇小说《不许犯我》（现译《社会毒瘤》）及其续编《起义者》，共80万字。当时萧乾还在农场劳动，两人至多三天必有一次通信往来，都编了号，其中很多就是讨论书稿翻译的。
文革最初的风暴过去后，1973年，文洁若从咸宁的五七干校回到北京，进入了第三次工作“高峰”。他家原来的住房已经被人侵占，门洞改成的“家”实在不够住，文洁若在单位办公室，用八把椅子拼在一起当床，凑合着过夜，就这样过了十年，一直到1984年，她和萧乾才有了能放下全家五口人的住房。而就是在这种环境下，文洁若翻译了很多日本文学作品。但是，工作努力，成就感却有限。那段时间翻译的作品，思想性和艺术性都不怎么高。她感到很伤感，只因为战后日本经济复苏，他们的文学在世界上的地位也提高了，不怎么样的作品也能走向世界。而国内的文坛却一片凋敝，让人忧虑，这还是不能说的忧虑。
文洁若早期以日本文学翻译为主，事实上，她恐怕是我国个人翻译日文作品字数最多（800多万字）的翻译家。前后半个多世纪，她主编《日本文学》丛书19卷，翻译了14部长篇小说，18部中篇小说，一百多篇短篇小说，如《高野圣僧――泉镜花小说选》、《芥川龙之介小说选》、《海市蜃楼・橘子》、《天人五衰》、《东京人》等。井上靖、川端康成、水上勉、三岛由纪夫等人的作品，都是经她的翻译，才得以被中国人所熟知的。
这些翻译成就也获得了日本方面的广泛认同。1985年，文洁若被邀请为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访问学者和东京东洋大学客座研究员，赴日一年研究日本近现代文学。2000年8月，73岁的文洁若和盛中国同时获得“日本外务大臣表彰”奖，给她颁奖的是时任日本国外务大臣的河野洋平。两年后的11月，日本政府更是授予文洁若“勋四等瑞宝章”。瑞宝章是日本从1888年开始制定颁发的勋章，从上到下分为六个级别，用来表彰在对于国家和公共事务功绩卓著的人士，以前只能颁给官吏和男性，后来才接纳平民和女性。文洁若作为中国人获得这一勋章，是一项难得的殊荣。
除了日本文学翻译，作为精通日、英两种外文的编辑，文洁若翻译生涯中的另一件大事，就是晚年耗时四载，与萧乾合作翻译《尤利西斯》。这是她英文翻译的最主要成果。相比之下，翻译新西兰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短篇小说之类，就不算什么了。
曾经，父亲带小洁若逛日本书店，指着五册的袖珍本《岩波文库》版《尤利西斯》说：“你看，日本人连这么难的书都译出来了。”而一个甲子之后的1994年，文洁若以衰病之躯，和萧乾一起完整地译出了这部天书。
坚强的“三门女子”
我要采访的是文洁若，可是文洁若说话，动不动就扯到萧乾身上去了，“亚”如此，“亚”如彼的。我不得不总是费劲地把话头往回拉。亚是“亚克桑”的简称，亚克桑是日语“他”的音译，这是文洁若婚前，家人谈论萧乾时的用词，后来便一直沿用了。
萧乾是记者和翻译家，但他自己最看重的身份是作家。文洁若是编辑和翻译家，但她自己最看重的身份，却是萧乾的妻子。萧乾的宗教是文字，文洁若的宗教是萧乾。她说，她一辈子就做了三件事，搞翻译、写散文、保护萧乾。
文洁若本来是“三门女子”、“三门干部”，从家门到校门再到机关门，经历简单，思想单纯，再怎么“运动”也不容易落到她头上。可是，就因为跟“右派萧乾”扯上了关系，她经历了种种苦难，包括被批斗、殴打、隔离，她母亲被逼自杀后，中学的红卫兵还逼文洁若对着母亲的遗体大声赌咒“死了活该”。萧乾也几度自杀。这些残酷的经历留下了深深的痕迹，文洁若至今还有一个习惯，一听到残酷的罪行，首先算算那人在1966年时多大。
但文洁若一点也不回避那些苦难和恐怖的岁月，只因为她要讲述乐子（萧乾的小名）与雪子的爱情故事，对她来说，弱水三千，曾经沧海，除却巫山，皆不是云。
如今的文洁若83岁，子女两个在美国，她独自一人生活在木樨地一处老居民楼里，家里乱得一塌糊涂，她已无力收整。但书和重要的文件、电话在哪里，她大致都记得。有社交活动的时候，她早早起来，戴上假发，手握老式的木柄菱花镜，整理自己的妆容和首饰，从容又端庄。每次门铃响，她便微驼着背，慢慢地出来开门。从外面活动回来，下了车，她坚决不让别人送她上楼。她说“我自己能行”，然后拄着拐，庄严地，一步步自己走。
她显然很重视家庭，一边说“我要送你一本书”，一边抽出一本来，上面已经并排工工整整钤好了她和萧乾的阴文印，是送给我的书。她非要问清楚我先生的名号，题赠“贤伉俪惠存”。第二本书，问清孩子的名字，是送给“小友”的……文洁若送给我很多本书，有萧乾的，有她的，还有她写萧乾的。她还说自己就是个书呆子：看书、写书、翻译书。如是而已。是的，如是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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