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当代中国人已经感觉不到性别问题的存在了，有的人甚至在抱怨我们这个社会开始变得阴盛阳
作为中国第一位研究“性”的女社会学家，李银河发表的言论每每会成为媒体和公众关注的焦点。1999年，她被《亚洲周刊》评为中国50位最具影响的人物之一。2008年入选“改革开放30年影响中国社会30人”。这本《后村的女人们》出版后颇受好评，也引发了一些争议。
读书报：您曾经就同性恋、换偶、一夜情等社会现象发表一系列“离经叛道”的观点，引发激烈的争论。这次的新作也不例外，很多网友表示质疑，认为该书以偏概全，没有代表性，对此您本人如何看？
李银河：我并没有打算拿它去推论总体，也没有说要代表谁，它只代表它自己。很多人对社会学研究的常识不太了解。社会学研究方法分两类，一类是定量调查，如随机抽样，一般采取问卷调查的形式，推论到一个特定的总体；另外一类是定性调查，通过调查，获取比较生动、深入的细节性资料。像这类定性研究一般不做推论。我不会据此推论到全国农村。当初费孝通的《江村调查》就是定性调查一个村子，如果说后村调查是以偏概全，那费孝通岂不也是如此了？
读书报：当初是怎么动念要做这个调查的？
李银河：中国最大多数的妇女在农村。要做性别研究，研究妇女，避不开农村。虽然她们是那么大的一个群体，但和城市妇女相比，她们越来越被边缘化了。所以，社会学有责任来关注她们。而且，性别研究对这一块是必须要研究的。另外的一些原因，我在书中前言里也写到了――受到了一些“刺激”。国外那些搞妇女研究的学者，人生地不熟的，万里迢迢的来到中国，反倒是我们自己没人来做这一块的事情。而且，我在农村插过队，在农村生活过很多年，后来又多次在河北、山西、浙江等地的农村就不同的问题做过调查，算是“半个圈内人”。所以，这次就专门做了这样一个性别研究。
读书报：您选取了100位后村女性，针对她们的不同社会角色（女儿、妻子和母亲），进行走访调查，由此分析她们在上学、就业、婚嫁、抚育后代、家务劳动、参与社会和政治活动等方面与男人的权力差异。像后村这种“定性”的调查方法，是否就是您所谓的挖掘出“真正的人的故事”？
李银河：对。费孝通曾经强调说，社会学研究要出“故事”。我这本书里有很多很多的故事。比如男孩和女孩在受到父母的喜爱和得到的营养等方面，都有很多故事和细节。我记得有一个故事是讲上面救灾发下来一块牛肉，因为怕有毒，父母就让女孩先吃，实际上要是事先知道是好的，就没她的份儿了。这样的故事令人很受震动。
读书报：在《后村的女人们》一书中，您选取的是怎样的一种研究视角？
李银河：主要是性别视角。农村调查有很多视角，如三农问题、乡村发展问题、出外打工问题、追溯打工妹从流出地到流入地的问题（这方面的研究我自己曾经做过）等。这本书通过性别视角，关注男女在各个方面是否平等的问题，如果是不平等，又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读书报：在最后一章《性别不平等的起源》中，您指出社会性别的区别是中国社会各类分化因素中最持久的一种，什么时候这种社会意义上的差别真正消失了，中国的妇女解放事业才算是获得了最后的成功。您认为这种差别能够消失吗？
李银河：只能是越来越趋向于消失，越来越趋向于平等吧。目标其实还是挺遥远的。在很多量化指标的调查里，如以女童失学率、女婴死亡率、男女工资比等这些指标来评各国男女平等程度，一百多个国家中，中国排在第28位，还是比较靠前的。因为按照国情和国家的发展程度，我们排在第五六十位上。但是我们和北欧的国家相比，还是有相当的差距。人家的女性议员能达到40%，所有的管理干部中，女性也能占到比我们大得多的比例。男女平均工资，女性能达到男性的80%。我们一度是80%以上，但改革开放以来，市场自由经济发展，已经降到70%多了。
读书报：对于这种差别的消失，您持什么样的态度？乐观，还是悲观？
李银河：我是很乐观的。因为男女平等是国策，全世界很少有几个国家像中国这样，主流意识形态就是主张男女平等。而且，全世界也没有几个国家像中国这样，颁布了妇女权益保障法。
读书报：对这本书，您本人的看法是怎样的？
李银河：我个人觉得还算是一个挺规范的关于性别问题的乡村调查。应该说，它囊括了我能够想到的，以及其他学者涉及过的和性别有关的各个问题。如教育机会的均等，家务劳动的分工，继承制度，婚后居住制度，自杀等等。但从最后的研究来看，并不是那么乐观。农村真正想要改变这个状况，婚后从夫居制度是一个关键。但这个制度是农村男权制的一个基础，是几千年传承下来的习俗，和土地分配等连在一起，很难改变，只能寄希望于城市化了。
读书报：作为中国第一位研究性的女社会学家，尽管您的研究领域颇为宽泛，但人们还是将您的身份锁定在性学研究者这一点上。
李银河：其实我的研究不止于性。我做三类研究：家庭社会学、性别社会学和性社会学。《后村的女人们》就属于性别社会学范畴。但公众都将目光锁定在性学研究这一块。有这样一个说法：一本书出来后就和作者没有关系了，因为读者有自己的选择。是他们锁定了我的这个研究领域。这和社会变迁导致这方面发生剧烈冲突是有关系的。比如说在家庭社会学这块，虽然也有很大变化，如家庭结构变得越来越小，家庭关系也从亲子轴向夫妻轴转换等，但这些问题和社会习俗没有什么太激烈的冲突，但在性领域，就大不一样了。如婚前性行为，这就和过去的守贞观念有很大的冲突。我记得几年前看官方的杂志，还是将同性恋和卖淫、嫖娼、吸毒同列为社会丑恶现象。我为同性恋正名，纠正社会对他们的歧视，这就和社会的观念、习俗的冲突特别大。
读书报：听说您下一个研究课题准备做“新中国的性史研究”，能否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李银河：我正在准备申请今后两年的一个研究课题，实际上也是我学术生涯的一个总结。再过两年我就要退休了，所以，我想用这两年的时间做一个60年的性史。从1949年到2009年，这中间有很多变化，很多案例。我想从两个主要方面着手：一是实际的事件，也即那些标志性的案例，如大量的卖淫业老板被判处死刑等案件；另一个是观念，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报纸、杂志上反映出的时代和历史变迁。现在心里初步想的是这样一个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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