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社会学引入中国伊始,就把乡村作为最重要的研究对象,涌现出很多优秀的“乡村社会学”著作,比如民国时期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林耀华的《金翼》,比如近年来曹锦清的《黄河边上的中国》、阎云翔的《私人生活的变革》。
对于今天的中国,都市里发生的一切当然最受瞩目,与此同时,乡村社会也吸引了更多的目光。“乡村社会学”仍然是最有希望产生经典之作的一个领域。我们这里向读者推荐的李银河著《后村的女人们――农村性别权力关系》、吴飞著《浮生取义――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就是这个领域最新的重要收获。
这两本书在理论、方法、观点等诸多方面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而最让我们过目难忘的,恐怕是书中讲述的一个个具体、鲜活的“真正的人的故事”。有的故事也许是我们易于想象的,有的故事则颇出我们意料之外。无论如何,它们有助于我们触摸一个真实的“乡土中国”。
――编者
摘录
●说到拜年的习俗安排,大年初一是同村人之间相互拜年,其中已婚女子也是要出门向本家族的长辈和同辈年长者(以各家男人的辈分和年龄为准)拜年的。初二到初八是亲戚之间相互拜年。这期间,除了给自己的娘家父母拜年以外,已婚女子一般不能到任何亲戚家去拜年。女人们在这期间做的事,是给要出门拜年的丈夫准备好礼品,然后就呆在厨房里,给来往不断的亲戚们沏茶做饭、洗刷碗锅,而且在这种场合,女人是不得上桌和男人一起吃饭的。
另外,后村还有一个比较奇特的习俗:凡是未婚女子不得给任何人拜年,包括自己的父母。以我的调查员为例,她29岁了,未婚在外工作多年,在村里,从来不用给任何人、任何亲戚拜年,也不用给自己的父母拜年。
(《后村的女人们》,p9)
●在食物的摄取方面男女是否平等呢?调查发现,在农民的日常进食活动中,存在着一个等级秩序,分等的标准有三个:一是性别,二是辈分,三是身体的强弱。而这个等级秩序,人们(包括女人)都认为是合情合理的,是每个人都应该遵守的“规矩”,所以,村民们常用“规矩大”来表达家中等级秩序的情况。
小学教师东对家里的进食等级做了很形象的概括,她说:
男女不一样。俺上面有个哥,下面一个妹妹。要是家里有一个好吃的,肯定是哥哥的;有两个,就是爸爸和哥哥的;要是有三个,就是爸爸哥哥和妹妹的;有四个好吃的,才轮到我;有五个好吃的,最后才轮到俺娘。俺家就是这样。别人家也好不到哪里去,她们不好意思承认呗。
(《后村的女人们》,p28)
●在对中国社会、农村、妇女的传统研究中,也不乏对自杀的讨论。其中一个经常出现的解释是,父权社会中的性别差异,是导致妇女容易自杀的根本原因。但田野研究中的情况却告诉我们,现实远比这复杂的多。在费力鹏等人的研究之前,我们一直没有确切的自杀率,连20世纪80年代都无法妄测,更不用说新中国成立以前的社会了。因此我们不能确切地讲,中国的自杀率究竟是一直这样高,还是现在有所提高,甚至是否可能以前比现在高。不过,在数据不足的情况下,孟陬的老人们还是可以大体回忆出身边的情况来:“过去的时候,没怎么听见说多少人寻死觅活的。就是80年代以后,这样的事多起来了。特别是1985、1986年以后,大概到1995年,老是听见谁家喝药了,这几年还挺多,不过比前些年少点了。”
对这样的现象,人们也给出了自己的解释:“以前的人老实,想不到自杀。像当媳妇的,到了婆家就挨打受骂,谁都忍着,一般不会去寻死。人们都觉得这是应当的;而且等生了孩子,自个在家里地位高了,也就不受气了。现在可不是了。一个个都了不得了。当媳妇的受婆婆的气?婆婆不受人家的气就是好事。一不顺心,就寻死觅活的。”
在我的调查样本中,媳妇自杀和婆婆自杀的个案都很多,而婆媳吵架导致的丈夫(儿子)的自杀,也不在少数。以父权社会来解释,是说不通的。也许更可能的解释是,家庭政治变得越来越复杂和敏感,使得人们越来越容易感到遭受了委屈,因而以自杀的方式来反抗。
因此,我们就必须重新思考中国进入现代以来的家庭变迁。……因为家庭中没有了过去的父权制度来维护其基本的稳定结构,反而使家庭政治变得更加复杂、微妙和不可预期。妇女们有了更大的平等权和自由空间,对不公就极为敏感,更容易反抗一点点委屈。我想,这就是那位老人那句话背后更深层的社会问题。
(《浮生取义》,p55~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