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臣今月十四日准尚书省札子，奉圣旨差臣兼实录院同修撰者，臣闻命震骇，不知所为。
这是朱熹本人的文字，足资凭据。既然十四日才收到尚书省下发的公文，那么断不可能在十一日戊辰就入史院就职。余先生据此认定朱熹入史院“当在十四日辛未”，《朱子年谱》所定时间定然存在问题，王氏所据旧谱或《语类》，“即便有戊辰的记载，也不可从”。王氏致误的主要原因，便是没有注意朱熹这篇奏状。连这么重要的第一手史料都从眼皮底下溜过，难怪余先生毫不客气的批评道：“王懋?《年谱》及《考异》均无一字及于此奏状，殊属疏漏。”
事实果真如此么？今查《朱子年谱》卷四同年十月十四辛丑日明载：“差兼实录院同修撰，再辞不允。”并特地注明，在朱熹的文集中有《辞免兼实录院同修撰奏状》一、二两篇，可以参阅。记载如此明确，又怎么是没有一字提及？原来朱熹在十月十四辛丑日被任命为实录院同修撰，他先后两次上奏状推辞，均不获允，于是勉强接受此项任命，并于闰十月十一戊辰日正式入史院。王懋?《朱子年谱》将此事分载两月，十月记任命，闰十月记就职，实属深谙修谱之法。戊辰日既已就职，则没有必要再重复上个月的奏状，余先生自然也无法在这一天的记载中查到那两篇辞职信。
其实，《朱子年谱》的这两段记载不过间隔十数页，稍事翻检即得。余先生写作此书的着力点是在宏观方面，这些具体问题偶有疏漏，可以谅解；不过因此得出错误结论，反而责怪前人并不存在的“疏漏”，则实在不该。毕竟，用十月的史料来讨论闰十月的问题，并以此推翻沿用已久的正确记载，所带来的后果恐怕就不止“疏漏”二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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