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敏
读书报：作为此案的直接相关者，写作中你如何平衡个人情感和事实真相？
袁敏：这样有强烈纪实色彩的作品，更多的应该是对
读书报：在该书写作过程中你如何对拥有的素材进行取舍？都考虑哪些因素？
袁敏：事实上还有很多我掌握的素材没有写出来，这倒不是取舍的问题。书中包括的六篇文章的篇幅已经足够一本书的容量，如果再写篇幅就太大了。加上这些文章在《收获》发表后读者们反馈很热烈，出版社也有出版周期，这些都促使这本书的出版。何况，我是用业余时间写作，我在《江南》杂志的工作很忙，没多少时间去写作。但有那么多素材装在我心中，肯定还会有东西喷涌出来。我想自己不会就此搁笔。
读书报：在书中，你好像更侧重对人物人性层面的发掘。
袁敏：我也时常自问，30多年前的这桩公案，如今我去重新挖掘，写出来到底有多大意义？事件本身也许只是一段可以评说的历史。但如果我书写的这段历史中有了人物命运的轨迹，意义就不同了，那些人物命运是在那样的历史背景下出现的。“总理遗言”案其实只是这本书的背景，而人物的命运、人性的复杂明暗才是我要表现的实质。
读书报：写作过程觉得最艰难的是什么？写到这个程度，有没有遗憾？
袁敏：最艰难的是对于有的当事人“主观遗忘”的挖掘，挖掘后如何描述的选择。比如写到蛐蛐儿，他既是那个年代的青年才俊，在制造“总理遗言”这件事上他真是充满了智慧，但同时由于他当年在高压下的虚假“招供”牵连这么多人入狱，面对这样的人物，如何把握对他的描述？在《追寻真相》中我有三段补记，为什么会有三段补记？因为我的文章触到了人性的痛处，几乎所有当事人都担心这篇文章是否伤害到蛐蛐儿。那篇文章原来的名字叫《钢丝上的谎言》，毕竟“总理遗言”再怎么说是投向四人帮的匕首，本质上也还是弥天大谎。对这种谎言的价值评判的犹疑让我非常痛苦，这也是我写作时最艰难的地方。一方面我不能违背史实，另一方面我又要尽可能地不伤害蛐蛐儿。写到现在这个程度，有人说我的书还是没有打破历史的迷墙，我承认我在迷墙面前还是有所却步。我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历史的迷墙有时不必穿透，因为历史有些地方是无解的。
读书报：青年时代近距离面对这样的大案，对你后来的人生有何影响？
袁敏：影响太大了，成熟好像是一瞬间的事情。在遭遇这件事情之前，尽管父母早已被打倒，家也被抄，开始尝到人间冷暖的滋味，但文革初期被打倒的人太多，所以我不觉得有多么恐慌，而且那时哥哥姐姐在家，他们很呵护我。但是到了1976年，“总理遗言”案发，突然间家里的三个人被捕入狱，母亲当时又病卧在床，我的心里一下子多了很重的担当，真是一夜之间就长大了。
读书报：多年的文学编辑经历对你的写作是促进还是束缚？
袁敏：我觉得还是促进多一些，多年的编辑经历使我在写作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分寸把握上比较得宜。我很清楚一部作品的表达尺度和门槛，不过我不会因此牺牲自己想表达的东西，但如何表达，我的编辑经验还是帮助了我。所以《重返1976》虽然送审一年，最终还是得以顺利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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