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茅盾与姚雪垠交谈
书斋中的姚雪垠
一
其实茅盾与《李自成》作者姚雪垠很早就结下因缘。1938年春，姚雪垠最初创作的短篇小说《差半截麦秸》在茅盾主编的香港《文艺阵地》杂志发表。由于运用了鲜活的群众语言，较成功地塑造出一个农民游击队员形象，这部作品得到茅盾的热情肯定。这是姚雪垠文学的起步，可以说，由于茅盾的支持，姚雪垠的作品在国内引起重视，他本人也因此增添了走向文坛的勇气。抗战时期在重庆，茅盾还曾与姚雪垠在文艺界抗敌协会的一个读书会共同学习、工作过一段时间。这打下了他们后来相互交往的基础。
1974年正是文革期间，姚雪垠在艰难的环境中写完了他的心血之作《李自成》的二卷初稿。该书第一卷虽早在1963年出版，但由于作者的摘帽“右派”身份，报刊上毫无对它的评价。眼下二卷完成，且不说出版，姚雪垠迫切希望获得他人的评价；当然，能够对自己艺术手法的探索有所领会的“知音”，更是他此时最为渴求的。这时，他想到了茅盾。
我们知道，茅盾不仅创作了大量文艺作品，他本人的艺术品鉴水平也相当高。包括姚雪垠在内的一批文学作者都由于他的评价推荐得以成长发展。《李自成》的书稿倘能得到他的评价，自然是姚雪垠最希望获得的。
但那时姚雪垠已经与茅盾二十多年未见面了，他连信也不知往何处投。经过在朋友处打听，姚雪垠才在几十年未谋面的情况下，向茅盾寄出一封希望帮助的信。
茅盾的回信很快来了，态度谦逊而热情。读罢信，姚雪垠方知茅盾并没有读过《李自成》第一卷，他便赶紧寻出一册寄上。但是，此刻姚雪垠最迫切的是希望茅盾对他的二卷初稿提出意见，因为他要作进一步的修改。七八十万字的二卷初稿，他曾请人抄了一个副本。此副本字迹潦草，茅盾当时又患眼疾，姚雪垠只希望副本能有人为茅盾读一下，但茅盾不习惯这样的方式。他仍坚持自己阅读，先是读第一卷，再是二卷初稿，边读边记，边记边评点。这些文字，又汇成系统意见，寄给姚雪垠。
二
这些评点文字中最让姚雪垠感觉欣慰的，是茅盾指出了《李自成》中的“长篇小说美学”追求。姚雪垠在写作过程中一直在“笔墨变化”、“刚柔交错”运用方面进行探索。这些，一般读者也许能感受到，但能指出并领会作者特别匠心的，却并不多。而茅盾目光如炬，对此一一剖析指出，姚雪垠当然感到“深得吾心”。
1974年12月23日，茅盾在信中这样评点《李自成》全书开首：“一部大书……以全力‘剿贼’开始，把这以前……李自成的功勋等等不作正面叙写，只在以后各章随时点补，这样的剪裁是极妙的。写崇祯君臣对卢象升虽似重用而又以高起潜掣其肘……既写卢出师，却又突然放下，画面转入潼关战场，从此进入李自成本传，这个笔力也是惊人的。”
注意到作者微观处理之外，茅盾还认为“第一卷中写战争不落《三国演义》等书的旧套，是合乎当时客观现实的艺术加工，这是此书的独创特点。”茅盾举例：“以潼关南原之战为例，有时写短兵相接，有时写战局全面的鸟瞰，疏密相间，错落有致。义军分兵两路同时突围而略有先后，写了李自成一面，接写高夫人一面，重点在李自成，而高夫人一面仍然声势不凡，而两面有时亦复衔接。如此布局，极见匠心。”对姚雪垠的写作功力，茅盾大加赞赏。
除去大的布局，茅盾对姚雪垠的人物描写也十分欣赏：“人物描写……是结合事变来表现而不是作抽象的叙述，这是主要的成功的一点；张献忠的性格也写得有声有色，而仍然还他个本色，自是低于李自成的人物。此外各将领，刘宗敏最有特色，是作者重笔写的第三个人物。老神仙是作者重笔写的又一人物。高夫人的作用及其性格本来是比较难写得有声有色的，然而作者指挥如意，使这一个女英雄跃然纸上。”正面人物而外，茅盾还谈到反面人物的写作：“至于在明王朝方面，崇祯等都以反面人物出现，独卢象升是例外，写他的战死十分悲壮，这是因为卢象升不是为‘讨贼’而死，是为抵抗外族侵略而死的。卢与后来孙传庭之死，事颇近似，但卢慷慨赴义，死重于泰山；孙传庭为‘讨贼’而进退失据，虽死于战场，他这死却轻如鸿毛。”
至于书中的人物对话，茅盾更是欣赏有加：“此书人物的对话，或文或白，或文白参半，您是就具体事物、具体人物，仔细下笔的；这不光做到合情合理，多样化，而且加浓了其时其事的氛围气，比之死板板非用口语到底者，实在好得多。”
由此可以看出，茅盾对《李自成》的探索性的艺术处理，独创特点，人物描写乃至对白文字，都高度赞赏。这对于在寂寞中苦苦追求的姚雪垠，无疑是莫大的慰藉。
因为姚雪垠写的是长篇小说，又是历史题材，所以茅盾除去希望从中国传统古典小说中汲取营养而外，还希望他能从外国著名作品里得到借鉴：“我以为兄（指姚雪垠）如欲借鉴前贤，吸收众长，则外国历史小说中之《战争与和平》似可一读。”根据自己的阅读经历，茅盾特别推荐了董秋斯由英文翻译过来的本子：“因董君于英文精通而中文之修养亦正足达旨传神。”接到茅盾来信后，姚雪垠立即托朋友从北京借董秋斯译本，准备再读。
三
从本文上述举例可以看出，茅盾对姚雪垠的《李自成》，从总体构思到细节描写，从人物刻画到语言表达，肯定是很充分的，可是，在许多描写上，他还是以内行的眼光提出了一些意见及建议。例如，谈到《伏牛冬日》一节时，茅盾认为：“本单元中仍有个别段落文字可以更求简练，例如：邵时信痛斥三代血仇一段，红霞述红娘子身世一段，红娘子教射一段。”对于《河洛风云》一节，茅盾认为：“本单元开头起用郝摇旗一段，文字太长，有喧宾夺主之嫌，似乎可以在不妨碍刻划人物性格及李自成与老干部相互信任关系的范围内，力求文字之简练紧缩……从全书看，本单元与《闯王星驰入河南》都有继往开来的转捩点的作用。当然，本单元内线索、故事，比《闯王星驰入河南》那个单元复杂得多了，所以两不相犯；但因两单元中间只隔开另两单元，仍有重叠之感。是否可以设法避免――当然不动根本布局。”
此外，茅盾还对姚雪垠的总体写作给予了中肯的指导。在1975年7月7日的信中，姚雪垠告诉茅盾，自己曾有写三部长篇历史小说的雄心大志，即《李自成》外，还有《天京悲剧》、《大江流日夜》。现在由于时间的缘故，《大江流日夜》的写作已经完全放弃，“惟对写《天京悲剧》尚未死心。”10月7日的信中，姚雪垠又告诉茅盾，自己暂停赶写第三卷，而回头推敲校改第二卷，并且花费了极多时间。茅盾接信后，随即回信，对此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第二卷的初稿我是看过的，我认为基本上是很好的，字斟句酌，细琢磨的功夫可留待将来，而现在以赶写第三卷为重要工作。假定年内能完成第三卷的初稿，明年能完成第四、五卷的初稿，那真是太好了。那就比琢磨好了第二、第三卷，而第四、第五卷尚无初稿好得多。”茅盾的这项建议，应该首先有他自己的切身感受在里面。茅盾的几部长篇小说，在结尾处，都比较匆促，有的甚至成了“断尾蜻蜓”。这就是没有一鼓作气写下来的遗憾；再从创作实际看，世界上许多长篇小说，在结尾处都有这样无可奈何的结果，所以，茅盾的告诫十分紧要。为了强调这一点，茅盾还举例说：“曹雪芹写《红楼梦》，大概写成一百二十回的初稿，然后再琢磨前八十回，可惜后四十回初稿遗失了。《李自成》规模比《红楼梦》大得多，你年纪也不小了，倘使只有前二卷的定稿，而没有后三卷的初稿，那真是一大憾事！”这话说得真是语重心长。
得到茅盾这封信，姚雪垠“反复诵读，深为您的关怀和鼓励所感动……”对于茅盾的建议，姚雪垠认为：“这几句话解决了近几年我心上的一个矛盾问题，为今后的工作确定了方针。”原来，在此之前，也有一些朋友劝姚雪垠先将全书写完，初稿不必精细，待五卷完成后，再返回头修改也来得及，可姚雪垠没有接受这个意见。他认为应当稳扎稳打，写成一卷算一卷。“假使我写成两卷或三卷而不幸早死，会给后人留下一部分大体成熟的艺术品，这样会比后人拿到粗糙的全书好一些。”除此之外，姚雪垠还认为自己身体不错，慢慢写来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对于茅盾的切身而恳挚的建议，姚雪垠经过认真考虑：“您的意见，使我的想法改变了。”并表态：“争取在三年内写完，即六十八岁写完初稿。倘若身体上不遇意外情况，时间上不遇严重干扰，三年内写成初稿的可能性不小，顶多四年吧。这部书规模庞大，能够把全书初稿写完也是胜利。”从后来的实际情况看，姚雪垠直到逝世都未能将《李自成》五卷初稿充分完成。返过头来看茅盾的建议，真正价值非凡，颇有先见之明。
除去小说整体布局而外，茅盾对《李自成》的描写细部也有颇多指点。例如对一段文字，认为“三字可删”；具体到某时间如何巧妙点出，减少独白，建议“改为一问一答的短对白，使文字流畅活泼”等等。对于每一单元之命名，茅盾也有特别建议。譬如说到单元题目“商洛壮歌”，他以为不足概括内容，且与下边“商洛风云”相犯，建议以章回小说的对联题目方式调整。他还顺笔拟出一回目联语：
弄巧成拙，郑制台棋输全局；制敌机先，李闯王险度难关。
茅盾还建议将书中的章改为“卷”。每卷包含数章，并试为其中“宋献策开封救牛金星”，“杨嗣昌出京督师”合卷拟了一副联语回目：
宋献策开封救友，
杨嗣昌襄阳督师。另一章，茅盾也代拟联语回目：
相国寺刘体纯卖解；禹王台李伯言填词。
他甚至建议：对联可长可短，适合内容。如果联语要庄严，可用四字句两句为一联，共八句为一对。如果需要跌宕，可用三、三、七的格式。由此看来，茅盾对这种形式不仅喜欢，且为善于的行家里手。
用联语作题目，其实姚雪垠在第一卷创作时曾尝试过，并拟写出一批回目，但后来抛弃了。他认为那是旧传统，想摆脱一下。茅盾知道后，便进一步建议：“但鄙见以为旧传统不妨以古为今用的方法而化为神奇。回目的造句形式是旧传统，属于形式方面的；但回目的内容，可出奇制胜，不落窠臼。”为了证明旧传统不妨化朽为奇，茅盾还举出鲁迅文集为例：《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认为形式上看是旧，但“读起来新鲜有味”。又举出鲁迅《补天》、《出关》、《理水》等篇名，认为也属以旧出新的好题目。
姚雪垠后来不用回目，原因还有一点，他认为全书下来有两百多个章节，要都用起来，将不胜繁琐。对此茅盾便建议：有些地方两章可并而为一，回目便可减少。并认为，每章字数也不必拘泥平衡，“何妨长短不齐……”
这项建议，从后来出版实际看，姚雪垠在最后定稿时，并没有采纳。虽然如此，但茅盾所耗费的心血，他还是深刻铭感于心的。在后来的文章里，姚雪垠认为茅盾“他是我的老师，也是真正知音”。
四
茅盾本人是作家，所以在评点《李自成》时，他充分展示了自己的功力。例如：“写李岩起义极有层次：对付知县的阴谋，嬉笑唾骂，目无群小，是第一层；见‘李’字大旗先怒而后释然，是第二层；读汤夫人信而心潮起伏，激昂与悲哀、徘徊与惘然，交织在一处，是第三层；下最后决心，处分家产，遣散家奴，是第四层；行军途中，三种面目对付三次不同人物的诱劝回头，是第五层；投奔闯王从红娘子发议，经过犹豫而终于下决心，是第六层……”这段评论文字张弛有度，十分有味。在读到一些精彩场面时，茅盾也不由得激情四溢，文采飞扬起来。例如谈及第二卷中“商洛壮歌”一章，茅盾用这样的文字予以点染：
“整个单元十五章，大起大落，波澜壮阔，有波谲云诡之妙；而节奏变化，时而金戈铁马，雷震霆击，时而凤管?弦，光风霁月；紧张杀伐之际，又常插入抒情短曲，虽着墨甚少而摇曳多姿。开头两章为此后十一章之惊涛骇浪文字徐徐展开全貌，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行文如曼歌缓舞，余韵绕梁，耐人寻味。”
对于茅盾的点染，姚雪垠除去在艺术上受益，更对茅盾的人格赞叹不已。在茅盾81岁生日时，姚雪垠特地写出一首七律，寄呈祝贺：
笔阵驰驱六十载，功垂青史仰高岑。
平生情谊兼师友，晚岁书函泛古今。
少作虚邀贺监赏，暮琴幸获子期心。
手浇桃李千行绿，点缀春光满上林。
诗中第二句，是推崇茅盾在文学史上的应有位置；第五句里“少作”，指姚雪垠自己的小说《差半截麦秸》；六句“暮琴”即指《李自成》。“贺监”即唐代诗人贺知章。他曾赞赏后生李白为“谪仙人”；子期，即钟子期。用的是伯牙与钟子期琴音欣赏的故事。这两个典故，既夸赞了茅盾，同时对自己的作品和才能也颇显自负。
1977年春节，是粉碎“四人帮”后的一个大喜日子，但是，当时国家大环境还不很稳定。怀着较为复杂的心情，姚雪垠写出一首七律，寄呈茅盾：
曾经霜冻百花摧，春色含烟次第回。
楼外五更多爆竹，胸中廿载是风雷。
雄心勃勃山河壮，笔力迟迟岁月催。
新作印成初到手，怅然无意觅茅台。
诗前有一小序，说明写诗时的心情：“1957年深秋之季，开始动手写《李自成》，至今将满廿载。第二卷第一分册刚印成，尚未发行问世。以下尚有三卷稿子未就，任务甚重。老马长途，力与心违。今值春节之晨，百感交集，怅然寡欢。赋此一律，聊抒余怀。”
茅盾当时的心情已经大为好转。接到姚雪垠的七律，他也立即相“和”一首：“雪垠兄以春节感怀见示，步韵奉和并请指正”：
壮志豪情未易摧，文坛飞将又来回。
频年考史拨迷雾，长日挥毫起迅雷。
锦绣罗胸仍待织，无情岁月莫相催。
高龄百廿君犹半，贺酒料应过两台。
当时，姚雪垠常常向茅盾表示，除去《李自成》，自己尚有长篇历史小说《天京悲剧》在搜集材料和构思之中。所以，茅盾诗里最后一句，正是期望其能够陆续完成这两部大书，甚至超过预期，有更多的好作品出现。
由于《李自成》，姚雪垠与茅盾结下了很深的友谊。他们之间的通信，并非一般问候，而多为写作和学术上的探讨。在姚雪垠，是寻觅到“知音”，在茅盾，也似乎在寂寞里寻到了好的学业同道，每次复函，都十分详细，并且常写在友人间用的彩色水印写意画宣纸上。后来茅盾有病期间，姚雪垠前往探望，两人仍上下古今，谈兴极浓……
1981年3月，茅盾因病逝世，姚雪垠数天内心无法平静。他后来诚挚地说：“我在老年对他（茅盾）的各方面有了较深的了解，因而对他敬佩和爱戴心情也超过了年青的时候。”1974年，他曾在赠茅盾的诗中说：
老将殊勋青史在，长天一雁众星稀。
感叹“五四”文坛老将的凋零（诗句里，“雁”指茅盾，茅盾字雁冰）。此时，茅盾也辞世了，但在姚雪垠心中，仍“有嘹亮的雁声划破长空”。这“雁声”，也包括茅盾与姚雪垠的交谈，和写在那精美信笺上精湛的思想和文字吧？文化人之间，这难道不是最值得珍贵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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