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路撒冷的藏经馆
发现古经卷的库兰山洞
羊皮共有七张，上面密密麻麻写满希伯来文字。当地的一个文物贩子认定这是文物，就购得其中三张。希伯来大学考古学教授埃利泽・苏肯尼克得悉，急忙托人购来。他发现，羊皮上抄写的是现存最古老的《旧约圣经》希伯来文本，价值连城。另外四张羊皮辗转流落到耶路撒冷的东正教圣马可修道院大主教马尔・塞缪尔手上。苏肯尼克教授想一并买下，但交易没有谈成。1954年6月1日，塞缪尔在美国《华尔街日报》刊登广告，将四张羊皮经卷公开兜售。这引起苏肯尼克教授的儿子伊格尔・雅丁的注意。雅丁刚刚卸任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职务，像其父一样投身考古事业。在纽约一位朋友的资助下，他以25万美元的高价将四张经卷全部买下。这样，七张羊皮经卷经苏肯尼克父子之手得以完整保存下来。
经卷发现的时候，包括死海沿岸在内的整个约旦河西岸地区属约旦政府管辖。约旦政府聘请法国著名牧师兼考古学家罗兰・沃组织了一支考古专家队，从1950年到1956年，把一个长约八公里的山崖峭壁搜寻一遍。结果，在最早发现古经卷的那个后来编为一号的山洞中，考古人员又发现七十多张残缺不全的古经。同时，考古队和贝都因人还各发现五个新的山洞，并分别编号。其中，四号洞收藏最为丰富，有574个不同手抄文本的1.5万件残片。这些古卷的发现被以色列和欧美学者称为“文艺复兴以来最重大的考古成果”，震动了整个西方宗教与历史学术界。
既然山洞中藏有文献，山洞附近必有人居住。经过长达五年的勘查和发掘，在山岭与死海之间的一块荒凉的高地上，考古队发现一个面积有6000平方米的建筑群遗址。建筑群的主体是一座近千平方米的房舍，里面有讲坛和桌凳。这显然是一个集体进行宗教活动及用餐的场所。此外，遗址上还发现厨房、仓库、储水池、陶器和制陶作坊。这里的陶器同山洞中存放经卷的陶器基本相同。从这些实物和保存下来的文献来判断，这片后来被称为“库兰遗址”的地带，很可能就是历史上经常提到的艾赛尼人修建的退隐地。
从库兰地区的山洞中和遗址上发现的各类古文献可谓卷帙浩繁。这些古卷分别用希伯来文、亚兰文、希腊文、拉丁文抄写在羊皮和莎草纸上，少数抄写在金属片上。其中，只有十几部比较完整，其他则大多是断章残篇，不少只是一些碎片。
死海古卷中内容最丰富、也最有价值的是有关犹太教的经卷。其中，尤为引人瞩目的是希伯来文《旧约圣经》，而《旧约圣经》中的《以赛亚书》抄本是死海古卷中唯一完整的抄本，全长7.3米，抄于公元前120年前后。以色列博物馆馆长阿道尔夫・罗伊特曼称之为“死海古卷之精华”、以色列“最重要的国宝之一”。在这次发现之前，希伯来文《旧约圣经》的传统文本是公元六至七世纪流传下来的马所拉文本。死海古卷中《旧约圣经》抄本的发现，不但把最早抄写本的时间向前推进了六七百年，同时经过对比研究，也证实马所拉文本确实是具有权威性的古本。
古卷发现后，是否应将其丰富的内容公之于众，长期以来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早在1953年，约旦政府就组织了一个国际性的专家小组，对古卷着手整理出版。起初，进展很快，一号洞中发现的古卷到1956年几乎全部出版，其他山洞中的发现后来也陆续出版一部分，向国际学术界提供了大量前所未闻的有关圣经与犹太历史研究的宝贵资料。
1967年第三次阿以战争之后，以色列占领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约旦河西岸地区，并将保藏在东耶路撒冷的死海古卷攫为己有。此后，古卷的整理与出版速度明显放慢。
上个世纪80年代，国际学术界反对少数学者垄断古卷资料的意见越来越强烈，主张对有资格的学者开放古卷档案的呼声越来越高涨。1988年，主管古卷研究的以色列文物局开始扩充古卷研究人员，从十几人增加到近百人，不少来自欧美国家。1990年，美国亨廷顿图书馆宣布，将其收藏的全部古卷的微缩胶片不加任何限制地对外开放。同时，以色列文物局也宣布，权威的古卷缩微版也将发行。2001年11月，托夫以死海古卷总编辑的身份宣布，官方收藏的所有古卷资料已经整理完毕，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全部出版，在《犹地亚沙漠中的发现》这个总题目之下，一共有37卷之多。他无限感慨地说：“经过五十四年的激动、期待、磨难、大量责难和少量赞许，在诸多激情流溢与更多汗水挥洒之后，古卷的出版已告完成。”2008年8月，以色列文物局宣布，有关专家利用红外线成像技术正为九千多张死海古卷残页拍摄高清晰数码照片，估计在两三年后即可发布到互联网上，同广大读者见面。
已发现的死海古卷原本，一部分流失到美欧，一部分保存在约旦，大部分则由以色列收藏。据以色列著名考古学家马根・布若希说，他们国家收藏的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死海古卷，有九百卷之多。其中大部分珍藏在耶路撒冷的洛克菲勒博物馆地下保险库中，少量由以色列博物馆的“藏经馆”保存。建于1965年的藏经馆是一座白色建筑，巨大的穹隆形圆顶，酷似一盏茶杯盖。这是仿照存放古卷的陶罐的顶盖设计的。我曾两次到那里参观。公开展出的原件不多，复制件不少。为防止潮湿和虫蛀，仿照古人的做法，原件都保存在高近一米的特制陶罐中，加盖密封。陪同参观的一位专家说：“珍视文物，就是珍视历史，就是珍视我们人类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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