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宪益与鲁迅著作英译

杨宪益戴乃迭夫妇

　　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先生于2009年11月23日以95岁高龄辞世。无论是从鲁迅博物馆还是从个人的角度，我是都应该写几句悼念的话的。

翻翻积久的报纸，看到几则报道，却更使我难过了―――包括《中华读书报》和《文汇读书周报》这样在读书人中颇有影响的报纸，却几乎都不提杨先生翻译鲁迅著作的功劳。我想，作为鲁迅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又同他有过一些交往，我应该说几句话。

一

杨宪益先生对鲁迅的作品很熟悉，对鲁迅研究也很关心。我拜访他次数不多，但我们每次总要谈到有关鲁迅的话题。他对我说，他认识好几位鲁迅博物馆的同志，还曾有同志拿来英文稿件请他审定。上世纪80年代，我们见面时，他还能叫得上有几位研究人员的名字。90年代初，有一次，他很严肃地问我，《鲁迅研究月刊》是否已经停刊，可能是听到社会上有关刊物难以维持的传言，他表达了应该坚持办刊的愿望。

杨先生和夫人戴乃迭对鲁迅作品的海外推介起到了关键作用，他们翻译的四卷本《鲁迅选集》为他们带来的国际声誉，不比翻译《红楼梦》小。随手翻阅英语世界鲁迅及现代中国文学研究著作，常见引用他们的译文。我曾翻译过几篇英美学者的论文，可以证明此言不虚。

90代年后期，杨先生身体渐渐衰弱，加之老伴去世，生活孤寂，心情也不愉快。但我每次去，他总是热情地用玻璃杯倒上酒。我没有酒量，无论什么酒，喝一两口就不胜其晕。开始分配过量，造成浪费；后来预先敬谢不敏，总是浅尝辄止。他从外文局专家楼搬到友谊宾馆，又搬到西四环，最后定居在后海一条胡同，与女儿女婿住在一起。后海那个小院子他住了多年，我去过几次。有两三次是陪同美国的鲁迅研究学者寇志明先生去的。那时，他似乎显得颓唐，好像对一切都无所谓了。有一次，我找话头，问他最近读什么书，他答道：“我已经不读书了。”更有一次，我问他：“最近在做什么？”回答是：“什么也不做，等死。”我想起，在为他拍摄的纪录片的结尾，当采访者问他，他的夫人戴乃迭的骨灰是如何安排的？杨先生一边抽烟，一边慢慢说：“都扔了。”“为什么不留着？”他指着烟灰缸，反问道：“留着干什么？还不是和这烟灰一样。”真的像是什么都看开和想通了。但我还是疑惑：这是不是“哀莫大于心死”的状态。

他对自己的成绩总是谦虚。谈及他的那些译本，他总是淡淡一笑，说那是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不值得一提。有一年，我因为要查阅一个材料，问他可有一本英国文学方面的书，他指指书架，说：“我的书都已经送人了。我不再读书了。”与我们经常说的“活到老，学到老”的境界不同。他真的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了吗？

但谈兴高起来时，我分明感到他对社会、对文坛的关心。他对流行的文学作品及其作者常加以点评，对流行的电视节目也给予评论，或者简单地以摇头叹气表达自己的观点。我最后两次去拜访，他因为中风刚刚出院，腿脚不便，站立走动需要护工搀扶。但思维仍很清晰，说话很少无谓的重复，还时出警句，引人深思。

他赠送给我的著作有《译余偶拾》、《银翘集》，自传及传记各一种。可是，他翻译的著作我却一本也没有得到，特别是英译《鲁迅选集》，我竟没有求得他的签名本，确实是一个不小的遗憾。这是否意味着，他更看中自己的创作？自然，也可以做这样的解释：他翻译的中国文学作品，没有必要赠送给中国人了。

有一回，我问起英文版《鲁迅选集》再版的情况，他说，那是他们的事，与我无关了。“他们”，是指他原来工作的单位外文局。中国文学作品有计划翻译成外文，由这家单位委派杨先生及夫人这样的专家去做。因为是分内的工作，他们不能从中获得报酬，是否再版，也不必经过他们的同意。这种办法很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色。但重印不与译者商量，总归是不妥当而且容易出问题的。日本一所大学英语系的宫泽真一教授，崇敬鲁迅，多次到鲁迅博物馆访问。两年前某一天，他拿着一种英汉对照本《彷徨》来找我，气愤地说：“这个版本太不负责任了，排印错误很多。我在日本家里，对照以前购买的一套四卷本的《鲁迅选集》和《彷徨》单行本，查出很多错误。真是糟糕。译者是同一个人，怎么会这样不同呢？”我一看，是外文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2次印刷本，印数13000册。教授用红笔将排印错误画出，并标上数字，共计101个。后来，宫泽教授说，他已经给北京的外文出版社去了信，并附上了校对结果，希望再版时改正。当他得知我认识这位译者，其人就住在北京，已经年过九旬，并且向他介绍了这部书出版的历史和现状后，他明白了：出版英汉对照本，是为了让读者更好地学习英文，同时也有利于普及鲁迅。本来是件好事，但因为重排时校对不认真，出现了这些错误。杨先生年事已高，即便报告他本人，他也没有精力亲自校对了。宫泽教授叮嘱我再见面时转达对老翻译家的敬意，并把这个问题不少的新译本拿给老先生看看。可惜，杨先生对此类东西已经不感兴趣了―――“那是他们的事！”

可是，我似乎听到了这句话里含有的一丝不满，他对自己翻译家的名声―――他一生的主要业绩―――并不是无所谓的。这使我感到难过和悲哀。

他不愿谈及他的翻译，对这项工作他有喜悦，有失望，有牢骚，也有愤怒。却偏偏有很多人要同他谈起，他无法回避。

二

美国学者寇志明先生上世纪80年代初曾在中国外文局工作，与杨宪益同事。近年来，他只要在北京，就时不时地去杨先生家谈天。他的一篇文章《学习鲁迅四十年》记述了他从少年时代接触鲁迅著作到现在坚持学习和研究鲁迅的喜悦和艰辛，文章结尾提到与杨先生的谈话带给他以信心和安慰：

　　见到了杨先生，我问他：“最近我看过一篇采访您的文章，说您虽翻译了《红楼梦》，但您自己并不喜欢《红楼梦》。为什么不喜欢呢？”杨先生回答说，因为他不喜欢《红楼梦》里的人物。……这次我没有就诗词翻译问题请教他，只问他最喜欢翻译的是什么作品？他马上回答说：“鲁迅。”然后又加上了“宋、明代的故事”。我问他是不是指《三言》、《二拍》里的话本。他说是。但令我最兴奋的是他不假思索地回答出来的第一个名字是鲁迅。这就让我觉得我没有走错路。

也许正是这段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话，使我对几家报纸上的报道产生了不满。从他每次见我都关心地问起鲁迅博物馆和鲁迅研究领域的事，可以推测鲁迅著作的翻译在他心目中所占的比重。皇皇四卷，他对鲁迅的作品是下了很多功夫的―――凡是做过翻译的人，都能体味个中甘苦。

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的译作中最有分量的一部可能是现代中国最重要的作家和思想家鲁迅的四卷本选集。”顺便说一下，他的回忆录，原以英文写成，意大利文本题为《从富家少爷到党员同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出版中文版时，则命名为《漏船载酒忆当年》，就取自鲁迅的诗句。翻开他的诗集，不断见到或化用鲁迅诗句，或步鲁迅诗韵的作品：“惊闻大赦临天下，何用菲名附末端。”“是非论定他年事，臣脑如何早似冰。”

他的回忆录中饶有兴味地回忆翻译《鲁迅选集》时的情形：1954年，外文局的负责人介绍他认识了冯雪峰，他们两个一起选编鲁迅作品，选好篇目后，由杨先生和戴先生译成英文。那时，篇目的选择是必须考虑政治因素和时代风气的。他在回忆录中这样评价他那时做的一些工作：“我们实际上只是受雇的翻译匠而已，该翻译什么不由我们做主，而负责选定的往往是对中国文学所知不多的几位年轻的中国编辑，中选的作品又必须适应当时的政治气候和一时的口味，我们翻译的很多这类作品并不值得我们为它浪费时间。”而翻译《鲁迅选集》，他没有这样的怨言。一方面，他很喜欢性格温和、对事业充满热情的冯雪峰。愉快的合作使他们之间产生了深厚的友情。冯雪峰还介绍他认识了若干年后成为党的最高领导人的胡耀邦；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他不是为完成任务，勉为其难来翻译鲁迅，而是出于对鲁迅著作的喜爱而从事这项工作。

鲁迅著作的英文译本中，杨宪益、戴乃迭翻译的《鲁迅选集》至今仍然是篇幅最大、收录最全面的。最近，也是在杨先生去世前几天，我收到外国友人报告的消息：英国企鹅经典丛书最新推出一个鲁迅小说英译本，译者是伦敦大学历史系的朱莉娅・罗威尔（Julia　Lovell）。鲁迅小说的英文版本最多，杨先生并不是最早的译者。鲁迅在世时，《阿Q正传》就有了译本，而且有好几个，斯诺（Edgar　Snow）也曾选译鲁迅小说，收入他编的《活的中国》(Living　China)一书。杨译本的最大特点，在内容上，是顾及了―――准确地说是突出了―――鲁迅的杂文，而不像西方的译者，多以小说为主。迄今为止，英语国家还没有出版过鲁迅杂文选之类的译本，除了从杨译《鲁迅选集》中选出的那本《无声的中国》（Silent　China，牛津大学出版社1973年版）。西方研究者把鲁迅当作一个虚构作品的大师，而忽略了他的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忽略了他作为一个中国新旧交替时期的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的承担，忽略了杂文这种文体的复杂性和艺术性。《鲁迅选集》用三卷的篇幅收录鲁迅的杂文是一个创举，也可以说是打了一场攻坚战，从而在那文化贫瘠的时代里完成了一次积累。因为，对鲁迅杂文的理解一点也不比对其小说的理解容易，需要对中国文化、中国历史尤其是近现代史的更广博的知识。从这方面说，由杨先生这样学养深厚又亲历过那段历史的人来翻译鲁迅杂文是最合适不过的。

20世纪70年代以后，杨先生夫妇还翻译了鲁迅著作的单行本，如《野草》、《朝花夕拾》、《呐喊》、《彷徨》等。这种努力，是可以理解的，就是要弥补《鲁迅选集》在选目方面的缺憾，完整地译出鲁迅某一时期的创作特别是鲁迅本人编定的文集，使读者认识全貌。

三

去年12月中旬，我到悉尼参加了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中文系和孔子学院举办的“活着的儒家文本：清末民初的中国知识分子”国际学术研讨会。“活着的文本”系列研讨会的目的是在一个全球视野和比较框架内重估清末民初的文化遗产，集中研究康有为、章太炎、梁启超、鲁迅、王国维、刘师培、何震和其他对当时社会运动和知识更新有贡献的人的文本。会议强调国际合作，注重文本细读，倡导翻译近现代中国思想和学术经典为英文，为跨学科研究提供基础材料。

与会学者普遍感到目前学术界精细而严格的原典细读功夫不够。中国近现代文献存在很多语言上的难点，容易发生不理解甚至误解之处。即如鲁迅研究中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更不要说文字古奥的作家如章太炎了。专业的中国文化研究者尚且难以理解，一般读者更难问津。如果有准确的译本作为研究的基础，不但为外国学者提供便利，而且还可以吸引更多普通读者进入中国学研究。从会议情况看，鲁迅研究的学者们在一起交流起来比较顺畅，那是因为鲁迅的很多作品都有英文译本。这不能不让我又想起杨宪益先生在这方面做的工作。

有一天下午，我和寇志明、北京大学的高远东教授谈到鲁迅著作英译问题，认为应该尽快组织《鲁迅全集》英文版的翻译和出版。寇先生曾译过鲁迅的全部诗歌，目前正在做鲁迅早期文言论文的翻译。鲁迅的早期论文正好属于我们这几次会议讨论的晚清重要文献，引起很多学者的兴趣，都鼓励他尽快完成这项工作。加上杜博妮（Bonnie　McDougall）翻译的《两地书》（外文出版社2000年版），为鲁迅书信的翻译打下了基础。将这些合起来，颇具规模。出版英文版《鲁迅全集》的时机已经成熟。

我回国后，写出访总结时，就此向有关部门提出建议，期望引起重视。

为什么要英文版《鲁迅全集》？因为鲁迅的思想仍然有现实意义，他提出的很多问题我们今天仍然必须面对。鲁迅是中国历史和文化转型时期的杰出代表，他刚劲不挠，英勇顽强，思想深刻、文笔犀利，他的文字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他人格高尚，一生所做，片言只字，均可示人。

几十年来，中国曾有“外国哲学社会科学翻译计划”，出版了几千种译著。但我们翻译中国文化典籍到外国的情况如何呢？进多出少、文化逆差早已是不争的事实。当然，我们也出版了不少中国古典名著的外文译本，也以丛书的形式出版了多种现代文学作品。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中国文化史上的代表性作家的作品被全部翻译成一种外文，除了屈原、陶渊明这样的作品数量不多的作家。李白、杜甫、苏东坡等等，都只有选本。应该将一个中国作家的文字完整无缺地推向世界。这种完整无缺并非多余，而是很有必要的，完整性是真实性的重要因素。弥补这一缺憾，不妨从《鲁迅全集》开始。有杨宪益戴乃迭翻译的选集做基础，国内外很多资深的鲁迅研究者可以结合自己的研究工作，承担翻译的任务。

我们一方面感谢杨先生翻译了鲁迅的著作，为鲁迅研究这门学问具有一定的国际规模做出了贡献；另一方面，我们还想更进一步，将一位具有代表性的中国作家完整地介绍到国外。

如能做到，当是对杨宪益先生的最好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