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他的生平和著作，各路媒体报道已如汪洋，除详略有不同，基本一律。
杰罗姆・大卫
・塞林格，1919年1月1日生于纽约。学历：福吉谷军校（相当于中专）。出书：小长篇《麦田里的守望者》，1951年美国首版，1963年中国内部发行，1983年中译首版；中短篇集《九故事》、《弗兰妮与祖伊》和《抬高房梁，木匠们：西摩小传》。隐居：1965年后不再发表作品，同时拒绝公开露面。
英语文坛及媒体连日缅怀，作家多谢塞翁作品给予自己的文学恩泽，报刊更关注其隐修历程，基调是致敬加传奇。
或许英美两国的大报在报道时最大的不同，在于塞翁照片的选用。美报头版一般只刊用“合法的”塞林格中青年半侧像，大小多在两栏宽以内，而英国最著名的两张严肃大报――《泰晤士报》和《卫报》却在头版以半版篇幅，印出1988年拍得的同一张狗仔照片，摄影者显然藏在车内，塞林格正面对镜头，愤怒地捶击车窗。那一年，塞林格只有69岁，看上去至少要再加十岁。
照片拍摄时，他正与太太出来遛弯。事实上，半个世纪以来，一直有书迷和记者前往探访，而科镇千余居民志愿为邻人挡驾。外人在镇上现身，一如鬼子进村，即便不被乡民劝返，亦问不出塞家细节。
早些年有位幸运儿的成功经历，当属凤毛。美国全国公共电台（NPR）日前播出了一段采访，受访者乃今年67岁的吉姆・克拉夫切克。1960年代末，他尚为塞林格的青年书迷，曾前往科尼什寻访偶像。他先到镇上的全功能房――邮局兼杂货店打探。“你永远也见不到他，”店员说，即便是货郎也没这个福分，他们只能把东西放在门外，然后拿个信封走人。
算克拉夫切克命好，有个退休老师给他指了路：出镇入林，沿土路穿山越岭，终于抵达他从某本塞林格传记中识得的作家房前。塞太太正站在露台上，小伙子遂上前求见。
“他要说的，都在书里说了。”塞太太答，然后?的一声关上了门。小伙子正待离去，门复开，塞太太重回露台：“他和我离婚了。他住路对面。”
克拉夫切克终于敲响了塞林格的房门。房中人应了一声，却撂下小伙子眼巴巴站在门外。天公此时不作美――实则作美，突然间雷声大作，骤雨突至。房中人道：“你最好进来。”
小伙子走进厨房，见到作家本人。他没请他坐下，亦未上茶。两人聊了一会，谈到《麦田》，克拉夫切克问：“你想过它会这么受欢迎吗？”作家答：“真是场噩梦。”
年轻人心里头装着许多典型的书迷问题，却不曾开口。“我不想成为他写的那种伪君子。”克拉夫切克告诉NPR，于是他只和伟大的塞林格握了握手。“这是个没人见过的人。没人能见到他。可我就在他厨房里。我那会想的是，‘伙计，这是有生以来最棒的远足。’”
摘引几天来英美多位知名作家对塞林格及其文学遗产的评价如下：
■查尔斯・麦克格拉斯/《纽约时报》：
人们一度认为JD・塞林格将成为二战之后美国最重要的作家，但他抛弃了成功与奉承，成为文坛的嘉宝，以无意著名而著名。
《麦田》出版于1951年，开篇首句与马克・吐温遥相呼应，以其无礼和傲慢令美国文学耳目一新：“你要是真想听我讲，你想要知道的第一件事可能是我在什么地方出生，我倒楣的童年是怎样度过，我父母在生我之前干些什么，以及诸如此类的大卫・科波菲尔式废话，可我老实告诉你，我无意告诉你这一切。”（译文据施咸荣译本）
尽管并非所有人深以为然，尤其是老师和图书馆长们，但《麦田》几乎立刻成了畅销书，其叙述者和主人公霍尔顿・考菲尔德，刚被预科学校开除的少年，则成为哈克贝利・芬以来美国文学最著名的出走者。
许多评论家更欣赏《九故事》，它出版于1953年，对菲利普・罗斯、约翰・厄普代克和哈洛德・布罗德基等作家的成长影响巨大。书中的短篇小说之所以引人注目，在于其敏锐的社会观察、堪称完美的对话，以及对短篇小说传统结构――开始、进展和结束的老结构――之残余的彻底破坏，代之以情感的结构，故事因此可以建立在细小的情绪变化或反讽的基础上。厄普代克说，他欣赏“它们那种开放的禅宗风格，不会戛然而止的进程”。
■朱利安・巴恩斯/《观察家报》：
“你要是没看过《汤姆・莎耶历险记》那本小说，你就不会知道我是个什么样的家伙；不过，那并没有多大关系。”马克・吐温《哈克贝利・芬历险记》的开场白说的真，听得清，尽显作者之自信。在这种与读者直接、简洁、口语话的沟通中，美国小说家一向强过英国同行。《麦田里的守望者》开场（更长些，被引用也更多）一如吐温般诱人，仿佛成竹在胸。塞林格的死刺激了人们对其生平点滴经久不衰的胃口，书迷则小声嗔怪；兼及貌似严肃的花边新闻，事关其人生轨迹、艺术“发展”（抑或缺失）和未出版手稿的谜团。所有这一切，在塞林格死去之时，都与他写的一本堪称完美的杰作相关，它似乎可以长盛不衰，除非那种纠结的阶段，即所谓青春期，从人类文明中消失。
■里克・穆迪/全国公共电台：
论及马克・吐温的遗产，海明威有句名言：“我们全都出自哈克・芬的胯下。”对当代作家们而言，也可以同样表述为出自霍尔顿・考菲尔德胯下，此人乃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的主人公。如果现在感受不到霍尔顿和塞林格的广泛影响，他就不可能是个美国作家。要想感知这一点，最便捷之道在于塞林格对声音的理解，霍尔顿・考菲尔德那种放纵的、口语化的、有人味儿的声音，以非常个人化的第一人称发出，堪称此后众多美国文学的模本。你可以在《灯红酒绿》（杰伊・麦金纳尼，1984）听到这声音；你可以在《小于零》（布雷特・伊斯顿・埃利斯，1985）听到它；你甚至可以在《我所谓的生活》这样的电视节目中听到它。
若要我说，我和所有当代美国作家一样，也是从塞林格胯下出来的，我也觉得自己很有些敬佩他的沉默，一如我敬佩他那些已发表作品的巨大成就。如今他过世了，这沉默便更形完美。
■克里斯托弗・希金斯/《泰晤士报》：
关于塞林格的成就，最让我吃惊的是，他在书中几近无形。从一开篇，大卫・科波菲尔的名字就与“废话”相连，我感到自己读的就是霍尔顿・考菲尔德的作品。
读着书中那令人印象深刻、雅俗兼备的英语，那些渴望、早熟的忧伤，以及对性生活的摸索（哈克和汤姆从未被迫面对那事儿），它明显就是一个少年的作品，我几乎完全不曾留意其作者的身份。可和密西西比河上的男童在一起，你永远不会忘记自己正在读马克・吐温的书。
■马丁・艾米斯/《泰晤士报》：
我小时候和长大以后都读过他，那会儿我十几岁，后来是二十多岁。就像有人点着了火把，照亮了你的思想・……我认为他的声音非常纯粹。没人像他那样。［艾米斯承认，他近年来没再读过塞林格。］过去人们常说，就对作家第一本小说的影响而言，《麦田里的守望者》超过了其他任何作品，但它从未对他们的第二本书带来启发。
■罗伯特・麦克鲁姆/《卫报》：
令我感兴趣的是塞林格的战时经历。简而言之，1942年他以步兵入伍，D日登陆犹他滩，在法国且战且行，亲历突出部战役，且为解放纳粹集中营的先头部队一员。换言之，相较许多老兵，他的二战经历只多不少。
固以为战争回忆录写不出真实的战争。所幸有位1944年重夺欧洲的亲历者：著名文学评论家保罗・福塞尔（Paul Fussell），其经典之作《战时》（Wartime）的最后阐述，足以说明霍尔顿令人难忘的叙述所由何来。
“到底是什么，”福塞尔写道，“驱使前线官兵对战争不断进行口头颠覆和蔑视？不仅仅是危险、恐惧、厌倦、无常、孤独和清苦，更是深信那些乐观的宣传和修饰一直在大大歪曲他们的经历，令其难以为人所知。”对官兵而言，后方总部里的那些伪君子一直在将战争“净化和迪斯尼化”。他们知道自己的武器装备劣于德军，而且除了原子弹之外，盟军一无所长，即便美国自我标榜为世界头号工业强国，亦于事无补。福塞尔写道：“前线官兵以歌曲、段子和愠怒的蔑视，表达幻灭和嘲讽，因为他们知道，后方对这些事一无所知。”
这种“愠怒的蔑视”与霍尔顿・考菲尔德相比，哪一个表达的更清晰，更强烈呢？《麦田里的守望者》是关于战后青少年的第一部、也是最重要的一部作品，但我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一广为人知的独特声音形成于1944-45年间的欧洲战场。
■杰伊・帕里尼/《卫报》：
像我那一代几乎所有人一样，我手捧塞林格长大。我记得15岁那年，我妈提醒我不该读一本叫《麦田里的守望者》的书。不可能有比这更好的推荐了；我和大多数美国少年一样，贪婪地、晕乎乎地读它，为不服管教的霍尔顿・考菲尔德欣悦不已……20世纪60年代末，我上大学后（再）读此书，发现它仍然引人。我看出了前一两次阅读时错失的一切。此时的我强烈感受到了霍尔顿的极不成熟，他也的确如此。他对周遭一切始终如一的（并非恭维）的判断近乎苛刻，但60年代末就是不停做出判断、发现世界与理想之差距的时代。霍尔顿有点像早期的嬉皮：厌恶伪善，追求个性独立的年轻人。
1975年，我在达特茅斯学院找到头一份工作，搬到新罕布什尔，很快就有个同事神秘兮兮地告诉我，塞林格就住在附近，在科尼什。他当时经常来达特茅斯学院的贝克图书馆，读书，看杂志，有几次我也看见他本人在桌边读书。他一般在深夜过来，呆在图书馆的地下室。有一次在我办公室外面的走廊里，他从我身边一掠而过，看上去又瘦削又孤僻。大家都知道他不想有人打扰，所以我也从未放胆与他搭话。
他至今犹在眼前，将老未老的样子，在夜里躬身于某本杂志，显得那么古怪。我希望他现在所居之地能多些快乐。
■米奇・艾鲍姆/《底特律自由新闻》：
有人告诉我塞林格去世的消息时，我开玩笑地问：“他们怎么知道的？”
这是个黑色幽默，略带些无礼。可我意在赞美。塞林格对保卫隐私的热情甚至高过写作，他直到91岁，都想方设法在这两个领域双双死去。
没错，小朋友们：此人是真的不想出名。
塞林格写了一本人们谈论至今的书，一本胜于他其他几部作品的书。它叫《麦田里的守望者》。你也许在青春期读过它。
如果你现在70多岁，你也许是主动读的，作为成人仪式，它告诉你青春的愤怒与骚动。
如果你现在30、40或50多岁，那你大概是上高中时读的，作为课业。
如果你20岁上下，你也许已经在语文课上学过它了，抑或下载了此书，看看那些吹捧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书里有句话，是霍尔顿・考菲尔德说的。他说：“人们总是为错误的东西喝彩。”
塞林格想让人们为正确的东西喝彩，为他的小说，而非他的私生活、所做的采访或是根据其作品改编的电影。我因此敬佩他。每次看见巴黎丝・希尔顿的新闻，或是《美国偶像》的选秀，我都更加敬佩他。
■布雷特・伊斯顿・埃利斯/Twitter：
Yeah！！感谢上帝他终于死了。我他妈一直在等这一天。今晚开Party！！！
（不得不注：这是一句很讨厌的、不合时宜的评语。埃利斯1964年生于纽约，乃美国小说家，以1985年出版的《小于零》和1991年的《美国精神病》最为知名。鉴于里克・穆迪在前面特别提及塞林格对《小于零》的影响，我们简直可以认为，埃利斯先生表现出了很强的“弑父”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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