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廷顿对制度稳定的柏克式的赞许，使他在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诸多目标中将秩序与稳定置于最优先位置。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民族国家大量出现的那个年代，到70年代中期以来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成为一种潮流，亨廷顿关注并回应了不同时期的时代命题，也为不同时期的政治学研究带来复杂的、同时也是受欢迎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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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缪尔・亨廷顿
2008年的平安夜，享誉世界的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辞世。他的离开不仅没有平息人们关于他的政治观点和见解的争论，还引发了人们对其不同领域研究的进一步关注，并在他去世后的一段时间使人们再次处于“亨廷顿时刻”（Huntington moment）。一年后的这个平安夜，我再次回味他的学术人生，以自己的方式纪念和缅怀这位不曾谋面但却毫不陌生的学术名宿。
颠覆者与建设者
他颠覆了现代化理论以及政治发展理论的主流观点，使美国社会科学不再服从于任何单一的理论。他扩展了政治发展研究和政治学一般研究的理论视野，使后来的研究者即使不赞同他的观点也不得不认真对待，并在他所确立的概念框架和体系中进行思考。
在亨廷顿的一生中，他不止一次地带给世人亨廷顿时刻。1968年，《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的出版为他赢得了重要的学术地位，也使深陷越战并试图在南越建立西方式民主国家的美国的舆论氛围发生了根本变化。1993年有关文明冲突的论文及在此基础上于1996年出版的《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Remaking of World Order）使世界又一次处于亨廷顿时刻。“文明的冲突”成为支持者和反对者双方的主导话语，至今余音未了。
亨廷顿逝世后，他的学生、著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称他是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政治学家。他的好友、哈佛大学荣誉退休教授亨利・罗索夫斯基（Henry Rosovsky）也称他是一位富有创造力的思想者和最近50年来最有影响的政治思想家之一。早在20多年前，在他广为人知的“文明冲突论”提出之前，即1986年亨廷顿被选为美国政治学会主席时，同是任教于哈佛大学并在1993年因《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一书而声名鹊起的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D.Putnam）教授曾经撰文对到那时为止的亨廷顿的学术经历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总结和评价。他说亨廷顿教授是政治学学科少有的对这一学科的多个不同领域都做出基础性和最重要贡献的学者。从1957年出版其权威性的第一本著作《士兵与国家》（The Soldier and the State）起，亨廷顿在其所涉足的每一个领域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并使其在相关领域的著述成为这些领域的经典。他在比较政治学领域的重要著作《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The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1968）、《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No Easy Choice: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与Joan M.Nelson合著，1976）和《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The Third Wave: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1991），都以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其中一些观点和见解更是颠覆了现代化理论本身以及政治发展理论的主流观点，使美国社会科学不再服从于任何单一的理论进而陷入了所谓方法论的碎片化（Balkanization）。其结果是有效扩展了政治发展研究和政治学一般研究的理论视野，使后来的研究者即使不赞同他的观点也不得不认真对待，并在他所确立的概念框架和体系中进行思考。
非西方中心的政治发展理论
“国家之间的重要区别不在于政府的形式，而在于国家得到治理的程度”，“人类可以无自由而有秩序，但却不能无秩序而有自由”，“现代化导致不稳定，现代性带来稳定”。这些惊世骇俗的观点将亨廷顿与大多数西方学者明显区分开来，并使他处于绝对的少数地位。
在政治学研究中，对政治发展概念或领域的一种宽泛的界定是，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所有研究都属于政治发展研究。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国家的大量出现吸引了不同领域学者的关注，也使这些国家成为比较政治研究中一个重要的国家类型。亨廷顿主要以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作为研究对象的这三本比较政治学著作，无疑都是政治发展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并给这一领域的研究带来了强大的智力挑战和冲击。
在政治发展的一般研究中，将英美等国的政治制度等同于民主制度是一种非常普遍的观念倾向，现代化、民主等概念都是政治发展研究领域的常用语汇，并表现出不同程度的西方“政治种族中心主义”倾向，从而使这一领域的研究虽然不乏大胆而新鲜的见解，但在现实中对于发展中国家构建新的政治秩序却没有多少帮助。亨廷顿的研究努力通过不同于一般研究的概念和话语体系来解释社会转型，并且也努力催化和促成这样的转变。
整个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是战后新国家数量增加最快的一段时期。新出现的这些国家普遍面临着构建民族国家的共同问题。这些国家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建立起来的，其政治实体往往建立在殖民主义遗留的、某种程度上是人造的社会结构基础上，国家权威与合法性常常面临来自高度异质化的文化和人群以及同样高度冲突的地方与部族利益的挑战，国家权威严重分裂。当许多西方学者醉心于在发展中国家推行民主价值与民主制度，而这些新国家也试图赶超其宗主国时，对其中的许多国家而言，统一的国家还只是一个理想和值得期待的目标。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独立初期广泛存在的社会和政治越来越混乱的事实，已经使亨廷顿看到了政治衰败与政治发展同样可能。更为糟糕的是，由于高水平社会动员之下的较多的参与要求和较低的制度化水平同时存在，使人们产生了普遍的挫折感，进而导致由他命名的“普利夺主义”（praetorianism）所概括的富人贿赂、学生骚乱、工人罢工、群众游行、军人政变等现象，使国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都无从谈起。
当时的政治学学术界，政治发展研究正如火如荼，而其时政治发展研究的主流观点是将现代化当作民主的关键，并且发展中国家同时还应发展更具包容性的政治体系。亨廷顿惊世骇俗地提出了今天已经为人们极为熟悉的对这一命题的反驳：由于现代化常常带来混乱，一个成功社会的必要条件是秩序。“国家之间的重要区别不在于政府的形式，而在于国家得到治理的程度”，“人类可以无自由而有秩序，但却不能无秩序而有自由。必须先有权威，才能约束权威”，“现代化导致不稳定，现代性带来稳定”，这些观点将亨廷顿与大多数西方学者明显区分开来，并使他处于绝对的少数地位，而作为他政治发展理论完整版本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则无可争议地成为现代政治学的一部经典。不仅如此，他在对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咨询建议中也坚持了一贯的立场，以使相关国家维持其不同样式和版本的政治秩序。
政治参与、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
亨廷顿关注政治参与，但仍然是在与发展有关的经济增长、社会经济平等、政治稳定等多个目标构成的体系框架中理解和认识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对他而言，扩大政治参与的唯一安全途径就是经济发展，而组织对于政治参与也非常重要。
民族国家的建立，从本质上说与独裁政治或民主政治都没有必然联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非殖民化运动使许多社会面临着重大而不可更改的选择。这些社会的所有成员在分享民族独立激情的同时，也处于高度的焦虑之中。殖民权威的撤离使许多发展中国家充满了风险和不确定性。因此，摆脱殖民统治的社会既获得了独立发展的机会，也要面对社会分裂的危险。为凝聚社会团结，危机中的社会迫切需要服从一个统一的权威和同一纪律模式。所谓威权主义和独裁主义都可以从这种社会需要中获得合法性，并成为社会团结和国家统一的力量源泉。这就是亨廷顿关注一个社会“被治理的程度”并强调稳定和秩序的主要原因。
但是，参与的扩大毕竟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和现实。人类历史就是一部参与不断扩大的历史。无论在怎样的政体和制度下，随着政府活动范围的扩大，参与、或至少是对参与的要求也在持续增加。在发展中国家，政治参与的扩大同样是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和政策议题，并因其急剧的社会变迁而迅速膨胀。对于发展中国家，亨廷顿所珍视的“稳定与秩序”的价值已然受到了来自规范研究和意识形态思维的质疑，而就如何在参与扩大和政治稳定之间建立联系和平衡，他提出的路径也非常现实：组织和制度化。在他看来，组织是通往稳定的权力关系的通道，制度化是组织和程序获得价值和稳定性的过程，组织和程序的适应性、复杂性、自主性和一致性则是评价政治体系制度化水平的重要依据。有学者认为亨廷顿对组织和制度化这两个不同现象间关系的分析并不完全令人满意，甚至有使这两个不同概念相混淆之虞，更有一些学者在亨廷顿研究中被用以证明组织与制度化有助于创造稳定和秩序的经验案例中寻找漏洞。就连为2006年新版《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写作序言的令亨廷顿骄傲的学生福山，也不认同在苏共执政时期的苏联有稳定的政治秩序，而在亨廷顿的研究中，这一案例却是其阐述有关组织与秩序、稳定间关系的重要的经验依据。尽管如此，亨廷顿以富有说服力和启发性的方式对社会动员、政治动员、政治参与和制度化等概念及其相互关系所作的分析，不仅确立了他作为政治学家的地位，也引发人们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进行全新的思考。
在一些人看来，自由、民主等的价值远高于稳定和秩序，并对怎样的稳定和秩序才是值得欲求的问题耿耿于怀。但谁也不能否认，直至今日，稳定与秩序仍然是困扰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重要问题，而凡是存在这类问题的国家，其组织与制度化状况也令人担忧。秩序与稳定是制度化的外在表达，它可能是一种潜在的社会和谐与和解，也可能仅指不存在可见的暴力和混乱，还可能意味着一个政权能够较为成功地推行其政策目标并顺利运转。也许组织的存在不足以确保这些不同层次的稳定与秩序的获得，传统、习俗等也常常被看作实现稳定与秩序的重要因素，但谁又可以想象一个没有组织而可能实现秩序与稳定的现代社会？虽然独裁统治也可以创造稳定与秩序，但这种统治形式却难以同高水平的制度化相容。在这种意义上，制度化无疑是现代文明的一种有价值的特性。组织是制度化的重要基础，但组织不等同于制度化，也并不自动导向制度化。
通过组织和制度化以应对不断增加的政治参与要求，并使政治体系实现和保持秩序与稳定，是亨廷顿秩序观念的一部分。其中，参与还是不参与似乎不是主要的问题，值得思考并难以抉择的是怎样参与，特别是如何在常常相互冲突的诸如经济增长、平等、参与和稳定等多个目标之间进行选择和排序。在不同社会，参与被赋予不同的价值，有时参与就被当作目标本身。与《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将政治稳定当作受政治参与等因素影响的因变量不同，《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关注政治参与，但仍然是在与发展有关的经济增长、社会经济平等、政治稳定等多个目标构成的体系框架中理解和认识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因此，他对政治参与的关注始终都没有独立于他对秩序与政治稳定的思考。他对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经验分析的结果表明，社会精英的选择、他们对政治参与作为一个发展目标的态度、以及在他们眼中参与作为实现其他发展目标的手段的价值等，都构成了社会其他成员在政治参与方面作出选择的背景。所谓精英政治参与选择的“瀑布效应”（cascadingeffect，也称级联效应或阶式效应），就是指发展中国家的精英对于政治参与的一般模式所具有的重要影响。与此同时，群体的选择也影响了个人的行为，个人只有在得到群体支持和引导的情况下才可能参与。
在经济发展、平等以及不同群体的参与要求等不同目标之间，亨廷顿与琼・纳尔逊提出了以社会现代化的参与促进效应和精英策略选择为基础的中产阶级模式、专制模式、大众模式和技术官僚模式。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高水平的政治参与会导致更低的社会经济平等（中产阶级模式和专制模式），而在经济发展的稍后阶段，高水平的政治参与则可能造成较低的经济增长率（大众模式和技术官僚模式）。这四种不同模式反映了常常相互冲突的不同发展目标之间的不同排序和组合，其中每一种模式都存在不同目标之间的根本冲突。参与虽然都发挥着关键的动力作用，但不稳定的幽灵却挥之不去。亨廷顿与琼・纳尔逊依然忧虑于发展中国家参与的过早膨胀所带来的危险，对他们而言，扩大政治参与的唯一安全途径就是经济发展，而组织对于政治参与也非常重要。没有高度发达的政党制度，发展将导向政治不稳定。亨廷顿为人熟知的这一论断在《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中被再次强调。
民主化与国家角色
在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过程中，国家从全能到无能已不是个别现象，而一些国家的人们更是陷入了无奈的现实困境。在这种意义上，亨廷顿关于秩序、稳定及组织与制度化的观念仍然是我们理解今天发展中国家民主化的重要依据。
由于对秩序与稳定的偏爱，亨廷顿常常被人们视为限制发展中国家政治参与的拥护者，而对一个国家的政府形式却并不关心。于是，1991年当他的另一本有关发展中国家研究的比较政治学专著《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问世时，人们惊讶地发现亨廷顿对人们如何管理自己不再漠不关心了，民主（制度）不仅是他研究的主题，他还相信民主对于个人自由、国内稳定、国际和平和美国都具有积极的影响。在这一研究中，他并不想另辟蹊径对民主进行重新界定，而是坚持将竞争性选举作为民主的唯一本质。他对民主的这种选举主义的（electoralist）理解，无疑已经将人们的普遍参与作为一个重要前提，因而人们更是惊讶于其态度的这种转变了。事实上，亨廷顿对于稳定与秩序的关注和强调始终未变：“秩序与无政府之间的分野比民主与独裁之间的分野更为根本。”针对他所划分的不同类型的民主化国家，他都提出了值得关注的指导原则，概括起来就是：避免暴力，寻求共识，为和解做好准备。
从《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到《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这三本著作跨越了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二十多年的时间，但他对于发展中国家独特的研究视角始终如一。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著作中，他都敏锐和准确地捕捉到了当时的时代话题，并作出了不同凡响的回应，一次次地使人们处于由他创造的亨廷顿时刻。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民主化主要表现为一种发展中国家现象，并表现出不同于早期发达国家民主化过程的诸多问题。第三波民主化若以1974年葡萄牙的尉官运动为起点的话，迄今已有三十多年的时间，其间许多国家的民主化都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问题，而有关国家、制度、秩序的问题尤为突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早期发展理论将国家看作塑造结构变迁的重要力量，但后来的理论发展则削弱了国家作为改革主体的形象，甚至将国家看作发展的主要障碍甚至就是问题本身。在与国家有关的制度方面，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制度变迁也是亦步亦趋，而完全无视自身的制度基础。譬如，当西方以“摒弃官僚制”为核心内容的新公共管理理论甚嚣尘上时，许多发展中国家罔顾本国官僚制供应不足的现实依然盲目跟进，严重削弱了国家的行政能力，使发展中国家出现了“缺乏官僚制的官僚社会”这一病态现象。因此，在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过程中，国家从全能到无能已不是个别现象，而一些国家的人们更是陷入了无奈的现实困境：专制是集中的暴力，无政府状态是分散的暴力。在这种意义上，亨廷顿关于秩序、稳定及组织与制度化的观念仍然是我们理解今天发展中国家民主化的重要依据。亨廷顿时刻仍在持续。
未远去的大师
自由主义价值与保守主义本能间痛苦的张力、社会科学理论要求与现实政策制定要求之间的创造性张力，既塑造了过去几十年来政治学的学科特征，也成就了亨廷顿非凡的学术品质。
亨廷顿是一位强势思想家，在其学术生涯中总是不断孕育和创造新的学术思想和观念。但在政治学学术与思想渊源上，他绝对不是一个离经叛道者。他对古人先贤有着“健康的尊重”（healthy respect）。在亨廷顿的研究中可以发现与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布丹、孟德斯鸠等先哲政治思想的重要的智力联系，马基雅维利更是其著作中最少引证但却最明显地体现了其精神的思想家。著名政治学家约瑟夫・拉帕隆巴拉（Joseph LaPalombara）认为，在有关民族国家构建所提出的建议方面，马基雅维利超过了整个现代政治学和政治社会学。亨廷顿对制度稳定的柏克式的赞许使他在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诸多目标中将秩序与稳定置于最优先位置。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民族国家大量出现的那个年代，到70年代中期以来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成为一种潮流，亨廷顿关注并回应了不同时期的时代命题，也为不同时期的政治学研究带来复杂的、同时也是受欢迎的变化。
亨廷顿是一位难以归类和简单定位的政治学家。自由主义价值与保守主义本能间痛苦的张力、社会科学理论要求与现实政策制定要求之间的创造性张力，既塑造了过去几十年来政治学的学科特征，也成就了亨廷顿非凡的学术品质。亨廷顿带给我们还未终止的亨廷顿时刻，也使政治学成为一个不断呈现新思维的引人入胜的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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