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英词典的编写开始得晚，因为英美人来华晚。但因为有前人的汉外词典可资参考，有更多的中国学人参与，汉英词典的编纂出版似乎更为顺利。第一本正式印行的汉英词典，是英国人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主编的《五车韵府》（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1819年出版于澳门。这之后，到20世纪中叶，在华英美学者陆续编出多部汉英词典，举其收词众、体例严、影响大者如：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1812-1884）主编的《汉英韵府》（A Syllab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1874）；翟理斯（HerbertA.Giles，1845-1935）主编的《华英字典》（A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1892）；马修士（R.H.Mathews，1841-918）主编的《汉英字典》（A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1931）。这三部汉英词典都梓行于中西通商的最大口岸―――上海。
早期汉外词典的对象基本上是外国人，汉英词典也部分沿承了这一传统。譬如翟理斯在《华英字典》扉页的题记中写道，“学汉语是一场苦役”，他希望这本词典能够帮助“驻华领事馆同事以及其他汉语学习者”减轻负担（当时他的主要身份是剑桥大学中文教授，但还兼任“大英帝国驻宁波领事”一职）。不过，最早的汉英词典也已显露出另一种考量，那就是为中国人学英文服务。从《五车韵府》封面上的一句话，可以窥知国人对此书的兴趣：“博雅好古之儒所据以为考究，斯亦善读书者之一大助。”一个甲子后，上海点石斋重印《五车韵府》（1879），序言称：“盖自中国创设各关口，与泰西各国通商以来，不下数十年，而其间人材蔚起，研究西学者指不胜屈。但研究西学，如不展阅两文字典，则学问不得其精，文理亦不得其当。”由此可见，为国人掌握英文、研探西学铺设便捷之径，也是早期推广汉英词典的附带目的。现在我们编汉英词典，对象的主次已经换了位，首先是服务于我国的“翻译工作者、英语教师和学习英语的读者”，其次也希望“学习汉语的外国朋友”成为我们的用户（见本词典1995年版《前言》）。
汉英词典的编纂出版史是与中国对外开放的进程同步的，进入20世纪同样如此。1978年，文革甫毕，中国大陆便出现了国人自纂的首部汉英词典，即本词典的第一版，由商务印书馆印行。改革开放三十年，北外的这本《汉英词典》也恰好走过了三十年，这不是巧合，这是汉英词典出版史与中国社会发展史的呼应。虽说问世于1978年，《汉英词典》的编纂工作在运动正盛的1971年就已起步。那是何等艰辛的年代，编纂者却凭仗学人的一份责任感和敬业精神，克服社会环境、资料条件等种种限制，及时完成了一项庞大的工程。在国人的汉英词典编纂史上，这第一步极为重要，以后无论哪本汉英词典，无论续编、新编、另编，或多或少都受惠于1978年的第一本。当然，一个时代总会有自己的问题。1978年版终究带有十年动荡的遗痕，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迅猛推进，汉语词汇快速更新，因此不久就有再版的必要，并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以下简称“外研社”）于1995年推出了《汉英词典》修订版。同时，其他汉英词典也陆续面世，如吴光华《汉英大辞典》（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93）、德范克《汉英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吴景荣、程镇球《新时代汉英大词典》（商务印书馆，2000）以及惠宇《新世纪汉英大词典》（外研社，2005）。这些作品当中，有的以词类标注细腻而系统出众，有的以科技词目丰富取胜，有的因收词多、例证详而广受称许。如今的汉英词典界，真正是诸家争妍、各呈所长，也唯有如此，词典业才能兴旺，使学界和市场双双获益。
市面上的汉英词典已经不少，本词典也已出过两版，而今再添这一版，在尽量保持原有格局和特色的基础上（譬如大部分取自经典、诗词、近代白话小说的例证得到保留），大抵有三点总体的考虑：一是兼顾学术和实用；二是以语文词条为主，兼收百科词目；三是以当代汉语普通话为准，兼承书面传统，酌采方言词语。这三点实际上也是本词典初版所制定、修订版所沿循的编纂思路。
词典是给人用的，所以总要考虑方便实用。但词典又要梳理一种语言的词汇单位，归纳出一个明白的系统，因此须有一定的学理贯穿其中。就以词类的诠释来说，早在《五车韵府》中，编纂者便试图界定一些词的语法功能，比如把“个”字释为“一个前置于各种名词的小品词，表示个体性”（A particle that precedes a variety of nouns,denoting individuality.）。后来的汉语词典和汉英词典把“个”标作量词，只不过是以明确的词类标记取代了描述性的语法说明，处理手法有所不同，实质的理解与《五车韵府》并无出入。而马礼逊能形成这种定义，则是因为当时西方人对汉语语法已有一定的研究。他本人在编写词典前就出版过一部汉语语法书―――《通用汉言之法》（A Grammar of the Chinese Language,Serampore,1815）。语法研究的成果，特别是对词类的认识，很自然地会在词典编纂中体现出来。国人自己的汉语语法研究，即现代意义的中国语法学，起点在马建忠所著的《马氏文通》（1898）。百年来，语法学家对词类划分的认识在汉语词典的编纂中逐渐得到反映，《应用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0）、《现代汉语规范词典》（语文出版社S外研社，2004）、《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商务印书馆，2005）等先后较系统地提供了词类标识。汉英词典也不落后，吴光华《汉英大辞典》、德范克《汉英词典》、惠宇《新世纪汉英大词典》等也都先后标注了词类。过去汉语界有一种说法，叫做“词无定类”。汉语的词究竟“有定类”，还是“无定类”？如果有类可循，其界限在哪里，判别的标准又何在？关于这些问题，语法学界仍将有一争，但在词典界，看来人们宁可信其有。毕竟，汉语的词类总不至于是一团糨糊，毫无统系和章法。词典编纂家多倾向于实用，把语法家们的分歧搁置起来，求诸一个大致可行的词类框架。
标注词类的工作大家都在做，本词典只是顺从趋势而已。但在已有基础上，我们还想试着再进一步，把标注做到底，做到单个的字。在这方面，以往也有过一些尝试，包括本词典的上一版。从1995年修订版《前言》中的一句话，可以看出编纂者当年也思考了单字涉及的词性问题：“对单字条目中的粘着语素（bound morpheme）作了有别于自由语素（free morpheme）的处理。”具体做法是：凡是本身没有意义、只做构词成分的单字，如“蝴蝶”的“蝴”（hú）、“仿佛”的“佛”（fú），在释义时用“see below”（见下）或“see”（另见）表示。本次修订中，则不再迂回说明，直接采用明确的标记：“蝴”、“佛”只是无义音节，并不是语素（=词素），故标作音；虽有意义而一般不独用、只作构词成分的单字，如?（gēng）、“杩”（mà）,则标作素。有些字现在不独用，但在古时候却成词，例如“蝮蛇”的“蝮”（《说文解字》：“蝮，虫也”；《玉篇》：“蝮，毒蛇也，蝮蜇手则断。”），是一个单音节的词。遇到这一类字，我们仍视为独立的词，如“蝮”字标作名，只是加注了语体标记〈古〉。由于汉语历史久长，致使古今形成明显差异，书面语和口语的区别也相当大，经常需要把词类和语体结合起来考虑。在语体和修辞色彩的标注方面，本次修订也做了一些改进，区分了文言、书面语和口语。另外，考虑到不同语体之间的差别未必是绝对的，很多场合下只是程度问题，我们在有些词目的语体标记前加标了“多”、“常”等，例如把“然而”标作〈多书〉。表示语气转折的连词有好几个，“然而”是其中较正式的一个；口语里也不是听不到，但如果一个人平常说话总是“然而、然而”的，就显得书卷气。平常我们说“可是”或“但是”。至于“然则”，口语里基本上听不到，标作〈书〉就不会有疑义。
名、动、形、副等词类标注是针对汉语的词目设立的，而汉英两种语言的词类划分和布局毕竟不同，所以有时候，英文释义所用语词的词类与汉语词目的标记并不一致。一般说来，我们会尽量让原语和译语的词类一致起来，一则可以显出英汉两种语言的共性，二则语感上会舒服一些，三则还可以多提供一种表达。例如，“维和”译作“peace keeping”当然可以（例证有“~部队peacekeeping force”等），但既然这是一个动词，就不妨把译义改作“keep(the)peace”（例见外研社《牛津英语搭配词典》，2006）。在标注词类时，我们参考了《现代汉语词典》（2005），必要时则会加以补充或另标。比如“退票”，《现代汉语词典》标作动词，本词典第一版（1978）也只有动词释义，不过修订版（1995）已经把这个词处理为动、名两用：①return a ticket;get a refund for a ticket②a returned(o runused)ticket:等~look for a returned(orunused)ticket。本次修订不必改动原有释义，只须添加词类标记。对于“退票”、“退款”等动词和名词用法都很常见的兼类词，分别标注词类更为合理。
本词典是一部“中型语言工具书”（1995年修订版《前言》），此番新修也无意改变这一定位。这意味着，我们要控制篇幅，避免规模过大。以单字条目“塾”为例，由于“家塾”、“私塾”都另行单独成条，就不再重复引举这类词作例证，而用参照标志示以这些常见的搭配。一方面要俭省篇幅，另一方面也要确保释义完整、例证充足。对于单字条目，配备例证时尽量求其本字用法。仍以“塾”为例，一般词典上所举的例词不外乎“家~”、“私~”。然而，何妨采用“六岁入~enter a private school at six”作例证，把“家~”、“私~”列为参照条目。有的词典希望让人用着方便，不必花时间另页翻查，于是在“塾”字底下完整地给出“家~、私~”等例证。这样做自有好处，相关词语立时可见，但也有弊端：假若所有的词都既独立成条，又充当例证，一本词典中复见的内容势必增加，部头自然就大了。部头一大，端在手上沉重许多，却也是不便。另外，印张多了，消费者得多掏钱，是又一弊。“有利必有弊”，老话说得一点儿不错。不同的词典有不同的思路和编法，从某个方面看可能很好，换个角度看却是不足，恐怕难以面面俱到。所以，纂者不必互相贬抑，识家也不必攻其一点。
既然是语文词典，生活中常见的普通词汇就应多收，争取不遗漏。当代中国的语言生活异常活跃，网络语汇尤其丰富多产，创意无穷。对于俚俗的新词新义，是收还是不收，酌收哪一些，人们的看法会有分歧。或认为，词典收词须求稳定，要等一个词稳固下来，成为词汇的一员了，才收列作词目。这种意见当然不无道理，不过有时候，并不容易判断一个新词是否已经得到稳固，其稳态又能维持多久。笔者的看法是，只要是亿万百姓口中常说、笔下键下常见的新词新义，哪怕可能只是汉语发展史上的匆匆过客，几年后兴许会退出使用，也都可以收取。词典有诸多功能，其中之一便是实录一个时代独具的字词及用法。词典不但是为今世服务的，词典也是为后人编纂的：要让后世在回顾21世纪之初的历史时，能够在我们的词典中找到这个时代特有的词语。
未来一二十年的汉英词典界，会呈现怎样一种态势呢？可以预见，随着中国与外部世界日益交融，华夏文化逐步走出国门，汉英词典也将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本词典已收录不少关于中国文化的词目，接下来或许可以在已有基础上提炼和扩充，编纂一部更具中国文化特色的词典。我们所说的中国文化，不仅是基于典籍和考古的传统文化，还包括五四以来的新文化，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当代文化；不是单一民族的汉文化，而是融聚多民族元素的华夏文化；也不是限于大陆一方的文化，而是涵盖港澳台等地的大中华文化。另外，海外汉语学习者的群体日见庞大，考虑到这方面的需求，还可以致力编纂专为对外汉语教学服务的汉英词典。供外国人学习中国语文使用，这本是西士当年着手编写汉英词典的初衷，今天我们也不应忽视汉英词典的这一用途。一部外向型的汉英词典，可能需要偏重当代生活语汇，对用法差异作充分的辨析，提供更多的搭配和例证，突出说明外国人学汉语的难点等等。再有，汉英词典可以进一步专门化、系列化，分别满足科技、商务、政法、体育、旅游休闲等各行各业读者与用户的需要。在这些方面，已具相当规模的外研社双语平行语料库应能一展身手。
近年来，电子媒质的介入使得词典编纂的工作平台大为改观。前人只能用纸和笔，手工制作卡片、誊写词条，今人则在计算机上直接操作，纸笔已成辅助工具。更有外国出版社，开发出专供编修词典使用的软件，依靠自家的语料库，撰条、润色、增删、定稿都在网上进行。这些不外是技术手段，我们可以学、应该学，学起来也不至太难。真正难的是，纸质词典如何应对电子词典、网络词典的挑战。电子词典与纸质词典的区别还只在于质材和形制：把纸本做成电子版，查找起来快捷了，携带起来也轻便了，而实质内容、编纂方式都未改变。网络词典大抵有两种：一种是把电子词典设在网上，看起来虽然界面宏阔，实则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是纸本在视屏上的延伸，只不过俾便了关联条目的互参，提供了更多的相关信息和丰富的站点链接；另一种则不同，采取在线自由参与、共同编创的方式（如WIKI），一改千百年来始终由一小批词典家圈定条目、给出释义的做法。后一种类型的网络词典才是一场真正意义的革命，把语词从专家手中解放出来还给民众。须知语词本来就存活于亿万民众的口中和笔头，如今还词典于民，是让语词回归自然，回到它们所由产出的源泉。在网上，词典编纂的空间开放了，界面自由了，编者与读者的界限模糊了，主体与客体的区别也不再重要。如果说有网络词典学这一行，从业者的任务已不是亲自编纂词典，而是如何协调和管理词典。面对网络词典的这种创新，纸质词典也应该思变。但怎样变？眼下似乎还没有答案，有待学界业界一同去探索，通过实践逐步实现变革。
本词典第三版编修过程中，北外同人出力最勤，外间学者也贡献良多。言难抒意，甘苦自知，谨借新版面世之机，向所有合作与支持者道一声：谢谢！而词典发行之日，也是编者心生惶恐之时，愿听各方指教，冀望日后再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