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书学之要义，集中于自然。汉蔡邕说：“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此说就管领了后世论书法的自然无为理论。但是，这“自然”从哪里得来呢？一是要“有法而无法”，即掌握法则而超越法则；二是要“禀阴阳而动静，体万物以成形”（孙过庭），这就是指书道与人道的统一，书法就在人生中。古来书分碑和帖，“碑”是“职业化”的书法，技法要求很明确，常有不可逾越的法度；“帖”是往来信札的手书，无心为书法，却天然自在中成就了书法艺术真趣。
史上二王的字，都是帖书，也就是短简便签，信手书来，但却是书法历史的极品。王羲之的《初月帖》和《丧乱帖》，可说是“逸笔草草”，但其气象或如春风过草、或如金弋泣血，书道人道相胜。他的《兰亭序》为千古第一行书，数百字气象万千而又一片灵和盛景，既不是依规矩计算所能得到的，也不是凭空臆想的蹈虚之作。这部绝代旷世之作，绝妙处全在于它是王羲之的人生事业之结晶，而王羲之的人生又正是他所处的东晋士人对自然人生既一往情深而又风流超越的时代精神的结晶。所以，观赏《兰亭序》，我们既得“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的慷慨，又得“修短随化，终期于尽”的沉痛。离了王羲之的人生，我们不可领悟他的书法的至境；更重要的是，没有如此的时代人生，王羲之就不会创造如此的至境。将对宇宙人生的深刻领悟浸润在日常生活的天伦人情的书写中，这就是书道自然的精义所在。
然而，自唐代以来，书法的政治功能日胜，以碑书为正统的法书系统就日成主流，强调甚至尊崇法度，则为书法的首要教义。彦柳诸公的碑书，本为大唐御用书体，法度精严，代代遵从，因此成为后世朝野的楷模。“碑”胜于“帖”，即始于此。晚近以来，我们的书法观念受碑书的影响似乎大于帖书，郭沫若先生就曾以碑论帖，在上世纪60年代据新出土的王谢墓志字迹与冯承素本《兰亭序》形貌和神采的殊异质疑《兰亭序》的真实。以碑书为楷模，遵从法度，自此也开始了书法的“职业化”道路，产生了专业的“书家”。“书家”的存在，首要在于他们是法度的维护和传承者，是技巧的掌握和创新者。因此，书以法尊、以技胜，书法不仅与人伦日常相脱离，而且与精神人文相脱离。书与文的分野，是一个上千年的漫长过程，但是对于当代的书法学习者，则是一个当然无疑的前提。当代书法之式微，非技法的式微，而是书道自然精神的丧失。当今专门从业于书法的书家人数之众，恐怕历代以来未有，靠书法成了大名、发了巨财的书家，也是层层叠叠。然而，今日之书家，胸中无丘壑，眼中无日月，徒逞巧技，虽然各自张狂，却毫无自然气韵。庄子曾借庖丁口言：“吾好乎道，进乎技也。”今日书家徒守技法如株兔，对于“道”为何物可曾梦想到过？
从“职业化书法”见出今世书法衰落的根源，阅读《管领风骚三百年》，就特别敬佩作者的卓识。此书专门收集近三百年来学人翰墨，其中多是影响了晚近中国文化、甚至政治历史的著名学人的书帖，他们无意为“书”，却自成一体，或古朴醇厚，或直率随性，或潇洒神逸，或锐意严和……洋洋大观，以笔墨披露出三百年来中国文化的精神意气。我认为，这些“无心于书法”的书法笔墨，才是真正的三百年来在中国文化流变中的活的书法，真正传承了中国书道自然精神的书法。与之相比，那些“职业书家”的书法，如果不是失于死气，也只是空泛无着落的技法演示。
作者许宏泉在编辑此书时，坚持只收录亲自收藏的学人书帖，这不仅保证了此书纯真绝假的好品质，更体现了作者的艺术纯正真诚之心。20世纪世界最伟大的艺术史家之一，英国学者贡布里希在著不朽史著《艺术的故事》时，就明确坚持只评价自己亲自观摹过真品原件的作品。对艺术的感受和品评，必须以亲历原作为前提，书法更是如此。正因为书中品评的书帖都是作者朝夕赏析的珍藏之物，作者的文字就写得稳实而真切。许宏泉当然也是职业画家，而非文人，但读《管领风骚三百年》，我惊讶于他的语言的明净和隽永，从书见人，或以人论书，都简易平白，无喧哗之语，但读下去却另有一种老友相叙中茶热酒暖的绵绵熏意。我认为，撰写此书，是作者许宏泉自身书道自然的一个大精进的历程；而此书问世，则是启发当下中国书法回归自然书道的一个重要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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