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想来，傅国涌和那位文友的无奈，其实我自己也曾有过。
前在天津一家刊物发表一文谈一点看法：古代文人一般都具备诗联知识，是一种风气；如今具有这方面知识的文人实在太少了，大家对此多不讲究，似也成风气，并随手举了一些例子。文章题目便作《也是一种风气》。但发表出来后，题目却成了《错了一堆人》，显然与原意不符。更糟糕的是，我所举例子中，有韩石山先生的书房联，说他那联便有问题。我的本意是说，“历史系毕业，在作家群中，是位很有些学问者”的韩先生尚且如此，其他许多作家也就可想而知了。不想编辑在“可知他于此道也不在行”后面，竟替我加了一句“但出起洋相来却很勇敢”，完全歪曲了我的意思。且不说韩先生和读者读了感觉如何，我自己看到后便很不舒服。
更教我不可理解的是，曾有一文谈到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那场灾难，据《百年潮》所刊当年河南信阳地区专员回忆文章，说该地区饿死一百来万人。文章寄太原某报，没想到发表出来后，却被改作饿死“一百来人”。编辑大概是为了掩饰极“左”路线的罪责，而将灾祸程度缩小了一万倍。
较近的例子是，一篇评黄万里诗的文章谈到：黄万里虽然不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甚至连中华诗词学会的会员也不是，但却是一位伟大的诗人。这有黄万里一心为国、极其感人的《治水吟草》为证。拙文刊于北京某报，该报似乎不赞成将黄万里与“伟大”二字连起来，而将那句改作了“确实是当代的诗人”。见到样报后真教人哭笑不得，难道此前有人说黄先生是前代诗人吗？读者读该句后免不了要怀疑：此文作者的思维莫非有问题？
以上这类例子，还可以举出一些。
即使于作者所要表达的意思并无大的歪曲或改变，编辑的随意改动，也仍然不可取。例如，拙著《读诗闲札》最近在安徽一家出版社出版，编辑擅将其中“山西诗词学会”改作“山西省诗词学会”。我看清样时改了回来，并告其以我所书为准，孰料编辑竟再次加上“省”字付印。他自以为应该有个“省”字。本人任山西诗词学会副会长已二十年，真恐有诗友读拙著后会怪我怎么连学会名称也还弄不清。
本人曾多年从事编辑工作，同时也是一个作者，总以为编者不但要为读者着想，同样要为作者着想。想不到如今有些编辑，乃至主编，竟是这样草率从事，对读者不负责任，更使作者无可奈何。其实，这些问题不难避免，有疑问或觉着需要改动时，与作者沟通一下即可。如今电话和电子邮件均很方便，沟通并不费事，可惜有些编辑就是不肯同作者沟通，而好以己意改之，与前辈同行的敬业精神比起来，真有天渊之别。写这则短文，是希望编辑先生们能少些随意，多些认真，手下留情，千万不可歪曲了作者原意。笔者近十几年来多在《中华读书报》和香港《大公报》发表文字，从未有过这类情事，亦无其他遗憾，真该感谢两报的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