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杨/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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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深秋的某个晚上，我和台湾作家舒国治迎着瑟瑟冷风在北京东城区一处老居民楼群里七拐八绕地找一家涮羊肉馆子解决晚餐。那夜在炭火和滚开
舒国治高高瘦瘦，背着双肩包，穿着户外速干质地的衣裤，聊天时，表情、手势都相当丰富，不暴殄天物，哪怕几片生菜叶，一个纸杯，他都注意不浪费。他称对物质生活要求不高，便不怎么受物欲钳制束缚，读书、旅行、写文章，饿来吃饭困来眠，活得闲云野鹤似的禅意。
其时，他十年前已为台湾、香港等地众多读者视为“旅行文学”典范的《理想的下午》一书内地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出版）正在文稿编辑、装帧设计中，他到北京来也是为首次在内地出版的新书把把关。正如该书副标题“关于旅行也关于晃荡”所言，舒国治此行还另有“晃荡”，“我后天要去河南陈家沟，那里是陈氏太极的发源地，我要去访访今天的传人”，接下去，他还约了几个朋友在杭州会合，一同去爬九华山。从1992年初次到内地，十几年来他几乎每年都会来，主旋律是爬山，“黄山雁荡山华山这样的名山我固然乐意爬，北京郊外的山我也感兴趣，像上方山甚至十三陵附近某座没什么名气的山我也爬过”。多年来，他醉心于旅行的随性和不确定，抗拒太过刻意预设的行程，这自然得益于他“不工作”所多出的自由以及乐天知命随遇而安的人生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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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湾作家里，说舒国治是个异类并不为过。这倒不是仅指他那些水到渠成有感而发的旅行、美食文章或者文艺评论之举重若轻、中西融通、雅俗同赏，他的生存方式才最令人“羡慕”，大多数忙碌上进的上班族对此只能羡慕――除多年前短暂工作外，他不供职于任何部门、机构，基本只靠写专栏赚稿费为生，又不像很多专栏作家那么悬梁刺股地赶稿子，这样有一搭无一搭一路写来却写成台湾文坛魅力独具自成一格的散文作家。他的专栏亦频频开在《亚洲周刊》、《联合文学》等华语世界有分量的杂志上。
所谓“无业”、“悠闲”，对他而言更像是命运安排好的，他很排斥“选择”、“刻意”这样的字眼，“这样的生活是我不小心碰上的，我总是设法避开需要应付的规定，于是成为今天的我。当然，我也有隐隐的坚持”。他不否认自己难免受到约束，“所有人都要被约束，我也遵循社会法则，过马路要看红绿灯，过两天坐火车去郑州要按时赶到车站”。他不会有意去考虑如何闲适或如何循规蹈矩，“本来就该遵循的就去遵循，也不算妥协，好在外部世界足够宽广，可以包容我”。他不认为自己在逃避现实，如此难如人意的现实其实极易激发人的批判情绪，“只能说我看待现实的眼光有些苛求，苛求是想要去改变它。我是用有点耍赖的‘逃避’去面对现实。”
他正视自己在台湾社会的“异类”身份，“我这样的人很少，很多人有闲，却和我不同，我还要写稿子赚稿费啊，很多人很穷，也不会像我这样平静。”他调侃说，有些有钱人从台湾跑到北京非要钻进胡同深处吃一块钱一张的饼，然后写文章说自己如何如何，“这和我不同，王子想做乞丐还是王子，体会不到真正乞丐的快乐”。他觉得就算基本的生存堪忧，仍会这样生活下去，“我其实不担心，我一天写稿子超过两小时就算是忙了，两小时能写一篇千字文，一年写一百篇就足够我生活。”他不愿意苦心孤诣地去为难自己，在《理想的下午》中有篇文章《城市的气氛》，里面写到京都，“京都最动人的，是山门。尤其在不经意中见之。街巷细碎，东弯西折，随时遇见；门外伫足便好，总能想象其内之无穷”，后来他把这句话所表达的态度写成《门外汉的京都》一书，他眼中很多美好大可“不求甚解”，“我不想把某个地方完全看透，每个地方用匆匆一瞥的方式去感受它的好就好。很多好，在门外看就够了，到门内你会觉得百官庙堂都在里面，其实没那么好，你在外头看看，已经忙不过来”。
“大多时候，津浦无人，桅樯参差，云接寒野，澹烟微茫，间有一阵啼鸦。岛上的村落，霜浓路滑，偶见稀疏的Volvo车灯蜿蜒游过。”如果不是句末Volvo的出现，怕很难猜出这种古意盎然的文字是写斯德哥尔摩的（见《冷冷幽景，寂寂魂灵――瑞典闻见记》），这也是舒国治文章的风格所在。自小在台北生长的他是听着各省方言长大的，“那些语言没那么成熟，也缺乏沉淀，所以我觉得那时台湾人写的文章不漂亮”，他的一位高中老师曾经认为上世纪60年代台湾很多人的文章写得比30年代的好，因为大家写白话文又多写了30年，“但我觉得还是不够好，就想用白话文做不到而文言文具有的古老传统去写作，算是偷一点文言文的好处，至于这种方式能否抓住文言的好，我也不敢说。”他这样解释自己缘何在文章中用文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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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版《理想的下午》较2000年的台湾版多了《一千字的永康街指南》、《旅夜书怀》、《旅馆与台湾人的起居》、《我是如何步入旅行或写作什么的》等篇章，其中不止一篇谈到了旅行指南。为什么不自己动手写一本纯粹的旅行指南？“我写这些文章是想表达人人都有自己心中理想的旅行指南，人人面对旅行指南都像挑剔的评论家，怎样的旅人就写出怎样的指南。”他举例说嬉皮年代的旅行很艰苦，嬉皮写的旅行指南就有些简陋。他想把旅行的角度拓宽，而不是拿着旅行指南上路，“三天两夜，这里的食物，那里的旅馆，排行榜的景点，都去过了，回到家就把旅行指南打入冷宫，这样的人，旅行指南也不能让他的旅行更值得。旅行指南能不能精炼地写出哪怕有些冷门而大家不应错过的地方呢？”他假设，如果有一天去写旅行指南，就写香港或者巴黎，不求全面，只求独家和个性，“可不可以就写12页的巴黎指南，这对很多人来说足够了”。
他特别强调，内地版增加的内容不是补充，而是原来写这本书的时候就想过有些内容可以多写写，但当时写得比较短，另外，过了这些年后有些感觉可以再加上。“我总希望新版能多给读者一些东西，可能也埋伏了读者有兴趣的小机关，比如我听的音乐，我如何看待什么东西，我希望在这些表达上不吝啬。封面我换了一张图片，是我在美国时看了文德斯的《德州巴黎》那部电影后去德州旅行，到了电影中那个地方就拍了这张照片，把它放在封面上。一个喜欢电影、喜欢公路片的读者也许就会从中得到小小的满足”。学电影专业出身的他一直是个铁杆影迷，最近看得过瘾的片子是《险路勿近》（内地译作《老无所依》），“我真希望一年能到影院看五十部电影，可是大多影院里放的片子都很烂”，还好有DVD可看，他说每次到北京都要买几十张带回去。他正在《联合文学》上写个关于老电影的专栏，要写300部，已经写了200部，即将出书。他毕业的时候是上世纪70年代，那对台湾电影业来说不是好时代，他没能做这行，可也在侯孝贤、杨德昌等新浪潮导演的片子里露过脸，他至今也不时做做电影梦，“也许有一天我去拍一部电影，哪怕赔点钱”。
他不大读旅行文学的书，宁愿和朋友们喝茶聊天，偶尔到书店去，找本书蹲着看上三小时，这种习惯造成他逐渐远离读小说的情怀，他曾经还写过不错的小说，“我现在都是看标题，看几个句子，看人何尝不是如此？看看他们的‘标题’就够了”，他笑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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