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作为书评媒体，其职责不仅仅是向广大读者推荐好书，也有义务为推进学术批评和讨论尽绵薄之力，为包括作者、读者、出版人在内的各方人士搭建一个公共交流平台。因此，我们一向对批评和反批评的文章格外重视。在此，我们刊发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余一中先生关于《拉斯普京创作研究》的评论文章，也欢迎
被批评者作出回应，我们会以客观、公正的立场对待参与讨论的双方。
罗蒙诺索夫、齐奥尔科夫斯基、柴科夫斯基、加加林等都被孙玉华们无中生有或牵强地说成了“西伯利亚文明史上”的名人（第11页）……再如，孙玉华们把普里什文的中篇小说《人参》说成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第14页）。这又是惊人之语。因为普里什文生前一直都有意识地和当时苏联官方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保持着严格的疏离状态，只管描写他所热爱的大自然，歌颂他所珍视的生命。
瓦连京・拉斯普京是当代俄国著名作家。200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孙玉华等人撰写的《拉斯普京创作研究》。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吧。
书的封面上印着三个作者的名字：孙玉华、王丽丹、刘宏。封面折页的“作者简介”和书的扉页告诉我们：孙玉华，女，教授，教育学博士，博导，大连外国语学院院长，全国教学名师，教育部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其他两人是她的下属，分别是副教授、教授。这本书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辽宁省教育厅学术著作出版资助项目。
但是，看了目录后读者就会觉得别扭。例如，第一章“道德理想主义的文化语境”中，四节的标题分别是“群体通性：西伯利亚文学”、“个体特质：拉斯普京的早期创作”、“传承经典：作家的世界图景”、“社会‘病态’：世纪末的文化转型”。一串排比，整齐，漂亮，而且响亮，但是文不对题，文理不通。首先，既然整章是讲“文化语境”，那么其中各节都应当讲这语境的成因、现状等等才对，怎么当中岔出来了两节讲拉斯普京的创作个性的呢？其次，从四节标题的结构看，冒号后面的词语是解释冒号前面的词语的，然而第三节标题里的“作家的世界图景”又该怎么解释“传承经典”呢？只有在读了该节后才知道，原来，那一节里讲的是拉斯普京继承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布宁、肖洛霍夫的某些创作手法。书中分别用了5页半和10页半来讲拉氏对陀氏、对肖氏的继承，而只用了1页零4行讲拉氏与布氏的关系。且不说1页零4行的篇幅根本说不清拉氏与布氏的关系，仅从篇幅上讲，这一章的结构就不成比例，给人以胡乱拼凑之感。再者，既然该节标题是“作家的世界图景”，该节自然应当讲作者描绘的世界是什么样的，这世界里有些什么人、什么东西，他们在这世界中又处于什么样的状态，是怎样活动的等等，然而该节实际上说的却是创作手法，也即作者是跟谁、怎样学着描写世界的。本该解释“写了些什么”，结果却在说“怎么样写”。这不是文不对题又是什么？
这类思维混乱，逻辑不通的错误在“专著”的各个层面上都比比皆是。例如，第一章的开头，作者在引了拉斯普京的话（“我在自己的作品中不解决经济问题，我只对道德问题感兴趣……”）之后写道：“作为道德理想主义者的拉斯普京向来从道德优先原则出发来评价社会……”接下去，作者又写道：“作家情急之下的道德主题并非因理想丧失、道德堕落的俄罗斯今天的世俗化和市场化而起，只是社会剧变才使其道德焦虑有所凸显。”（《拉斯普京创作研究》，第7页。以下引文只注明页码）前面刚说完拉氏“只对道德问题感兴趣”，他“向来从道德优先原则出发来评论社会”，后面突然“道德主题”又成了“作家情急之下”的选择。真是不知所云！再如，第三章第二节的第二小节的标题是“记忆即遗忘”。（第133页）这话说得可真够雷人的。“记忆”到底怎么就是“遗忘”的？你纵使把那一小节读了几遍，也休想找到答案。
再如，第二章第三节的第二小节的标题“道德堕落与精神死亡：西方文化冲击下的俄罗斯现状”。这种惊人之语也只有无知者才能无畏地说出来，因为任何头脑正常的人都不会把“俄罗斯现状”等同于“道德堕落与精神死亡”，而且这种“死亡”“现状”的成因就是“西方文化冲击”。如果你想从这一小节中获取什么相关信息，那又将是白费功夫，因为孙玉华们虽然赏析性地“分析”了作家的几部小说，却没有一句话用来分析西方文化是如何冲击俄罗斯的。西方文化在孙玉华们的笔下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成了俄罗斯灾难的替罪羊。
另外，书中的常识性错误不胜枚举。例如，罗蒙诺索夫、齐奥尔科夫斯基、柴科夫斯基、加加林等都被孙玉华们无中生有或牵强地说成了“西伯利亚文明史上”的名人（第11页）。实际上，这些人都不是西伯利亚人，他们的主要活动也都与西伯利亚没什么关系。再如，孙玉华们把普里什文的中篇小说《人参》说成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第14页）。这又是惊人之语。因为普里什文生前一直都有意识地和当时苏联官方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保持着严格的疏离状态，只管描写他所热爱的大自然，歌颂他所珍视的生命。又如，书中说：“无论是敏感的赫鲁晓夫‘解冻’时期，勃烈日涅夫交出政权时期，抑或是契尔年科、安德罗波夫短暂的政权更迭时期，还是戈尔巴乔夫的不景气年代，农村小说都无疑给了人们以精神上的支持……”（第20页）读者，甚至历史学家们一准谁都不知道有一个“勃烈日涅夫交出政权时期”。而用“不景气”来形容“戈尔巴乔夫的年代”，也是孙玉华们的一种小发明。顺便说一下，“戈尔巴乔夫的年代”是所谓农村小说衰落的年代。
孙玉华们特别喜欢大的话题。在书中，他们全世界、全俄、全苏、全西伯利亚，文化、文学，当代、历史，什么都谈到了。但是他们说的话越多，里面的错误也就越多。
例如，他们在讲西伯利亚历史文化时竟然只字不提沙俄与苏俄在西伯利亚推行的殖民政策。再如，被孙玉华们称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的帕夫连科的《在东方》、凯特林斯卡娅的《勇敢》等竟然“为西伯利亚文学的进一步发展搭建了更优越、更坚实的平台”（第14页）。马尔科夫的《人间精粹》及科普捷洛夫的三部曲等苏联官方典型的、并不高明的宣传文学作品，在孙玉华们看来居然“更能反映出西伯利亚文学的独到之处”（第21页）。实际上，这些书所宣传的都是所谓西伯利亚自古以来是俄国的领土，斯大林的民族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社会政策都是无比正确、绝对正确的之类。
再如，孙玉华们说，在20世纪90年代“《旗》、《十月》、《新世界》及《文学报》等报刊杂志长篇累牍（系‘连篇累牍’之误。――本文作者注）地刊登了许多鼓吹历史、推崇西方文化、颠覆苏联历史、否认卫国战争的历史功绩、暴露生活阴暗面的作品”。（第60页）――这些话都是勃烈日涅夫时代苏联文学官员批判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时常说的话。――然而就在前面的第59页，他们自己刚刚肯定过的阿斯塔菲耶夫的《被诅咒的和被杀死的》、马卡宁的《一般化情节》、科罗廖夫的《果戈理的头颅》、波良斯卡娅的《阴影在消失》、沃伊诺维奇的《宏伟的宣言》（应译为《用纪念碑宣传》。――本文作者注）等“更多地深入到精神与哲理层面对历史进行全新的阐释”的作品可都是发表在上面几家报刊上的。孙玉华们认定的“对刚过去的历史同样进行了深刻地反思”的作家阿克肖诺夫、奥古贾瓦等人也特别喜欢在上面几家报刊上发表作品。阿・伊凡诺夫的小说《叶尔马克》一会儿被说成是“描写遥远的历史故事的”作品（第59页），一会儿又和邦达列夫的《百慕大三角》等当代小说一起被列为“以批判和揭露上层人物出卖国家及民族利益的行为为主要内容”的作品（第64页），而实际上那书却是在热情讴歌为沙皇在西伯利亚侵略扩张卖力、杀害过无数中国北方边境居民的刽子手叶尔马克。孙玉华们出的如此多而荒唐的错，说明他们的学术修养太差了，他们从第二手、第三手搞来的似是而非、含混模糊的材料在他们的脑子里搅成了一锅烂粥。
把佩列文的《奥蒙・拉》、哈里托诺夫的《命运线》，或米拉舍维奇的《小箱子》、阿斯塔菲耶夫的《被诅咒的和被杀死的》等深刻反思苏联历史、审美上有独特创新的文学佳作说成是“鼓吹民主、推崇西方文化、颠覆苏联历史、否认卫国战争的历史功绩、暴露生活阴暗面的作品”，倒是让人们觉得：他们的身份很像勃烈日涅夫时代的苏联文化官员！
孙玉华们为了不负博士、教授名号，还喜欢在文章中玩一些时尚的新名词。但是他们对这些新名词实在是不甚了了，使用时谬误不绝。这里仅举“存在主义”、“宗教性”、“自我认同”这三个名词为例。
先说存在主义。孙玉华们虽也煞有介事地说，拉斯普京“创作中的存在主义价值取向是以个人精神为旨归，体现了作家的独特体验与思考”。（第67页）但他们又说，“作为道德理想主义者的拉斯普京向来从道德优先原则出发来评价社会……”他们还引用拉氏自己的话：“我在自己的作品中不解决经济问题，我只对道德问题感兴趣……”这些都说明，拉斯普京虽也描写人的“存在”，或曰“生存”，但却不是存在主义者，因为存在主义认为，除了人的存在之外没有天经地义的道德或体外的灵魂。道德和灵魂都是人在其存在中创造出来的。人没有义务遵守某种道德标准或宗教信仰，却有选择的自由。而拉氏在创作中总是要求他的主人公们按照所谓国家、民族、集体的要求做出选择。这样的创作显然是与“存在主义取向”背道而驰的。正是因此俄国批评家帕维尔・巴幸斯基才说：“不太多的聪明的批评家把拉斯普京的小说说成是‘存在主义’。拉斯普京根本不是什么‘存在主义者’，他的主人公们只不过是现实地、物质地受着良心的折磨而已。”孙玉华们或许就属于那“不太多的聪明的批评家”之列。
再来说一下“宗教性”。苏联解体后，俄国社会一度出现了意识形态的“真空”。俄国官方与一些社会人士从俄国传统中找出东正教，试图用它来凝聚民众。于是宗教性成了一些俄国人津津乐道的东西。孙玉华们也紧跟上去，在书中用一节专门谈论拉斯普京的“宗教情怀”，而被他们反复用来证明拉氏“宗教情怀”的则是拉斯普京最近的一部长篇小说《伊凡的女儿》（2003）。
《伊凡的女儿》的内容大致如下：女主人公塔玛拉，粗通文化，一生中当过邮局的发报员、卡车司机等。世纪末的社会变动使她居住的西伯利亚成了来经商的“更为狡猾的中国人”和“更为蛮横的高加索人”的天下。这些外来人挤占了俄罗斯人的生存空间，败坏了信奉东正教的俄罗斯人的纯朴民风，以致塔玛拉的女儿遭到高加索青年的奸污。塔玛拉认为司法部门不能公正办案，遂用猎枪射杀了涉嫌强暴女儿的青年，并因此获刑。她的遭遇得到了人们近乎赞扬的同情。服刑期满后，她决定按自己的方式继续生活下去。她欣喜地看到，儿子小伊凡继承了她从父亲老伊凡那里继承来的生活信条（正是因为作者强调这种传承关系，小说的标题应当根据原文忠实地译为《伊凡的女儿，伊凡的母亲》。――本文作者注）。
熟悉外国文学的人自然会想到，拉斯普京是在试图讲一个源自圣经的“罪与罚”故事的当代版，同时也会联想到俄国经典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罪与罚》。在《罪与罚》中，贫穷大学生拉斯柯尔尼科夫在杀富济贫的“英雄思想”鼓舞下杀死了贪婪、残酷的放高利贷的老太婆，但随即便陷入了精神危机。后来的法庭审判和苦役并没有给他带来良心上的安宁。最后，笃信宗教的妓女索尼娅的劝导和圣经才使他真正懂得了自己的罪孽，并获得了救赎。陀氏曾说过，“这部小说的思想就是东正教的观点，即什么是东正教”。后世的批评家也都把《罪与罚》看作体现俄国东正教精神的文学经典。文学经典是衡量当代文学作品的重要尺度。将陀氏的《罪与罚》和拉斯普京的《伊凡的女儿，伊凡的母亲》两相比较，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拉氏的塔玛拉没有认罪，没有忏悔，更没有得到救赎，所谓“宗教情怀”只是伪宗教情怀。
孙玉华们说拉氏的《伊凡的女儿，伊凡的母亲》是“以皈依宗教为结局”（第151页）。“以厚重的宗教为凭据，张扬自己深切的人文关怀”（155页）。这只能表明，他们不懂得什么是东正教精神，什么是人文关怀。
再来看“自我认同”。孙玉华们说，存在着一个“二十世纪末俄罗斯文学界作家的自我认同危机”，这一“自我认同危机首先表现在‘作家自我写作’（автописьмо）这种文学体裁的急剧增加”。“总之，关于作家及其日常生活的书写构成了这一时期无孔不入的‘元叙事’（метапроза）”。（第57页）他们还说，“这种自我认同的危机还表现在一系列反映俄罗斯社会知识分子精神生活的作品中”。（第58页）这里有两点需要指出：一、孙玉华们所提到的那些作家并没有什么“自我认同危机”，他们各自都有明确的自我身份意识；二、自我认同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学体裁与题材问题，而是一个有着深刻内涵的价值认同问题。也正是出于这两点，那些俄国作家才分别以各自不同的价值观和文化身份写出了各自具有不同社会和审美取向的作品。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孙玉华们不知道“自我认同”（或“自我身份的认同”）的深刻内涵，但读者倒是可以强烈地感到他们的自我认同危机。例如前面说过的，他们把苏联官方文学的代表作，宣扬屠杀我国北方边境上的突厥蒙古族居民、专事侵略扩张的叶尔马克的书，坚持斯大林模式与诅咒民主改革的书当成好书；而把佩列文的《奥蒙・拉》、哈里托诺夫的《命运线》，或米拉舍维奇的《小箱子》、阿斯塔菲耶夫的《被诅咒的和被杀死的》等深刻反思苏联历史、审美上有独特创新的文学佳作说成是“鼓吹民主、推崇西方文化、颠覆苏联历史、否认卫国战争的历史功绩、暴露生活阴暗面的作品”，倒是让人们觉得：他们的身份很像勃烈日涅夫时代的苏联文化官员！
《拉斯普京创作研究》竟然通过了相关专家的“严格评审”，被鉴定为合格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并得以出版。难道我们参与评审和鉴定的相关专家看不出其中的错误，难道他们也认同书中的叙述？
书的“后记”也让人莫名其妙。合著的后记中通常都会说明，哪一位作者写了其中的哪一部分。这样做既确认了各个合作者在合著中投入的不同质量的劳动，也体现了文责自负的原则。这篇“后记”里却没有这种内容。“后记”的署名是“作者”。也就是说，书中的全部内容都是三个作者的共识，三个作者愿意对书中的全部内容负责。但是，怪事出来了：“后记”的署名是三位一体的“作者”，叙述者本应当是“我们”，可这里几乎通篇都是“我”，“我”，“我”。“我们”只在“后记”快结束时才出现了几次。从这里我们不难窥见“后记”执笔人的微妙心理：是“我（在大学三年级就）认定拉斯普京”（第225页），是“我”一直在“接近他”，并认识到“拉斯普京的伟大”，是“我的视线”在一直注视着他，他“是我俄罗斯情结的羁绊”（第226页），是“我”……最后让“我”把这本书说成是“我们这本书”（第227页）。“我”实在是心有不甘。这是无法彻底泯灭的个性在痛苦却又微弱地挣扎。
众所周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理应代表我国社科研究的最高水平。一个人的研究课题被认定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是要经过相关专家严格评审的。一种著作被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出版，也是要经过相关专家严格鉴定的。早已声明自己的“主要科研兴趣集中在俄语教学法方面”的孙玉华凭着她那少得可怜的文学论文怎么就能拿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因为她是大学校长？或者因为她是全国教学名师？或者还有什么一般人想不到的其他原因？逻辑不通，思想谬误的《拉斯普京创作研究》竟然通过了相关专家的“严格评审”，被鉴定为合格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并得以出版。难道我们参与评审和鉴定的相关专家看不出其中的错误，难道他们也认同书中的叙述：罗蒙诺索夫等是从西伯利亚走出来的，叶尔马克是俄国历史上值得歌颂的英雄，“俄罗斯的现状”是“道德堕落与精神死亡”？……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那些参与孙玉华的立项评审与成果鉴定的专家们是在毁坏自己的学术声誉，但因为他们的名字是不公开的，结果他们直接毁坏的是国家的学术声誉。
孙玉华们的书是由我国最权威的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这说明，我国一些俄罗斯文学书籍出版编辑人员太不专业了。我怀念蒋路那样的俄罗斯文学书籍的编辑，期盼新一代蒋路式的编辑的出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