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文学史可以这么写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外国文学在中国的翻译可谓洋洋大观，从传统的批判现实主义到新潮的魔幻现实

这些林林总总的翻译所构成的斑斓复杂的文学地图，很容易让人目迷五色、歧路彷徨，看不清其中的路径。幸运的是，向导及时出现了，最近出版的赵稀方先生所著《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新时期卷》一书，在我看来正是起到了为广大读者包括研究者指点迷津的作用。

赵先生不仅梳理了最近三十年外国文学的译介情况，还详细分析了这一大规模的翻译活动和新时期话语实践之间的关系。换言之，他不仅考察了哪些作品被翻译成了中文，还试图说明为什么是这些作品而不是别的作品被翻译过来。书中仔细分析了这些被翻译过来的作品与新时期中国思想文化建设的互动作用，比如在谈到美国文学时，作者分析道：“在文学史上，海明威的贡献之一是与乔伊斯相抗衡，将文学从心理还原为行动，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海明威在新时期最早、最有影响的小说恰恰是被视为意识流小说的《乞力马扎罗山的雪》”；而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作为意识流小说来看，《乞力马扎罗山的雪》的线索过于清晰，这正符合新时期初期文坛的需要”。（第123页）值得引起深思的是，存在主义遇到了几乎同样的情况，“萨特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早在1980年就有了译文，到处被望文生义地误用，而真正地释述存在主义理论的《存在与虚无》直至1987年才翻译出版。这个时间的差异，看似翻译难易的问题，其实显示了我们对于萨特的存在主义的接受程度，显示出新时期从人道主义到现代主义的深化。”（第138页）就当下依然活跃的后现代思潮，作者在深入研究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后现代其实并非中国土壤里结出来的东西，而不过是西方文学及理论旅行中国的结果，或者说不过是翻译的现实而已。”（第181页）

这样由表及里的研究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翻译文学不仅仅是外国文学，它同时也是或更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部分――作为一种外来的文化资源，翻译文学一旦成为中文，就成了中国文化场域的一个重要部分，从而在中国的文化建构中担当着重要作用。我们甚至可以说，一种西方话语之所以流行于中国，主要是缘自中国的内在需要，这在新时期看得尤为清晰，从人道主义、现代主义到弗洛伊德、后现代主义等等，西方文学和文化思潮涌入中国的过程，表面上看去仿佛是来自外部的冲击，而实际上主要是由中国内部的历史原因决定的。翻译对象的选择，翻译的阐释权力，翻译的效果等等无不来自于内部，它折射了中国内部的文化需要和文化冲突。一个明显的反面证据是，在新时期之前，特别是“文革”时期，西方文学思潮无论多么强大，也难以在中国登陆。

由于作者非常关注来自中国内部的动力，所以这部新时期的翻译文学史也可以当作一部新时期的中国文学思想史来读。它以翻译为切入点，描述了中国在迅速工业化和市场化过程中思想观念和审美趣味的急剧变化及其逻辑。面对新时期以来西方文化纷至沓来，国内知识界趋之若鹜的现象，作者指出，这种将西方作为终点的进化史观，将“进步”看作是追逐西方的同义词的做法是需要警醒的，因为这会导致殖民化与自我殖民化的危险。应该说，这样的思考是很有深度，也很必要的。

赵著不仅有丰富的内容和深入的思考，写法也很有特色。正如作者开宗明义交代过的那样：“翻译文学史可以有多种写法，或以国别为单位，或以翻译家为单位等，都可以事无巨细地交待出翻译出版的状况。但我并不满足于此，因为觉得这些写法容易流于材料的平铺直叙，缺少思想史的脉络，无法体现翻译与新时期话语实践的关系。踌躇之后，本书试图采用话题式的论述结构，以事件为中心，兼顾国别，希望在交待翻译史的同时大致体现出新时期话语建构的过程。”（第1页）这样点面结合的结构虽然容易让面上难免会有些小小的疏漏，却十分有利于在点上作深度的挖掘，避免将翻译文学史写成一本流水账。

在作者精心选择的九个话题中，我觉得“《红与黑》事件”这个话题最有意思，也最引人深思。在这个第九章中，作者首先全面回顾了1995年围绕《红与黑》的多个译本（罗玉君、郝运、闻家驷、郭宏安、罗新璋、许渊冲诸先生的译本）所引发的翻译论战，接着便提出了翻译研究的新思路。作者认为围绕《红与黑》的讨论虽然热烈而且热闹，而所讨论的其实是一个“假”问题：“‘假’问题的说法似乎有点过分，但这个问题的确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有关‘直译’‘意译’的问题，自汉译佛经以来到本世纪，一直有人议论，但始终没有什么结果。到了90年代中期，居然又出现了这样一次大规模的争议，其中折射出的根本问题，是中国翻译研究的落后。”（第235页）中国翻译研究的落后确实是一个无庸讳言的事实，直到今天，还有不少人认为，翻译研究无非就是研究翻译得对不对，是否“信、达、雅”。其实，除了语言层面之外，翻译还完全可以从政治、思想、文化等很多方面进行研究。可喜的是，近年来从这些方面进行翻译研究的学者越来越多，相关著作也陆续出现，赵先生的这部新著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它告诉我们，“新时期中国”并不是一个不可化约的整体，其中存在着不同的利益集团和文化群体，作为一种外来思想资源的翻译便成为了本土价值冲突的工具；它更向我们展示，深入地研究翻译，可以清晰地揭示这些文化群体之间的互动关系。本书的一大贡献就在于它提供了一个方法论的典范或参考，运用同样的方法我们可以去研究其他时段的文学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