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初，刚开始写小说那会儿，不考虑男女，只是按先贤先哲大师们的样子，追寻那条文学审美的精神之路，写《热狗》《白话》《先锋》《鸟粪》，写我熟悉的
之后，情形就有点乱。不知道是把子宫按照孕育万物的大地之母来赞颂呢，还是按照一个流血受罪的器官来可怜。其实，谁遭过罪谁心里最清楚。男人没子宫，就可着劲儿的赞美忽悠吧，而女人要想把遭的那份罪写出来，也不那么容易。时候没到，不允许出声。
男权和女权，大地之母和受罪器官……十几年间，反反复复割据争夺，那些敢于用文学诉苦的女人们几经贬斥，终于，禁不住国际大势所趋，女性主义在中国得以登堂入室，女性文学修成正果。全球化进程中，女性的身份和社会地位变化、女性主义的发展，成了考量一个国家现代性的一个重要指标。经过跨世纪的历练折磨之后，女性主义冠冕堂皇地在中国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着陆，成为一门新兴学科。研究这一门学问的女专家学者如今已多如过江之鲫。毕业找不到工作的女大学生们如今全都奋勇前来报考这门课程的硕士博士。
这些年，不光我们自己培养大量女博士硕士，国外那些学了一点汉语前来游学的女教授女助教也不在少数，她们研究亚洲和中国女性问题，容易拿到学术基金资助。仅是我在社科院那些年帮同事义务接待过的来访者，就不知道有多少拨。一批批前来搞资料的英、美、法、加拿大、俄罗斯、日本、韩国女学者达人，一个个红口白牙，总是频频提问：在中国的全球化过程中，中国妇女的身份和地位有了什么变化？女性文学有什么地位？经济和文化全球化对传统女性价值观的转变、以及她们对生活舒适度的追求产生什么影响？
都是很辛苦宏大的题目。当然，我们关心别国的妇女问题时也莫过如此，大而有当或大而无当。最近一个来访的是意大利女学者Elisa Ravera，提的问题比较具体而微，显得稍微有点意思。她在北京语言大学做访问学者，论文的开题报告是“从当代女性文学作品中看今日中国女性之内在和外在的解放”。她举了我的两篇小说《厨房》和《午夜广场最后的探戈》为例，说中国女人一直都是戴着镣铐跳舞，“厨房”在一个很小的空间里，女人扭曲的回归和解放，最后是情感被拒，眼泪汪汪拎着男人家一袋垃圾出门；“探戈”把男女的解放舞跳到广场上，大庭广众之下的表演招摇，最后跳大跨度舞的女人摔了大仰八叉，闹了笑话，灰溜溜离开。Elisa Ravera说，这两个故事很有意思，“厨房”和“广场”都很有象征性，证明女人从内在向外在的解放。
她这样的讲法，让我没想到。“厨房”和“广场”？妇女的内在和外在解放？我在写作那些作品的时候有想过这些命题吗？没有。坦白的说，一点都没有。十几年间，我自己虽也拉拉杂杂，写下了一些被解读成女性小说的东西，如《厨房》《狗日的足球》《野草根》《午夜广场最后的探戈》，不过，写归写，都是顺势而为，跟写其他题材花插着进行，灵感突至顺手而成的一个个故事，并没有想到系统化刻意去彪炳女性主义。
《厨房》写于1997年，距今已经有13个年头过去。依稀能记得，原先想写的是“男人在女人有目的的调情面前的望而却步”，写着写着，却不知最后怎么就变成了“没达到目的的女人，眼泪兮兮拎着一袋厨房垃圾往回走”。之后，《厨房》的主题给批评家演绎成了“女强人想回归家庭而不得”，所有同情方都集中在女性身上。其实，都怪女性自己多事，明知男人无情，闲着没事儿你还去招惹他干啥？自己好好呆着，不愁吃不少穿，干点什么不好？――当然了，这是后话，是在十几年后的今天，剩男剩女无比自由幸福年代得出的评判。在1997年代，一个人被爱情和婚姻剩下，大概还是要有相当压力，男女双双钻进人间烟火气的厨房和婚姻围城才是老道理。
《午夜广场最后的探戈》，写在2005年，已经跨世纪了。跨世纪的动荡中，世界和我们，都各自经历过多少事情？别说“9・11”，也别说互联网普及、中国申奥成功那些大事，单说2005年的夏季，不知在哪家厨房呆腻了钻出来放风的那么一对男女，开始在大庭广众之下的居民区的午夜广场上发飙。他们把社区跳健身舞的街心花园广场，当成了表演弗拉门戈、拉丁、探戈舞的舞台，男女每天总是着装妖艳，得瑟大跨度炫技舞步，像两个正在发情的遗世独立的斗篷。
一点不夸张，这是生活中的一个真实场景，每天都在我们那边那个广场上上演。故事和猜测接着就来了：这对把隐秘的情感戏拿到广场上演的舞者是什么人？夫妻？情侣？他们如此暧昧又胆大妄为。穿得轻薄的女人，总是要无谓的快速旋转，把天鹅裙裾旋成一朵平面，闪烁出里面性感底裤的蕾丝花边，心照不宣地向旁边草地上伸长脖子坐着等待的民工炫耀、让他们能够从底下巴巴观瞧。那个男性舞伴也不去阻拦，还有意牵起女人的手转圈儿，能让她裙裾旋开得更大点。最有趣也最重要的是周围其他良民的反应，面对这新鲜大胆火辣辣的一幕，人们从诧异、刺激、鄙夷，到欣赏、艳羡、追捧，再到他们偶尔缺场时的无着、颓然和失落……
2005年秋季，小说《午夜广场最后的探戈》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出炉的。一切都是根据生活原样，只有结尾的女人做炫技动作摔个大仰八叉是我给加上的，情形几乎跟写《厨房》最后的那袋垃圾时相同，写到最后，结局自然而然从手下流出，好像非如此不可，除了失败，她们不可能以别的方式退场。
把《厨房》和《探戈》两篇中间跨度有近十年、却又横亘了两个世纪的小说，前后放在一起考察时，连我自己也不禁悚然一惊，心说：不好！我是个恶婆！十余年来，竟然用“厨房”和“广场”两个寓象，用“拎垃圾”和“摔跟头”的结局，把女性解放陷入重重失败之中。太可怕了！太不可思议！为什么是这样？我也不知道。结局都不是预设的，而是随着故事自己形成的。但愿它不是女巫的谶语，而只是性别意识的愚者寓言。
十年一觉女权梦，赢得啥啥什么名。乐观一点想，“厨房”和“广场”的意象，如果真能作为跨世纪中国女性解放的隐喻和象征，二者的场面也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不光活动半径明显扩大，姿态和步伐也明显大胆和妖娆。如果真有女性的所谓“内在”解放和“外在”解放，我真心祝愿二者能够早一天统一。同时，Elisa Ravera的研究也给了我启示：既然，中国女性的解放之路，从“厨房”已经写到了“广场”，那么，下一篇，是否就该是“庙堂”了呢？
《午夜广场最后的探戈・徐坤获奖小说选集》，作家出版社，2010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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