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尔・盖茨神话的盛行一时意味着保尔・柯察金的精神遭到了抛弃。某种程度上，这个鲜明而形象的比较的确揭示了历史的巨大转折。
文学研究的方法始终是一个令人瞩目的问题。
20世纪80年代中期，文学研究的方法问题一度成为理论的焦点。群情踊跃，众说纷纭，但是时间并没有维持多久。当时，方法问题的提出隐含了一个重要的企图：吸收自然科学的研究模式。那个时候，“科学”一词享有崇高的威望，人们还没来得及详细地区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的异同。许多人觉得，“科学”无疑是一切研究――甚至是我们生活――的至高原则。因此，定量统计，公式，数学模型以及各种复杂的图表一拥而上，还有极其时髦的“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遗憾的是，这一次方法问题的理论战役并未取得多少实绩。文学研究打开了视野，摆脱了狭隘的庸俗社会学批评模式，但是，种种新方法的实验并未留下多少令人信服的文学阐释。与许多理论时尚相似，方法问题短暂地喧哗了一阵就销声匿迹了。没有人对于这一次理论战役的成败得失进行认真的总结。在我看来，文学批评家对于自然科学的生疏仅仅是表面原因。真正的需要回答的是，自然科学的研究模式对于文学具有多少处理能力。
尽管文学研究的方法不再是一个醒目的专题，可是，这个问题始终没有消失。当然，自然科学的崇拜很快就告一段落。随后，文学研究的方法问题夹杂在一系列著名的批评学派之中得到了间接的关注。从“新批评”、俄国形式主义、精神分析学派到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权主义、后殖民理论，各种理论模式纷至沓来，相应的文学研究方法始终是一个隐含的组成部分。上述理论模式包含了一些重要的认识，例如文学是什么，文学之中最重要的是什么，甚至世界或者历史如何构成。这时，文学研究的方法不再是一项单列的技术操作程序，而是与这些认识结合起来考虑。
这表明了理论对于简单的实用主义态度的超越。迄今为止，这么几个问题逐渐明朗了起来。首先，各种的研究方法意味着运用不同的理论知识处理对象。每一种研究方法都有自己的洞见和盲区。一种研究方法即是提供一种特殊的视角；同时，任何一种研究方法都有可能遭到庸俗化――庸俗化的弗洛伊德主义或者庸俗化的女权主义决不会比庸俗社会学高明。其次，各种研究方法不存在高低优劣或者先进落后之分，没有哪一种研究方法具有先天的优势，宣称真理在握――所谓的“葵花宝典”并不存在。上乘的武功是见招拆招，因势利导，而不是依靠背诵某种固定的教条行事。第三，选择哪一种研究方法并无一定之规，重要的是力图解决的问题是什么。从训诂考证到语言形式的分析，从社会学资料或者经济数据的定量统计到人类学的证据，每一种研究方法都可能派上用场――关键在于想知道什么。如果想知道一刻钟之后出门要不要带雨伞，伸出脑袋看看窗户外面的天气就可以了；可是，如果想知道一个星期之后的台风线路图，那就需要启动多台大型电子计算机。第四，一种研究方法通常描述了对象的某一个维面――但不一定是最重要的维面。一个数学教授提出，可以运用概率的观点考察现实主义或者浪漫主义。概率愈高的则愈是现实主义的，油盐柴米是日常生活每一日重复的实践内容，因而也是现实主义的主要内容；概率愈低的则愈是浪漫主义的，在异国机场转机的时候出其不意地遇到了初恋的情人，这就是浪漫主义了。这的确也是一种描述，但是，这是否说出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最为深刻的内涵？答案恐怕是否定的。第五，各种研究方法的交叉、重叠会不会汇聚成一个完整的研究对象总体？或许这仅仅是一个幻觉。作为研究对象的文学作品未必有一个先验的、固定的本体等待发掘。一个谜底业已事先存在，多种文学研究方法即是从重重表象背后找出这个谜底的完整答案――这是一个错误的想象。一切都在建构之中。阐释可能走多远，文学就可能伸展多远。文学并非脱离我们的意识孤立地存在。只存在解释过、经验过的事实，这种观点对于文学研究是相当适合的。
那么，是不是存在“过度阐释”的问题呢？许多时候，某些研究方法带来的古怪结论时常令人不适。声称《哈姆雷特》是恋母情结的标本，王子迟迟未能实施复仇行动乃是恋母情结在无意识之中的阻挡――这种解释似乎不是那么熨帖。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认为，《简爱》之中关在阁楼里的疯女人象征了男性中心主义囚禁的女性能量，这是不是也有些离奇呢？这时或许要回过头想一想，所谓“过度阐释”的“度”又是什么？阐释学似乎无法提出一个“度”的固定标准。文学研究之中，“作品的有机整体”时常被有意无意地当成了一个“度”。如果一系列解释过的细节、人物动机、意象很难返回故事情节或者诗的上下文语境――如果解释造就的超重思想压断了情节之链或者诗的微妙情绪，人们就会觉得这种阐释是对于“作品的有机整体”的一种破坏。多年以前，我曾经在一篇论文之中倡导文学研究的“有机整体意识”。但是，后现代主义气氛中，“作品的有机整体”这个观念遭到了强大的挑战。后现代文化的一个重要观念是中心的瓦解，这时，作品似乎也丧失了集聚力而分崩离析。盛行一时的“文化研究”犹如各种研究方法的展览。从拉康式的无意识分析到各种符号隐藏的意识形态涵义，从“东方主义”的种族压迫到故事情节之中隐藏的性别压迫，“文化研究”洞幽索隐，众多的片断被拆卸下来，搁置到理论的显微镜之下详细观察。冻结在这些片断背后的各种特殊意义得到了释放，继而得到了放大。然而，另一些人对于这种研究顾虑重重：这些意义能否经得起作品整体的检验？如果普通读者无法从作品整体之中读出这些意义，甚至作家本人也不愿意承认，那么，如何评判这种阐释的价值？
当各种研究方法济济一堂的时候，“作品的有机整体”不可避免地遭到了肢解。每一种研究方法都仅仅在作品之中攫取自己感兴趣的段落和细节。我曾经论证过，文学批评即是“意义”的再生产――由于批评的各种阐释，文学作品的意义得到了延伸和接力传递，甚至繁殖、孵化出意想不到的观点。这是另一种文化生产――这是为我们制造各种意义的场域。我们不仅生活在物质环境之中，更多的时候是生活在各种意义的场域之中。例如，作为物质的货币仅是一些纸张，可是，这些纸张的意义甚至可以拥有整个世界。这即是意义制造的另一个非物质的场域。作为物质的作品仅仅是一本书，但是，这些书的意义可以改变个人乃至民族的命运。多数读者对于作品的初级意义心领神会。可是，另一些隐藏的深层意义是由文学研究阐释出来的。“作品的有机整体”观念通常要求文学研究尾随作品之后，谈论的范围不得超出作品内部的边界。换一句话说，文学研究指出的某种意义必须与作品的整体构成协调。然而，“文化研究”已经跨越了这个范围。“文化研究”谈论的常常是，作品的某些片断在一个更大的文化网络之中具有何种意义。这些内容带来的震荡甚至可能波及整个意识形态。没有必要狭隘地认为，考察文学作品的外围即是对审美的不敬。文学研究可以专注作品内部的语言、形式，也可以关注文学带给生活的各种话题。后者同样表明了文学的巨大意义――如果不是更重要意义的话。文学仅仅是文学，文学仅仅是叙述、修辞、韵律、象征，这是一种文学的理解；可是，文学内部构造的考察为什么要妨碍文学产生种种文化意义？如果文学给经济学或者社会学带来了灵感，或者制造出某种重要的话题，这难道不是一种光荣吗？
这时我们可能意识到，一种二元对立阻止了我们想象的展开。要么审美形式，要么社会政治，二者不可兼得。然而，这种二元对立会不会成为一种僵硬的限制？二元对立是人类思维之中的重要机制。一个人宣称，这一面墙壁很白，这个论断之中已经隐藏了“黑”的判断。“白”不是一种孤立的、实质性的颜色认定，而是在色谱的比较之中形成的判断。这种二元对立广泛地分布在人类的思维之中。这一块木板很硬，这一本书很薄，这个人很豪爽，这一扇窗户很明亮――诸如此类的判断均包含了二元对立的成分。二元对立是结构主义语言学之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则。两个要素之间――例如两种音位之间――的差异即会形成二元对立。语言之中词义的确认不是依据每一个音位，而是依据众多音位之间的差异。差异导致的二元对立形成了比较之后的判断。这是“相对于什么”的判断。“相对于周围的朋友，张三是一个豪爽的人”，只不过前面那个状语经常被省略而已。但是，这里我要指出一个隐蔽的事实：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依据不是一项单独的二元对立，而是一连串二元对立形成的链条。如要确认tin这个词的词义，第一个辅音差异的比较对象不仅是bin这个词；这种差异的比较必须延伸到din、fin、gin、kin、pin、sin……所有可比的词。结构主义看来，一连串的二元对立来自一个庞大的系统，这个系统是作为共时的结构被感觉到的。回到那个形象的例子上可以说，判断“张三是一个豪爽的人”并非仅仅是张三与李四的比较，而是张三与李四、王五、赵六、钱七……许多人的比较。比较的范围愈广泛，涉及的二元对立愈多，定位则愈是精确。换一句话说，一种二元对立的差异是认识的开始，认识的结束必须诉诸众多的二元对立。解构主义甚至认为这些二元对立是无穷尽的，以至于任何判断都可能遭到瓦解。这种认识破除了结构的封闭性，但没有意识到结构形成的场域的确存在限定的功能――这已经是另一个话题了。
上述分析引申出的结论是，某种二元对立的设立可能是一个精彩的发现，一种新的联系被建立起来了；但是，与此同时，这种二元对立的犀利、尖锐也可能转化为一种狭隘和遮蔽。例如，人们可以做出这样的断言：比尔・盖茨神话的盛行一时意味着保尔・柯察金的精神遭到了抛弃。某种程度上，这个鲜明而形象的比较的确揭示了历史的巨大转折。然而，我们必须对于这种鲜明保持相当的警觉――这种二元对立的修辞学效果如此强烈，以至于时常掩盖了历史内部的复杂脉络。人们至少要意识到，保尔・柯察金精神的衰落并非仅仅因为比尔・盖茨神话，另有许多相关的因素必须考虑在内。当年另一个著名的二元对立也有类似的问题：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种表述无意地排除了另一些因素进入视野。例如，社会主义的草与社会主义的苗、社会主义的草与资本主义的草、社会主义的苗与资本主义的苗、社会主义的苗与资本主义的草――这些关系一概丧失了谈论的价值。许多时候，这种犀利、尖锐和狭隘、遮蔽共同地主导我们的文学研究。例如，文学的自律与他律，形式与内容，审美与政治，中国当代文学的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如此等等。我们被迫在这些二元对立之中打转，在二者之中选择其一，从而放弃了从更大的场域之中讨论问题的多重脉络。这些二元对立的确构成了一种差异，但是，忽视与这些差异相关的另一些同样重要的因素，我们得到的结论必然是肤浅的。
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可能很多。我觉得，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是，我们往往将一个问题的来龙去脉想象成一条线性的单行道。一连串的差异被压缩成一对矛盾。一个矛，一个盾，针尖对麦芒，一个单一的二元对立成了问题的全部结构。这时，历史往往被不适当地简化了。历史上实际问题的结构往往比这种想象复杂。结构内部往往存在多个相互作用的因素，甚至多达数十个。结构的分析即是考虑这些因素如何形成一个相对固定的场域，并且如何相互作用。这里不仅存在一个二元对立，而是众多二元对立交织成的关系网络。这种处理问题的方式可以看到更多的层面及其综合的局面。
回到文学问题的考察上，我不愿意仅仅停留在自律还是他律或者内部研究还是外部研究这种简单的二元对立之上。文学决不涉入熙熙攘攘的外部世界，决不染指各种俗务，这恰恰是审美的高贵――这种观念毋宁说无视文学置身于这个世界的价值。最为简单的考察就可以明白，我们的社会生活存在许多支持系统。文学只是这种支持系统之一，占有的分量远不如政治学或者经济学。鄙视一切饮食起居问题而只谈精致的艺术品位，这更像是炫耀某种贵族气。文学如何进入这个世界，如何在这个世界体现出独特的作用，这是我考虑问题的起点。换言之，文学的独特性恰恰在进入世界时表现出来。《文学的维度》以来，我一直倾向于将文学置于众多话语系统之间考察――经济学话语，政治学话语，历史学话语，新闻话语，哲学话语，社会学话语，如此等等。文学话语与每一种话语系统的二元对立都是确认“何为文学”的参照坐标。这是在多种二元对立的交叉关系之中逐渐锁定文学。因为不是新闻，不是历史，不是经济学，不是政治学，不是……因此文学之为文学。另一方面，文学与上述这些话语系统又共处在同一个结构之中，犹如同一个星系里的星球。共处于同一个结构使它们具有了可比性。这个意义上，多种研究方法更像是提供揭示或者建立多种二元对立的视野。人类的知识可以造就多少种研究方法，文学的参照坐标就会有多少。人类的想象力是无限的，文学也是无限的；人类的知识不断地推陈出新，新的研究方法总是可能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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