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晓天（左）、萧也牧（中）、毕方1955年在四川灌县
在我读高中和上大学的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红旗飘飘》丛刊是同学们最喜爱的课外读物。由此它就成了我们这一代人的集体记忆。有位名叫赵亚山的读者就曾满怀深情地在2001年6月26日《人民日报》上说：“一晃40年过去，《红旗飘飘》是我最心爱的藏书之一。我从乡下来到省城，又在省城先后搬家9次，多少回精简淘汰家什，我都舍不得《红旗飘飘》离开我，尽管它纸张发黄变脆。”曾经在中国家喻户晓的长篇小说《红岩》，就是在刊登于《红旗飘飘》第6集上的《在烈火中得到永生》的基础上创作而成的。而2007年下半年在中央电视台热播的电视连续剧《特殊使命》，是根据《红旗飘飘》第17集上庞智的回忆录《古城斗“胡骑”》改编的，却鲜为人知。为此，我前不久特意去采访了《红旗飘飘》停刊前的负责人陈碧芳（即作家毕方）。
一
毕方如今79岁高龄，为照料患病的老伴钟涛，已搁笔多年。但她仍反应灵敏，记忆清晰，告诉我说：“《红旗飘飘》创刊时仅三个半人。即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传记组的三个编辑：张羽、黄伊和王扶。另半个是分管该刊的编辑室副主任萧也牧。萧也牧被错划为右派后，由新来的编辑室副主任章学新分管，安排刘平当了传记组组长，刘平下乡劳动锻炼时，才临时调我去当了《红旗飘飘》的负责人。”
提起萧也牧，毕方很有些激动，说：“萧也牧是个好编辑，更是个有才华的作家。你想想，全国有成千上万种刊物，没有一个刊名中带有动词的，唯有《红旗飘飘》，一个‘飘’字不够，‘飘飘’，多形象，多生动呀！这个特别有个性、有诗意的刊名，就是萧也牧起的。”
吃水不忘挖井人。作为《红旗飘飘》的一个老读者，我对萧也牧也更增添了一分敬意。我问毕方，受广大读者欢迎的《红旗飘飘》，为什么不是期刊，而是不定期的丛刊呢？她就向我说起了《红旗飘飘》创办经过――
中国青年出版社是靠英雄人物传记故事起家的。从1951年到1957年，文学编辑室执行团中央关于培养一代社会主义新人的指示，着重抓了关于描写英雄人物的传记故事和传记小说的出版，先后出版了《刘胡兰小传》、《青年英雄的故事》、《董存瑞》、《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普通一兵――马特洛索夫》以及《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伏契克文集》等书，在青年读者群中产生了巨大影响，对一代新人世界观的形成，起了极好的作用。为了加强这类读物的编辑出版工作，1956年，在全国青年文学创作会议后，文学编辑室分成了四个组，其中专门成立了一个传记组，来编辑出版为群众所欢迎的革命领袖、革命先烈、英雄人物的传记故事、传记小说和老一代的革命回忆录。
张羽1921年生，时为35岁；黄伊1929年生，时为27岁；王扶1938年生，时为18岁。他们仨朝气蓬勃，热情似火，传记组一成立，就立即向全国撒开大网，搜集材料，拟订选题，物色作者，开展组稿工作。为了多出作品，他们不是坐在家里等吃现成饭，而是走出去展开活动，同新老作家广泛接触。这样，依靠社会力量，获得了大量线索，拟订了一个可观的选题计划，列名立传或宣传事迹者达百多人，包括秋瑾、孙中山、廖仲凯、李大钊、毛泽东、朱德、瞿秋白、蔡和森、闻一多、聂耳、陈赓、江竹筠、吉鸿昌、柳直荀、恽代英……并且都已物色了作者。但过了几个月之后，在他们陆续收到的稿件中，达到出版水平的成部头稿件却寥寥无几。
一天，很想为青年读者干一番事业的黄伊有点沉不住气了，当着张羽的面发起了牢骚：“阁下在首届全国青年创作会议前后，公刘呀，白桦呀，流沙河、梁上泉等人的诗集，出了一本又一本。而我呢，三天两头跟解放军文艺丛书编辑部要稿子，终于争来《高玉宝》、《我们播种爱情》和《红日》……多热闹呀！现在倒好，什么也没有，寂寞呀寂寞。幸好江晓天到中央高级党校学习去了，否则不挨?才怪呢！”沉稳的张羽劝他说：“发不出稿不能怪我们。你看，来稿不老少，可有的篇幅短，出不了单行本。有的长稿，又只是几个片断精彩，要反复修改加工才能出书。”黄伊无奈地长叹了一口气。就在这时，张羽灵机一动，想出了一好主意：“从前郭沫若他们在香港搞民主运动，抓着一个好主题就编什么丛书，我们是不是可以编一个丛刊呢？”他转过头来对王扶说：“你去请小武过来一下。”
当时，文学编辑室主任职务由萧也牧（即吴小武）代理，他过来听了张羽创办一个丛刊的设想，说：“出版描写英雄人物和革命斗争读物，从来都是我们中青社的重点。你这个想法很好。”接着，他就和传记组三个编辑一起议论起了办刊宗旨和实施方案来了。在说到起什么刊名时，萧也牧说，他最近想写一个中篇，题目叫《渔船儿飘飘》。党中央的刊物叫《红旗》，我们的丛刊叫《红旗飘飘》如何？黄伊一听就拍了一下巴掌：“对呀，共青团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党中央高举的‘红旗’，我们当然应该让它高高飘扬！”
萧也牧要张羽根据那天的讨论和原来的设想，起草一个计划，包括刊名、宗旨，等星期天江晓天从党校回来时同他合计合计，再去向社长朱语今请示。朱语今抗日战争时期曾在重庆参与办过《新华日报》，老行家了。1956年11月29日，在一次讨论传记组工作问题的会上，他一听萧也牧汇报的创办《红旗飘飘》丛刊的方案，就点头批准了。经过一个多月的紧锣密鼓的筹划，1957年5月，《红旗飘飘》第1集就问世了。
我想也是，假如不是办丛刊，而是申办一个由邮局发行的期刊，层层报批，少则几个月，多则一年半载，才能把刊号拿到手。哪能像《红旗飘飘》这样，很快就创办成功呢？正如萧也牧在《红旗飘飘》第1集《编者的话》（即发刊词）中所说：“在我国人民革命的历史上，有着多少可歌可泣，惊天地、泣鬼神的事迹！但是这一切，对于当今一代的青年，并不是熟悉的。因此，他们要求熟悉我们人民革命的历史，并从英雄人物的身上吸取精神力量，建设壮丽的社会主义事业，保卫我们伟大的祖国；时刻保持蓬蓬勃勃的朝气。不怕任何风险，勇于克服困难，无限忠诚于人民的事业。读者的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为了满足广大读者的迫切需求，我们除了组织各方面的作者，写作这类读物以外，同时，我们筹办了这个专门发表描写英雄人物和革命斗争的作品的丛刊。”
二
可以说，《红旗飘飘》丛刊的创办，不只是满足了广大读者的迫切需求，而且也为编辑拓宽了用武之地，开辟了出版社的新局面。仿佛是在出版界和文学界树起了一面鲜艳的旗帜，引万众瞩目，不胜钦羡。萧也牧是从晋察冀老解放区来的作家，熟悉革命斗争历史，他亲自为《红旗飘飘》丛刊初创时期拟定选题计划，带领编辑上门拜访、采访革命前辈和英雄人物，老一辈革命家何香凝、朱德、董必武、林伯渠、夏之栩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许多高级将领，都热情惠稿，予以支持，单是第一集至第六集，就发行了213万册。其中的好些作品，后来成了哺育几代人成长的红色经典，如第2集刊登的葛振林讲述的《狼牙山跳崖记》，一经发表就被《中国青年》等刊物转载，多次修改完善后被编入小学语文课本，成了至今耳熟能详的《狼牙山五壮士》；根据丛刊发表的文章印成单行本的《在烈火中永生》，印数高达328万册……其影响之深远，不言而喻。以至到了上世纪的70年代末，历史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刊登领袖传记、革命回忆录为主的纪实类的杂志纷纷创刊，少说也有几十种，但至今没有一种能在发行量和影响力上超越当年的《红旗飘飘》！由此可见《红旗飘飘》丛刊之所以能成为一代人的集体记忆，是与萧也牧他们勇于开拓的精神分不开的。那是一个精诚团结、特别能战斗又都甘于默默奉献的集体。
毕方说，那是她最值得怀念的一个集体，尤其是萧也牧，他十分注意对年轻编辑的培养，常给年轻编辑讲课。他知识面广，又善于表达，语言丰富生动、幽默风趣，他的讲课获得普遍欢迎。有时他在办公室作即兴发言或在休息时聊天，其他编辑室的人也挤进来听他讲山海经。他总是讲得眉飞色舞，神采飞扬。未料，他在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撤销了编辑室副主任的职务。他正在写的反映老区生活的小说《渔船儿飘飘》，自然也就泡了汤，飘无踪影。尽管已陷入逆境，但萧也牧依然忠于职守，辛勤工作。最突出的一个例子，是他在1958年7月22日草拟了给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的一封约稿信，经批准，发往重庆。信中说：“尊作《在烈火中得到永生》在《红旗飘飘》发表后，很受广大读者欢迎。听说你们已把它扩展写成长篇，这是件令人十分高兴的事。如果已经写好了，请即寄来一读。……我们当以跃进的精神迅速处理。”三位作者送来长篇小说《禁锢的世界》（《红岩》的原名）后，江晓天、萧也牧和我都看了原稿，曾多次与作者交换意见。可以说，没有萧也牧就没有《红旗飘飘》，没有《红旗飘飘》也就不会有《红岩》这部建国后发行量最大的小说，以至依据《红岩》改编的电影《烈火中永生》、歌剧《江姐》……
“《红旗飘飘》丛刊办得那么好，后来怎么会突然停刊呢？好像也没向读者解释停刊的原因吧？”我问毕方。
毕方叹了口气，回答：“停刊是被迫的。当时不让说，也没法说。直到1999年，我不记得是哪家报刊搞纪念建国50周年征文，我才写了篇文章，回忆《红旗飘飘》停刊的经过。估计是因为我的那篇征文和喜庆气氛不协调，没有被采用，我也没留底稿。现在人老了，也写不动了……”她告诉我，导致《红旗飘飘》停刊的直接原因，是1962年出版的第17集刊登了庞智的革命回忆录《古城斗“胡骑”》。
庞智原名王超北。提起中共秘密战线的传奇人物，早就有“南潘北王”之说。“南潘”是潘汉年，“北王”是王超北。反映潘汉年谍报生涯的充满传奇色彩的传记及影视作品早已广为传扬，家喻户晓，而对王超北，人们确知之甚少。其实，王超北惊险曲折的谍报生涯，同样富有传奇色彩。他1924年加入共青团，1925年转为中共党员。同年8月化名王奇，当选为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候补执行委员。后由党组织派到国民党联军驻陕西总政治部工作，任国民党联军驻陕独立第二师政治处主任。大革命失败后，他在西安、大荔、朝邑一带坚持地下革命斗争。1930年6月在上海中央特科王世英同志领导下工作，同年9月调回西安，任中央特科驻陕甘特派员，打入杨虎城警卫团，任团部军需主任，从事秘密革命活动。抗日战争时期，先后在八路军驻南京、重庆、西安办事处工作，担任八路军总部总务科长和运输科长。1939年至1949年转入隐蔽战线工作，任中央社会部直属的西安情报处处长，为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解放西北和保护文化古都西安作出了重要贡献。西北军区贺龙司令员在一次会议上说：“超北同志的一个情报，抵得上战场上的一个师。”毛主席也曾赞扬说：“庞智是无名英雄。”建国后，王超北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安警备区副司令员，兼任西安市公安局局长、中共西安市委委员、西安市政府委员。1951年调北京，任中国国际旅行社副总经理。1956年任外贸部五金矿产进出口公司副总经理。然而，他的《古城斗“胡骑”》一文生不逢时，一经《红旗飘飘》第17集发表，他就被投进了冤狱。
毕方回忆道：“《古城斗“胡骑”》是王超北同志亲自送来的。那时，他正好有一篇回忆在上海做情报工作的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我看了之后，就想着要去向他组稿。没想到他会主动送稿上门，真有点喜出望外。这篇稿子写得很精彩，回忆西安情报处与胡宗南集团作斗争，故事引人入胜。我们看过之后，就决定采用。但涉及我党秘密战线的革命回忆录，按规定必须送中央调查部审。不巧的是，稿刚送审，中调部长李克农逝世，中调部忙着为李克农治丧，根本无暇顾及审稿之事。而我们的《红旗飘飘》第17集已编就，待《古城斗“胡骑”》一文送审通过后，即可发稿。为了及时出版，我们问作者，可否将他的稿子送熟悉当年情况的中央领导人审阅。他说，那就请习仲勋副总理审吧！习仲勋当年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送他审，当然是再好不过的事。没想到《古城斗“胡骑”》一文送审极为顺利，我们很快就收到了习仲勋副总理‘可以发表’的批示。这样，《红旗飘飘》第17集就付印了。这一集的首印数是30万册。更没有想到的是，这一集刚出版，我和张羽正在北戴河采访薄一波同志，突然接到社里的电话，叫我赶快回京，说《古城斗“胡骑”》出事了，中央调查部来电话，说王超北为叛徒翻案，已经被抓起来了。我赶回北京，中宣部已派来调查组，追查《古城斗“胡骑”》的写作、编辑和送审经过，宣布《红旗飘飘》第17集有严重政治问题，30万册必须立即全部销毁。”
三
我问毕方：“你当时知道《古城斗“胡骑”》事件的政治背景吗？”她告诉我说，当时中青社的气氛相当紧张，但是她只以为西安情报处或王超北有什么重大历史问题，并不知道这是康生策划的一个整人的阴谋活动。后来才知道，习仲勋当时还审阅通过了由工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刘志丹》。1962年9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习仲勋因这部小说遭康生诬陷，毛主席接过康生递给他的条子念道：“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并接着说，近来出现了好些利用文艺作品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事。用写小说来反党反人民，这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不论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就这样，把《刘志丹》定性为为高岗反党集团翻案的大毒草，习仲勋成了西北反党集团的主要头目。王超北也因此而受牵连，被康生诬陷为利用写回忆录进行反革命翻案活动，把他逮捕入狱。一夜之间，功臣变成罪人，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争了大半辈子的王超北竟成了叛徒、特务、反革命，致使当时年已六十的他，又坐了十七年冤狱……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此案还把人民文学出版社牵扯了进来。因《古城斗“胡骑”》是王超北口述，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欧阳柏整理的。文化部副部长、党组书记齐燕铭亲自向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韦君宜传达了康生的指示，说庞智所写的西安那个什么地下党机关，实际是国民党特务机关。简直是胡闹！共产党哪里有这种东西？……韦君宜见齐燕铭说话时的表情，像是王超北的回忆录简直不值一驳。加上她自己对党的秘密工作确实知道也不多，就想：在国民党机关的院子里安设共产党的电台，这可能吗？特别是审讯一个共产党员，他并没有供出什么来，只怀疑他可能招供，便将他处死，这不是杀害同志吗？……随后，她就把欧阳柏找来谈话。一谈之下，欧阳柏却说他只是在《新观察》当编辑时，因组稿关系认识了王超北，王超北谈过一些别的内容，他记录整理过。后来，王超北说，还有不少材料，愿意找他整理。他听了听，也觉有意思，便答应了。问及西安地下党那个机关到底怎么回事，他除了王超北所说之外，实在一概不知，和他们也没有别的关系。至于她说的以国民党面目擅自打死并未招出什么的共产党员是犯罪，他说他连想也没想过，只以为王超北那么干就是革命的。他是个候补党员，对党内的一切，茫无所知。然而，中宣部却认为欧阳柏问题重大，可能也参加了西北反党集团。中宣部出版处副处长许力以多次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坐催此案。可是无论韦君宜怎么问来问去，欧阳柏都交代不出新的材料。欧阳柏是一个旧社会过来的老记者，按其历史，实在也不像是参加了“西北反党集团”。当时韦君宜就想：也可能王超北真是个坏蛋，把反革命历史当革命历史瞎吹。可是这个欧阳柏实在不像参加了他们的阴谋，难以判罪。她把她这个“审理结果”汇报上去。中宣部也跟欧阳柏谈过几次，并未发现超过韦君宜所得的材料。但是，却从中直党委通知下来：停止给欧阳柏这个候补党员转正，并停止他阅读一切文件刊物、听一切报告（包括普通非党编辑听的报告）的权利。
令韦君宜感到震惊的是，这个案子没有完全结束，波浪就冲击到了她的身上。她在晚年写的《思痛录》中回忆道：“这时到处在抓‘反党小说’。我前一阵发表了几篇小说，于是落入网罗。北戴河会议传下令来，叫将反党小说搜集一批报上去。作家协会党组赶快翻刊物检查，好似二次反右的样子。最后作协党组开了会，把我的两篇短篇小说《访旧》和《月夜清歌》作为毒草，报到了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消息是黄秋耘秘密告诉我的。后来，文化部副部长李琦还专就这两篇小说的问题和我谈过话，为此叫我下放搞‘四清’。我和人民美术出版社副社长刘近村编一个队，却叫他‘领导’我。我出了‘问题’，这是明白无误的。……我为这事去找了邵荃麟同志，他也说不出我所放毒素何在，只是反复地说：‘大概你的意思就是想描写一个性格……我们研究研究……’我流了眼泪，一面觉得冤，为什么就连写这一点人的性格的自由都没有，只允许我们歌颂单线条的英雄呢？另一面又到底有些怯懦，知道一个人的作品一上北戴河会议的毒草名单，则此生休矣。习仲勋尚如此，其他何必论？……碰到这种事的，不止我一个人。黄秋耘的《杜子美还家》《鲁亮侪摘印》，被说成‘影射’，用唐朝杜子美经历的人民困苦生活来影射今日的社会主义生活。郭小川的《望星空》，因抒写望星空的个人所感所思，被说成是资产阶级思想感情。最后他们的遭遇也和我一样，没有公开点某某的名，仅内部批了一番。此后黄秋耘被送往石油工地‘受再教育’，郭小川被解职（作协秘书长，党组成员），送到《人民日报》当记者去了。类似的还有。”
韦君宜在回顾了这一事件的波及面后说：“看起来，我们这一批所受的处理还是从轻的。但是，我们的罪名却比1957年划的那些‘右派’更加说不清楚了。那时候，秦兆阳还有个‘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的主张，丁玲还有‘一本书主义’这么个不成主义的主义。而我们这一群有什么？‘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则凡小说，都能构成‘放毒’的罪名。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加罪于人的路子就越来越宽了。这已经为批判《海瑞罢官》《三家村札记》等铺平了道路。”确实，由小说《刘志丹》和《古城斗“胡骑”》事件引发的习仲勋、王超北冤案，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开了一个以文艺作品定反党罪名的先例。这应该说是康生的一大发明吧！
所幸当年毕方没有因《红旗飘飘》刊发《古城斗“胡骑”》而获罪。她对我说：“我当时没有受到什么处分，是因为我作为《古城斗“胡骑”》的责任编辑，整个送审、编发程序都没有问题。当时，萧也牧和张羽、黄伊、王扶都调离传记组了。中宣部调查组的人说，真没想到这么有影响的《红旗飘飘》，现在是你和几个年轻人在编。但一个搞得轰轰烈烈的丛刊，突然毁在我手里，我是很伤心的。真是小人物卷进了政治大风浪，命运不由自己作主。《红旗飘飘》停刊之后，我就离开中国青年出版社，远赴边疆，到黑龙江当专业作家去了。直到1985年10月，我接到王超北逝世的讣告，才知道他的冤案是1979年平反的，出狱后他任中国五金矿产进出口总公司顾问（副部级待遇）。习仲勋同志参加了王超北的追悼会，他那时已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了。遗憾的是，萧也牧在1970年就遭造反派迫害致死，没有能等到他的冤案平反昭雪，更没能看到由他亲手创办的《红旗飘飘》在1979年复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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