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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之欧洲》译者商榷

2010-02-24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许明龙 我有话说
编者按:法国汉学泰斗艾田蒲享有崇高声誉,他的名著《中国之欧洲》被相关学科的研究者和高校师生视为必读参考书。本文作者许明龙认为此书中译本颇有一些瑕疵,会影响读者对原著的理解和吸收。他认为,造成这些瑕疵的主要原因是译者对原文理解有误和知识储备不足,并据此对瑕疵分类举例,对照原文指出误译之所在
,以此与译者商榷,以期未来的新版有所改进。本报本着支持正常和健康的学术批评和文责自负的精神刊出此文,并欢迎就此展开反批评和讨论。

法国汉学泰斗艾田蒲(René Etiemble)的名著L’Europe chinoise由许钧、钱林森合译,书名为《中国之欧洲》,2008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修订全译本”。

前些日子翻阅了《中国之欧洲》“修订全译本”的若干章节。诚如译者在“译序”和“译后”中所说,《中国之欧洲》是一部博大精深的著作,翻译的难度较大,两位译者查阅的有关词典、典籍、书刊不下百种;有时为了核对一个人名,不得不查阅六七种辞书。他们的刻苦和严谨可见一斑。

我并未通读全书,仅仅翻阅了书中的若干章节,上卷读得稍多一些,下卷仅读了开头数章,总量大约仅为全书的五分之一。总的印象是译得不错,看得出来,译者的确下了不少功夫。有些章节译得相当好,译文准确而流畅,如下卷第三章;有的段落甚至堪称佳译,如上卷第二十一章中的某些段落。但是,全书的译文质量极不均衡,有些章节和段落实在不敢恭维。除了总体印象外,我在阅读过程中还发现了若干瑕疵。鉴于这是一部名著,读者较多,影响面较大,因此我不揣浅陋,本着展开健康和正常学术批评的精神,把发现的问题举例列出,并附以我的意见,用以求教于两位译者、诸位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

我把发现的瑕疵按其程度分为三级:“不对”、“不妥”、“不好”。所谓“不对”,就是错了。例如,“多亏了钱学森,我得知了最早发明活字的是毕升”(上卷前言第25页第2行),原文中的“Tsien Tsuen-Hsuin”,不是著名的物理学家钱学森,而是《中国纸和印刷文化史》的作者钱存训。所谓“不妥”,是指错误的程度或后果的严重性略低于“不对”。例如,上卷前言第26页第7行:“马嘎尔尼大使馆”(ambassade Macartney)。这里说的是1793年抵华觐见乾隆皇帝后,旋即返回英国的马嘎尔尼使团。外国在华设立使馆始于半个多世纪之后的1860年。所谓“不好”,是指对作者原意损害不大的小毛病,例如下卷前言第12页第10行:“一切都在动摇,从我们的这位德・拉布雷德男爵开始,出现了一定形式上对中国的排斥”(Tout bascule,et voici le baron de la Brèdeinaugurer une forme de sinophilie)。作者在这里想说的是:从孟德斯鸠开始,法国人对中国的评价出现变化,由普遍赞扬转向贬斥,bascule这个词在这里的意思是“摆动”,由一侧向另一侧摆动,即由赞扬向贬斥摆动。将bascule译作“动摇”,不完全符合作者的原意,因为“动摇”的结果不是向另一侧倾斜,而是垮塌。但问题不大,所以,我将它视为“不好”,而不是“不对”或“不妥”。鉴于“好”与“不好”没有公认的标准,所以本文将要讨论的仅限于“不对”和“不妥”。

就出现的频率而言,所有瑕疵可分为多发性和一次性两类。先从多发性瑕疵说起。

人名 约定俗成和从众的原则适用于常见专用名词的翻译,这是我国翻译界的共识;否则,纵然将United States of America译作“亚美利加联合州”,也应视为正确。本书译者有时倒也尊重这一原则,例如将MatteoRicci译作利玛窦,将Maigrot译成阎?,将Trigault译作金尼阁。但是,译者并未将这一原则贯彻始终,而是表现出相当程度的随意性。例如,在上卷法文版序第14页和第15页上,先后出现了入华传教士托马斯、布维、热比荣、佩雷拉、马加尔哈埃斯和弗尔塔多、迪亚斯、维尔比埃斯特、古卜莱等人的名字,译者在脚注中提供了其中五人的汉名,其余四人:托马斯(安多平施)、布维(白晋)、维尔比埃斯特(南怀仁)、佩雷拉(徐日升),则未提供汉名,其实他们也都是广大读者耳熟能详的名人,理应也以汉名称之。更多的传教士,如马国贤、罗明坚、吴君、傅圣泽等人,均以音译处理,分别称作利巴、鲁吉盖利、富浩、富凯。这个做法可能会让读者感到迷惑,不知道这些洋人究竟是谁。再如,《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作者是李约瑟,几乎无人不知,但译者不知出于何种考虑,偏要将他译作尼达姆。

先后出使来华的两位教皇特使Tournon和Mezzabarba,从康熙时代起就分别被称作多罗(或铎罗)和嘉乐,在朝臣的奏折和皇帝的御批上均作如是称呼,早已为广大读者所熟知;译者却偏要将他们分别音译为图尔侬(在上卷中译作杜尔侬)和梅扎巴尔巴,这就更加令人不解了。

此外还有一名多译现象,例如,《十八世纪中国于欧洲文化的接触》一书的作者,时而译作赖施万,时而译作利奇温,两个译名相差如此大,读者恐怕很难想到这是同一个人。

书名 杜赫德的那部原文书名颇长的名著,多年来一直以《中华帝国全志》的译名为我国绝大多数相关学者所熟悉,译者却时而译作《中国通志》,时而译作《中国描述》,令读者不知所指。

团体名 Missionsétrang ères de Paris通译为“巴黎外方传教会”,简称“外方传教会”,由来已久。译者将之译作“外国传教团”,未尝不可,但由于中文和法文的书写习惯不同,这个译名很容易引起误解。因为,外方传教会是一个特定的团体,而外国传教团则可以理解为某一个乃至某几个来自外国的传教团。作者有时把外方传教会简写为Missions,在法文中这样写不会出问题,因为第一个字母是大写,然而,译者照葫芦画瓢,译作“传教团”,这一来问题就更加严重了。传教团三个字可以被理解为所有在中国传教的团体,全然不是那个巴黎外方传教会了。

专用名 Bouddha被一律译作“菩萨”,这恐怕是不对的,应该译作“佛”。小乘佛教认为佛只有一位,那就是释迦牟尼;大乘佛教虽然另有解释,但也绝不认为佛就是菩萨。单就文字而言,Bouddha是佛,Bouddhisatta才是菩萨。

  单词 译者把scandale及其形容词scandaleux,几乎毫无例外地译作“愤慨”,其实作者在书中所要表达的是“丑闻”、“不光彩”、“令人咋舌”等意思。又如spécieux,书中大多译作“特别”或“弥足珍贵”,其实作者想要表达的主要是“似是而非”的意思。

下面再说一次性瑕疵,造成这些瑕疵的原因,我认为主要有三个:一是对原文理解有误,二是知识储备不足,三是粗心大意,下面将分别举例说明。

(一)原文理解有误

(1)法文版序第14页第13行:“此书的作用与中国礼仪之争关系甚密,书中的托马斯与布维、热比荣及佩雷拉也紧密相关,既然如此,又何必照搬此书或作一简要介绍?不过,对中国礼仪之争,我将作详细论述。”(A quoi bon plagier ou résumer cet ouvrage,puisque son role est intimement associé à la querelle des rites chinois,dont je traite en détail,et que ce Thomas fut associé aux PP.Bouvet,Gerbillon et Pereira?)

作者的原意是:此书与他将要详细论述的礼仪之争密切相关,况且白晋、刘应和徐日升与此书的传主安多平施也有联系,所以就不对此书作详细介绍了。作者之所以认为无需赘述此书的主要原因,是他将要详细论述礼仪之争。译文没有译出这层意思,却以“不过”二字带出“我将作详细论述”,显然没有吃透原意,译者所加“不过”二字更是毫无道理。

(2)上卷前言第21页第22行:“虽然内战频临,残酷不堪,五代(给这一大动乱年代冠以此名)之后,四朝更替,但在这期间,冯道成功印刷了……”(Au milieu d’atroces guerres civiles,et tandis que quatre dynasties se succédèrent sur les cinq qui donnèrent leur nom à cette période d’anarchie,Fong Tao met au point la première……)

冯道(882-954),曾任后唐(923-934)和后晋(936-940)的宰相,是中国大规模官刻儒家经籍的创始人。五代以后的四朝是宋、元、明、清,延续将近一千年,他怎么可能“在此期间……成功印刷”呢?原文的意思是:五代因五个朝代而得名,在其中的四个朝代期间,冯道成功印刷了……

(3)上卷前言第26页第8行:“中国已经饱受马嘎尔尼大使馆的凌辱,被鸦片战争推向绝境,吸毒,给那位如此道德、如此虔诚的维多利亚女王提供了极大的兴趣,当时的中国步步妥协,不过是个欧洲的附庸。”(la Chine, déjà humiliée par l’ambassade Macartney,et réduite par la guerre d’opium à s’empoisonner pour le plus grand profit de la vertueuse et si pieuse reine Victoria,n’était en fait,concessions aidant,qu’une dépendance de l’Europe.)

作者的原意是:中国受到马嘎尔尼使团的羞辱后,英国女王为榨取最大利润而诱使中国人吸食鸦片,接着便是鸦片战争,此后外国还在中国设立租界,所以说,中国实际上已经只是欧洲的一个附庸而已。译文中的“极大的兴趣”和“步步妥协”等都是因误解原文而造成的误译。

(4)上卷前言第27页第7行“承认它所得之于中国的那一点点东西:纸、火药、指南针、印刷术等。”(pourq u’elle reconnaisse et sans honte,un peu,un très peu de ce qu’elle doit à l’Empire du milieu:le papier,lapoudre à canon,la boussole,l’imprimerie.)

作者对中国的四大发明给以极高评价,他决不会说四大发明是“一点点东西”。他在这里想要说的是:欧洲得益于中国的四大发明甚多,欧洲难道就不能承认,哪怕只承认一点点吗?译者对原文的理解有误,没有准确表达作者的原意。

(5)上卷第186页第25行:“不是有那么一个并非耶稣会士的科通(Coton)神甫吗?”(N’etait-il point jésuite,ce P.Coton.)

错了。作者是在反问:“皮埃尔・科通神甫不也是耶稣会士吗?”科通生于1546年,19岁加入耶稣会,后来曾担任亨利四世的忏悔师。

(6)上卷第196页第13行:“事关传播基督教的福音,这种傲慢不逊的态度实在不可容忍。但是,有管理世俗之人的政府,自然也有分配有薪俸神职的机构。因此,葡萄牙人态度强硬,毫不让步。”(S’ilne s’agissait que de divulguer la parole du Christ,pareille prétention paraitrait insupportable. Maisily a le gouvernement des hommes,il y a la distribution des bénéficeseccl ésiastiques...)

作者的原意是:倘若仅仅事关传播福音,这种态度或许难以令人容忍。可是,这是一件涉及人员管理和教会财产分配的大事,那就另当别论。译者没有读懂原文,译文错得比较厉害。

(7)上卷第196页第16行:“令人奇怪的是,虽然罗德神甫本来也是一位宗座代牧主教,是他们中的一员,但耶稣会士却采取了拒不服从的态度。”(Paradoxalement,puisque c’est un des leurs,le P.de Rhodes,qui était à l’origine de ces vicaires apostoliques,les jésuites optèrent pour la désobéissance.)

罗德神甫并没有担任过宗座代牧,qui était à l’origine de ces vicaires apostoliques的意思是:“他是宗座代牧制的倡议者”。罗德于17世纪中期向罗马教廷建议设立宗座代牧,以对抗葡萄牙的保教权,十余年后,这项建议被采用。译者不了解这段史实,可以原谅,但把罗德说成本来是一位宗座代牧,那恐怕是因为不掌握à l’origine de这个词组的用法和意义。

(8)上卷第199页第22行:“由于民族之间,即帝国主义之间的你争我夺,修会被歪曲,如果耶稣会士没有给敌手以修会的适宜品质,一直与他们对抗的话,我敢打赌,耶稣会士们本身的处境也并不更好。”(Au lieu d’offrir à leurs ennemis un Ordre que travaillaient des rivalitéss nationales,c’est-à-dire impérialistes,si les jésuites avaient pu leur opposer un front continu,je gage qu’ils ne s’en seraient pas beaucoup plus mal trouvés.)

这段译文有点生涩,原因是译者没有读懂原文。作者想说的是:耶稣会面对着论敌,倘若其内部没有国家利益亦即帝国利益之争,而是团结一致对外,那么我敢打赌,他们的处境大概不会这样糟。

(9)上卷第200页第16行:“这一做法实在精明,它表明了耶稣会士们根本没有敌手的那种忧虑。”(Démarche habile:les jésuites ne partageaient-ils pas les inquiétudes de leurs adversaires.)

这段译文与作者的原意正相反。上文说,巴黎外方传教会于1701年在巴黎出版了耶稣会士龙华民的报告《论中国宗教的几个问题》,接着便是我们要讨论的这两句话。作者的意思是:外方传教会的这一招“实在是高”,因为,龙华民虽是耶稣会士,他的这篇文章却是反对利玛窦的传教策略的。这篇文章一发表,不就等于昭告天下,耶稣会士也有着与他们的论敌(外方传教会)一样的忧虑吗?译者之所以出这样的错,除了对礼仪之争不熟悉外,恐怕还与误解了partager这个词有关。

(10)上卷第201页第2行:“一旦受到谴责,他们便请求不知内情的教皇明鉴。”(toutes les fois qu’ils seront condamnés,ils en appelleront du pape mal informé au pape mieux informé.)

译错了。让不知内情的人“明鉴”,岂非缘木求鱼!应该是:一旦受到谴责,他们便设法让不明就里的教皇了解实情。

(11)上卷第218页第2行:“毋庸置疑,人们读过金尼阁神甫的游记《论异教徒的德行》就证明了这一点。”(Assurément,on avait lu la relation du P.Trigault:La Vertu des paiens en faitfoi.)

译文错得有点离谱。书中此前有两章专门谈论拉莫特・勒瓦耶,译者应该不会忘记,《论异教徒的德行》的作者就是他。但是,译文居然说“金尼阁神甫的游记《论异教徒的德行》”。此书既非“游记”,也不是金尼阁的作品。这里所说的金尼阁的“游记”,是指经他整理后出版的《利玛窦中国札记》。那么这两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应该是:毋庸置疑,人们肯定读过金尼阁的游记,《论异教徒的德行》一书可资证明。

(12)上卷第321页脚注第1行:“传说他曾是太阳王的中文翻译,对此我觉得有必要作一说明。”(dire qu’il était l’interprète chinois du Roi-Soleil me semble forcer la note.)

译者不明白Forcerlanote的含义,因而把这句话译错了。这里的note是音符,不是笔记或说明,这个短语有点类似汉语的“跑调”、“荒腔走板”。作者不相信黄嘉略曾任职“太阳王的中文翻译”,认为这一说法不靠谱,而不是“有必要作一说明”。

(13)上卷第325页第5行:“如果‘天主的学说在众多的中国人眼里有可能是对中国人最崇尚的传统、对社会、道德和国家的一种威胁,那么很简单,结果只能引起仇视排斥的反应,正如人们常常设想的那样。也许不应该一开始就否认他们的理论,而有必要从他们那里学习。’”(Si donc,《la doctrine du Maitre du Ciel a pu apparaitre à de nombreux Chinois une menace conte les traditions les plus vénérables de la Chine,contre la société,la morale et l’Etat,cela ne peut avoir été l’effet d’une simple réaction de xénophobie,comme on l’a si souvent imaginé.Plutot que de récuser d’avance leurs arguments,peut-être valait-il la peine des’instruire auprès d’eux》.)

这是一段引文,引自谢和耐的Chine et Christianisme结尾处的最后一段,具有结论性质,所以很重要。遗憾的是,译者把谢和耐的原意完全理解反了,所以后果比较严重。我们知道,谢和耐在此书中所阐述的主要思想之一便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与基督教相去甚远,因而基督教难以在中国得到传播,而这并非因为中国人排外和仇外。此书的中译本《中国文化与基督教的冲突》(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对这段文字的翻译比较准确,照录(我略改动了几个字)如下:“如果天主教义被许多中国人视为洪水猛兽,威胁着中国最受尊敬的传统、社会、道德和政府,这就不可能是人们常说的一种简单的仇外反应。中国人的论证本来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而不是一开始就加以拒绝。”

(二)知识储备不足

(1)法文版序第12页第5行:“十分天主教化的野蛮的征服行径结束了这一美好的时期。”(un des plus heureux moment s de l’atroce histoire de l’Occident,moment à quoi mis hélas fin la très catholique barbarie de la Reconquista)。Reconquista并非“征服行径”,而是发生于公元718至1492年间伊比利亚半岛北部的基督教各国战胜南部穆斯林摩尔人政权的历史事件,史称Reconquitsa,中国史学界通译为“收复失地运动”。

(2)上卷前言第23页第27行:“当时,也有……《边报》、《晨报》、《驿报》。最为有名的则为《开元茶报》。”《晨报》应为《朝报》,《开元茶报》应为《开元杂报》。

(3)上卷前言第25页第9行“一位奥古斯丁学说的信徒”(un augustinien espagnol)应为“一个奥斯定会士”。

(4)上卷前言第26页第18行:“维吾尔族的土耳其人……”(les Turcs ouigours)。应为“突厥回鹘人”。在书中述及的时代,维吾尔族尚未形成。

(5)上卷第196页第9行:“拥有padoado即庇护权”。通译“保教权”。

(6)上卷第198页第13行:“满洲里暂时免受了俄国帝国主义的侵扰”(La Mandchourie……)。LaMandchourie指满洲,而非满洲里。满洲里是一个城市,1901年因东清铁路在此建成车站而得名。

(7)上卷第198页第23行:“因为发布敕令的动机暴露了耶稣会的神甫们是多么不把传教师们放在眼里。”(les considérants de l’édit avouaien t à quel point les Pères jésuites se moquaient des Monita)康熙三十一年二月初二上谕称:“现在西洋人治理历法,前用兵之际制造军器……将伊等之教目为邪教,殊属无辜……”这段文字说的就是此事。les considérants de l’édit是指怂恿康熙发布这通上谕的耶稣会士,而不是什么“动机”;Monita则指罗马教廷禁止中国礼仪的指令。

(8)上卷第198页第30行:“他在北京的耶稣会学校校长职务便被一个葡萄牙人,即徐日升神甫所接替。”(il fut remplacé au rectorat de Pékin par un Portugais,le P.Pereira)北京并无耶稣会学校,此处所说rectorat一职,是耶稣会中国省副省会长。

(9)上卷第212页第2行:“如巴西莱的主教格雷古瓦・洛佩斯神甫,……原因在于这位十分圣洁的人物生于中国。”读者多半会以为这是一位出生在中国的西班牙人,其实他是一位地地道道的中国人,第一位华人高级神职人员、南京主教罗文藻。

(10)上卷第225页第14行:“而在我们的‘太极’中,‘统一’生‘阴阳’。”(Or,notre t’ai-ji,c’est précisément l’unité produisant le yinetleyang.)l’unité不是“统一”,而是“一”,也就是说,一生阴阳,而不是统一生阴阳。“统一”是一个近代词,不见于宋儒理学。

(11)上卷第237页第8行“赫德长老告诉我们”(le doyen Huard nous apprend),此人并非教会长老,而是学者Pierre Huard(1901-1983),他曾任多所大学的医学系系主任或医学院院长,故以doyen称之。

(12)上卷第242页脚注第2行及第245页等多处“庞敬仁”应为庞景仁。

(13)上卷第320页第8行:“一个姓辛的人。”(un certain Sin)这位中国教徒名叫沈福宗。

(14)上卷第324页第13行:“元朝覆灭之后方济各会修士的复出,对西方来说并非无足轻重。”(le retour des franciscains,après la chute des Mongols,ne fut pas sans importance pour l’Occident)译者笔下的“复出”,其实是指方济各会士从喀喇和林返回欧洲,带去了东方的信息和实物。严格地说,这里把Mongols译作元朝也不合适,因为,作者说的是此前一度横扫亚欧大陆的蒙古人,而不只是中国的元朝。

(15)上卷第324页第21行“上帝与恺撒的关系”(les relations entre Dieu et César),上帝与恺撒没有任何关系,西方人习惯以恺撒指称皇帝,这里说的是上帝与皇帝的关系。

(16)下卷第4页第13行“程受颐”应为陈受颐。

(17)下卷第9页第13行“《中国资料集》”(Monumenta Serica),Monumenta Serica不是书,而是一种期刊,华名《华裔学志》。

(18)下卷第9页第16行“亨利・贝尔纳(大师)”(Henri Bernard(maitre))。此人是著名的教会史专家裴化行,原名Henri Bernard-Maitre,并不是什么大师。顺便说一句,此人在书中多次出现,译者对他名字有多种译法。

(19)下卷第12页第22行:“于是被逐出教会”(banni de son ordre)。第13页第7行:“那位与教会决裂的传教士”(Ce jésuite en rupture d’ordre)。ordre都指某个基督教团体即修会,而不是教会,这里是指耶稣会。哪个传教士敢与教会决裂?

(20)下卷第14页第11页:“担任翻译的中国人耶稣会士范”(Fan)。此人不姓范而姓樊,即名篇《身见录》的作者樊守义。1720年他从欧洲回国,途径澳门,临时客串,为教皇特使充当翻译。

(21)下卷第27页第1行:“法学家或严守法规的人,如韩非子和庄子。”(Ceux du fa-kia,c’est-à-dire légistes,ou légalistes,à savoir Han Fei-tseu et Chang-tseu)。这里有两个错,其一,légistes是法家,légalistes也是“法家”,而不是“严守法规的人”,这是两个法文同义词。其二,艾田蒲无论如何也不会把庄子视为法家,错的是译者:Chang-tseu不是庄子,而是商子,即商鞅。

(22)下卷第30页第15行:“中国还有一个传统值得称道,那就是没有私生子,第一位夫人有权给姘妇的子女以合法地位。”(elle ignore les batards et confie à la première épouse l’honneur de légitimer les enfants des concubines.)这个错令人十分惊诧,两位译者都是中国人,怎么会不知道作者说的是妻和妾以及庶出子女呢!

(23)下卷第31页第13行“以禁欲为目的的佛教徒”(bouddhistes……dont l’idéal est ascétique)。禁欲怎么会是佛教徒的“目的”呢!只是他们的准则而已。

(三)粗心大意

(1)上卷第227页第24行:“……使皮埃尔・培尔感到困惑不解”(qui durent égayer l’auteur du Dictionnaire)。作者错把égayer(逗乐)读作égarer了。

(2)上卷第230页第9行:“但上等人物不比商人更容易理解。”(Mais les hommes de qualité ne sont pas plus compréhensibles que les médiocres)。译者把意为普通人、平庸者的médiocres,错看成了意为商人的marchands。

(3)上卷第314页第30行:“被康熙逐出了澳门。”(mendement qui valut en effet d’être par K’ang-hi exilé à Macao.)教皇特使被驱逐到澳门,而不是“逐出了澳门”。实例虽然还有一些,但我觉得上面这些已经足以说明问题,因而不再一一罗列。当然,我的看法不一定正确,愿求教于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也欢迎译者反批评,从而把讨论推向深入,为提高我国的学术著作翻译质量而共同努力。

近年来,我也译了几部书,对于学术著作翻译之不易,颇有一些切身体验。每一部译作出版后,既有如释重负的轻松,也因发现了瑕疵乃至错误而深感内疚。有人宽慰我说,某位著名翻译家说过,译作中的瑕疵就像流浪汉身上的虱子,差异不在于有没有,而仅在于大小和多少。此话或许并非没有事实依据,但无论如何不应成为译者原谅自己的理由。严肃认真,小心谨慎,力求自己的译作对得起作者,对得起读者,扪心自问而无愧疚,我想,这应是每一个翻译工作者最基本的追求,我愿以此与许钧教授、钱林森教授以及诸位同行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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