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鲁迅犯了什么“滔天大罪”，让周作人这样怒不可遏，痛下绝情呢？据二周的一些共同的朋友（如许寿裳、季川岛、孙伏园等）忆述，大约是羽太信子挥霍浪费，遭到鲁迅的批评，她便造谣说鲁迅偷看她洗澡，非把他赶出八道湾不可。正是这难犯的“天威”，让一向“惧内”的周作人发出了给兄长的“绝交书”，导致了“二周失和”。8月2日，鲁迅迁出八道湾，租屋另住。次年6月11日，鲁迅回八道湾取书，周作人夫妇出来辱骂殴打，由“失和”进而到“反目”，兄弟关系恶化得无法收拾了。后来，鲁迅给自己起了个笔名：“宴之敖者”（“宴敖”），意思是说：自己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赶出来的。
对于“二周失和”，自然是众说纷纭，见仁见智。但大致可分为两派：“偏鲁派”和“偏周派”。“偏鲁派”认为周作人忘恩负义，听信老婆谗言，无端诬陷大哥；“偏周派”则认为鲁迅夫妇根本无有性生活，他垂涎弟媳完全可能。还有一说，更玄，说羽太信子原本鲁迅情人，现又旧情复发，云云。显而易见，“偏周派”根据的是佛洛伊德的“性心理学说”，似乎鲁迅既然“性压抑”，那就非偷看弟媳洗澡不可了。
老朽一向是“偏鲁派”，而且听老师章川岛（挺谦）先生亲口说过鲁迅不可能去后院“窥浴”的事（周作人夫妇卧房和浴房前均种满蔷薇，人根本无法靠近），所以对那些佛洛伊德的“性信徒”一向感到好笑，就更甭说对鲁迅道德、人格的敬重了。然而，近年来，一个尖锐的问题却一再闪现在我的脑海中：鲁迅对兄弟失和难道没有一点责任吗？
思来想去，不仅有，而且相当重大，带有根本性，这便是鲁迅浸入骨髓的旧意识。这种旧意识，主要表现在这样两个方面：一是事母至孝，包括饮下那杯慈母赐下的“毒汤”――包办婚姻，绝对不和妻子朱安离婚，要好好对待母亲的这份“礼物”；再就是要善待两个弟弟，绝对不许“分家”。据三弟建人回忆，两个哥哥这样嘱咐他：
你可不可以在家里，照料家务，陪伴母亲，一面自学。这样，母亲放心一些，我们在外面的，也放心一些。将来我们学成回国，只赚一个钱，都是大家合用，这样好不好呀？
这话他们平时倒也经常在讲，说我们兄弟很友爱，将来永远生活在一起，不要分家。对这些，我只简单地回答说：“我不要你们养活。”
大哥说：“莫非你不相信我的话吗？我是说话算数的。”
我想，和你们讲不通，也不必讲了，所以我不做声。（周建人《鲁迅故家的败落》卷18》）可见，让三弟放弃留学，在家侍奉母亲，哥仨也永不分家，这主要是大哥鲁迅的意见。尽管三弟一百个不乐意，但实际上就是这样做的。鲁迅倒是说话算话，为侍奉母亲、养活全家做出了无私奉献。他之所以放弃赴德国留学，提前由日本返国就业，正是为了赚钱养家，特别是为二弟筹款结婚。八道湾的那座房产，也是他多方筹款、费尽心血买下的。可是，鲁迅作为大哥的“模范行动”怎么换来了二弟的一纸绝交书呢？
关键就在于，鲁迅的那些模范行动，表面看很模范，实质上很落后，是和时代潮流背道而驰的。所谓“不分家”，不就是要维护家族的兴旺和大团结吗？时至20世纪初的中华民国，还这样看重家族利益、维护家族利益，能说是一种先进行为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在《狂人日记》等作品中，鲁迅曾经猛烈攻击封建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一到自己的家族中，怎么就变成了家族制度和礼教的维护者呢？这正是鲁迅的一大致命伤。鲁迅设计的那个模式太落后、太蹩脚了。以这样一种落后模式，而谋求不生矛盾、长期和谐，那岂非缘木求鱼？所以，兄弟闹翻乃必然之事，只争来早与来迟而已。
遗憾的是，鲁迅明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直至被赶出八道湾后仍不觉悟，还在那里恨那个日本女人而毫无自责之意。这也许正是鲁迅那一代人的时代悲剧吧！鲁迅对三弟命运的设计，应该说，也是这个悲剧的一部分。幸亏周建人“阳奉阴违”，他早已跑出八道湾到上海商务印书馆谋生去了。
“二周失和”本来是家庭琐事，用不着张扬。但由于这“二周”皆非等闲之辈，而为“五四”文坛双星，而这一“失和”又为中国现代文学带来了颇大影响，也就难怪人们一再关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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