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康慨报道 英国著名的《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杂志迎来了创刊50周年。
西方左翼知识分子的旗帜
刚刚出版的该杂志今年1/2月号，以一贯的简朴风格低调纪念，仅刊出首任主编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的长篇回顾文章及
1956年发生的两件大事――苏伊士战争和匈牙利事件，及其对知识分子造成的“戏剧化冲击”（霍尔语），直接导致了四年后《新左派评论》的诞生。《新理性主义者》和《大学与左派评论》两份政论杂志的编辑们酝酿合并，以更鲜明的姿态，在冷战的僵局中开辟第三个政治空间，采行第三种政治立场，日后则不断对英国工党的“修正主义”路线和消费主义展开持久而尖锐的批判，亦曾在60年代成为第二波女权主义运动的温床，并对环境问题、电影理论、媒体现象和国家学说等多有关注。此份双月刊据说每期发行量可达1万份，虽无任何党派或机构补助，过去五年仍能实现小幅赢利。
1960年初，《新左派评论》创刊号发行，初创时以英国马克思主义传统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为基础，强烈关注时事。但两年后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发动“宫廷政变”，攫取了杂志大权，引入更为严谨的大陆学术规范并保持至今，使该刊很快成为“西方左翼知识分子的旗帜”（《卫报》，1993年）。在风格上，它亦以其国际主义视野、超长篇幅的雄文和高度的政治性独树一帜。该刊发表过几乎所有重要的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或左翼作家――如本雅明、拉康、马尔库塞、阿多诺、葛兰西、阿尔都塞、萨特、卢卡奇、詹明信、伊格尔顿、霍布斯鲍姆、巴迪乌、恩岑斯贝格尔和齐泽克等人的文章，日后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多丽丝・莱辛亦曾为其撰文。
为什么不应对资本主义妥协
霍尔在回顾文章中生动描绘了杂志初创时英国的政治生态，并说人们普遍将“新左派”的定义与1968年联系在一起，但对56一代而言，68年已是第二、甚至第三个因素。
苏珊・沃特金斯则在本期社论中写道，1990年代，《新左派评论》经历了国际政治环境的一系列重大变化：全球化和私有化浪潮，弗里德曼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一言九鼎，资本主义如日中天，美国霸权，工人运动式微，社会民主党转向，北约轰炸南斯拉夫……但该刊终于站定，在2000年创刊40周年时，安德森以一篇沉重而决绝的社论，重申面对一切统治制度时不妥协的立场。而最近这场全球金融危机，则更让左翼知识阵营坚信资本主义难以克服的痼疾，并对在一个缺乏政治运动的环境下复兴马克思主义的前景生出期许。
当期杂志还刊出了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的专访。谈及其所著《极端的年代》一书出版之后世界历史的巨变，霍先生说，20年来有五大变化，“首先是世界经济中心由北大西洋向南亚和东亚的转移。此变化虽始于（20世纪）70和80年代的日本，但中国自90年代的崛起，才让它出现了实质性的不同。第二个当然是资本主义的危机，我们对此早有预言，只是它过了很长时间才发生。第三个是2001年后，美国大张旗鼓要独霸世界之举的失败――非常明显的失败。第四是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政治实体，以新阵营面目出现，如金砖四国，在我写《极端的年代》时，这些还不曾发生。第五则是国家权威和以国界为限的民族国家的磨蚀和系统性弱化，在世界大部分地区，所有有效的国家权威都是如此。对此或许有过预判，但我不曾料到它演变的程度会如此之大。”
《卫报》在2月25日的社论中，赞扬了《新左派评论》一贯的国际主义视野和专业风范，指出该刊长期以来便自立准则，要求编辑部内人人皆须掌握第二门语言，并熟读相关国家的历史。例如，有人被分派学习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并精于南斯拉夫经济分析；还有人学会汉语普通话。《卫报》特别提到了《新左派评论》近几年来对中国的持续关注，高度赞扬了该刊在这一领域“无与伦比”的贡献。
“在一个对左派而言前景如此暗淡的时代里身为左翼，在名流文化中坚持严肃，在快餐时评中坚持深刻，”《卫报》说，“《新左派评论》仍然是一份必需的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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