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张仃
张仃先生走了。
2010年2月21日中午，我接到灰娃的电话，获悉张先生已于上午10时去世。尽管早有思想准备，这一刻真到来时，仍是悲伤不能自已。
我与张仃先生相识二十余年，曾随他三次进太行山，一次到秦岭，一次到甘肃，对他的研究已持续多年，他的音容笑貌，闭上眼睛都是栩栩如生的。然而，作为他的忘年交，我还是不敢说，我已经完全理解了他。
张仃是一位罕见的艺术天才，学画基本上无师自通。已故画家卢沉当年就曾感叹：张仃十七八岁时画的漫画就已经那么好，有的画家画了一辈子，也没有达到这个水平。这个感叹同样适合于别的画种：在水墨画、装饰画、壁画、焦墨画、艺术设计等领域，张仃一出手就很地道，都是一流水平，这些都是天才的表征。
然而，张仃并不知道自己是天才。他经常称自己“无学”、“不文”，甚至称自己是中国画的“小学生”，这都是本色的表现，并非客套或者故作姿态。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时常在张仃先生红庙北里的宿舍聚会，回想起来，真是一段黄金时光。一间小小的客厅里，从书橱顶端到小桌小柜、茶几，挨挤着中外艺术品、各种民间艺术和文物，显得十分拥塞。每次采风回来，张仃总是画稿盈箧，总有一批新作问世，品赏这些作品，成为每次聚会必不可少的内容。张仃的焦墨山水，笔墨线条有不可思议的魅力，通常是一画挂出，引得大家凝神屏息，长长的静默之后，才回过神来，发出一片由衷的赞叹。厚朴清远的意境，沉雄顿挫的笔墨，刚健飒爽之气，每每给大家新的冲击。
比起室内赏画来，陪同张仃到山里写生，则另有一番意趣。此时的张仃，目光炯炯，兴意遄飞，仿佛中了邪一般，变成一个不折不扣的工作狂。野外写生，尤其在生活条件恶劣的地方写生，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然而张仃从不以为苦，反以为乐。这对同行的中青年画家不能不是极大的考验，许多人都因跟不上老头儿的工作节奏而叫苦不迭。对于不画画的我，在一旁打遮阳伞，做辅助性杂事，时间一长，难免觉得无聊，一天下来，觉得十分疲劳。反观眼前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全神贯注，孜孜不倦地工作，不能不感到惭愧。自然，张仃也有放松的时候，那是工作结束之后农家生活的享受，诸如与老农拉家常，品尝小米粥、酸菜、山核桃、雪花梨之类。张先生已故的夫人陈布文有一段跋，叙述1977年秋张仃在十渡写生时的状态，实是知音之论――
它山有画太行山之想久矣。丁已秋有邀去房山十渡写生者，即欣然偕往。盖它山画山水素重写生，主张一静不如一动也。初以为房山便在京郊，未料十渡已是太行山。一下火车，即见峰屏屹立，山势雄奇。四顾皆山，层峦叠嶂，气象万千。又见蓝色拒马河，急流呼啸，清澈见底，环山绕谷，奔腾而下。它山为景所惊，竦立震慑，心情激动，不可名状。从此日出而作，怀糗策杖，跋涉于荒山野谷之中，无视于饥寒劳渴之苦。尽四五日之功成此长卷，纯用焦墨为之，亦它山画稿中前所未有者也。太行山区乃抗日根据地，山民质朴勤奋，宽容好客。它山常常于山崖青石板之小屋与老乡同喝一碗水，同吸一袋烟，同是白须白发，谈笑之声溢于山水之间。所谓师造化，为人民，其庶几乎近欤？
中国当代的国画家中，张仃是亲临自然写生范围最广的一个，除了青藏高原和大小兴安岭，中国著名的大山，张仃几乎一一礼拜到了；也是亲临自然写生时间最长的一个，直到八十高龄，还去西北采风，甘南肃北、河西走廊、祁连山的高原牧场、腾格里的沙漠柳林、拉卜楞寺的金顶、马蹄寺的石窟……处处留下他不知疲倦的身影。对于张仃来说，“师造化”绝不是外在的艺术上的要求，而是内在的生命需要，源自于他丰沛的激情和对天地造化之大美的迷恋与相通。有一次他情不自禁地对我说：“我每次进太行山，都是怀着去看老朋友，结交新朋友的心情上路的。那里的每一棵树木，都是我的朋友。见了老朋友，我高兴。见了新朋友，我也高兴。”这番话揭示了张仃写生的真谛：他向来是以情作画，而这情唯在兴会自然时才达到巅峰，此时，“写生”变成即兴的艺术创作，笔墨线条出神入化，源出于此。
上世纪90年代末，焦墨山水创作已入佳境的张仃突然停止了作画，理由是：由于健康上的原因，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亲临自然写生。张仃此举，一反中国画界“衰年变法”的惯例，令人扼腕的同时，更令人震惊。较之如今老画家们的游戏笔墨，也许有人会说：张仃也太认真了。是的，张仃确实太认真了。否则也就不是张仃了。还是听听他自己是怎么说的――
我对于自然和艺术始终怀有一种敬畏的心理，如果不身临其境受到感动，我就不愿意画出来。只有直接地面对自然，面对真情实感，才能进行有感而发的创作。从50年代到90年代，我不停地在写生，跑了很多地方。只要进到了山里，我就感觉像是去朝圣，回到母体之中，什么都忘了，一心就只怀着艺术创作的冲动，这是生命中最享受的时候。近年来我年纪大了，身体不好了，也跑不动了，所以也就不画了。
晚年的张仃倦鸟归林，住在京郊门头沟山林自己设计的石头房子里，过着一种近乎隐居的生活，每天读读鲁迅，写写篆字，抽烟斗，听蝈蝈叫，活得十分平淡。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作为一个德高望重的艺术大师，重量级的文化名人，中国现代美术史的活化石，受到打扰自是不可避免，对此张仃采取大而化之的态度，一切交付给他最亲近、最信任的灰娃。善于空手套白狼的媒体记者，面对这位不肯配合的奇特老人每每束手无策，若不是灰娃相助，只好无功而返。晚年张仃耳背得厉害，为了使他更好地与人交流，灰娃花几万元在同仁医院定做了一副高级进口助听器，张仃却一次也没有用过，理由是挂着机器与人说话，太不自在。然而，真正的理由或许应当是：张仃已经不在乎与外界交流了。
然而从这种平淡中，我还是看出了一种寂寞。上一辈绘画巨擘中，张仃出道早、辈分高，加上高寿，他的老朋友们，如张光宇、张正宇、李可染、朱屺瞻、陆俨少、叶浅予、廖冰兄、丁聪等，都先他而去，最后只剩下他孤零零一个。这“最后一个”的滋味，想必张仃体会至深。而如今红尘滚滚、竖子成名、假冒伪劣横行、“大师”“巨匠”满天飞的现状，更是叫他看不懂，与他的人生理想，与他曾为之奋斗的目标，差得太远。他能不寂寞吗？
与张仃相处，我有一种奇妙的感觉：他离我很近，因为他朴素、自然、亲切，没有一点架子；但他离我又很远，因为他总是沉湎于自己的世界，自足自得，他人难以进入。然而我又想到：这不正是一个大艺术家本来应该有风度气质吗？这种朴素而又高贵的精神风骨，不正是对艺术本质最好的诠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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