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中国人的观点，“真理永远不能被证明”，“只能被一种直觉所感知”；中国人并不仰仗逻辑思维探求真理，而是“依赖自己或许更为健全的常识”。林语堂认为，这种讲人情、重常识的“情理精神”，正是中国人所珍视的“中庸之道”的思想核心，中国人就是在这种精神的指引下发展了一种充分顾及人性、符合人之
常情、妥协折中、适可而止的处世方式。
外研社“林语堂英文作品集”系列，共16本
林语堂在海外出版的三十余种英文作品，其主要题旨是面向西方读者言说“吾国与吾民”、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台湾《中国时报》在林语堂逝世后发表的社论中说：“林氏可能是近百年来受西方文化熏染极深而对国际宣扬中国传统文化贡献最大的一位作家与学人。其《吾土吾民》及《生活的艺术》以各种文字的版本风行于世，若干浅识的西方人知有林语堂而后知有中国，知有中国而后知有中国的灿烂文化。”这样的盖棺论定应该不算是过誉之辞。曾经在美国文坛产生轰动效应的《吾国与吾民》、《生活的艺术》和“林语堂三部曲”（《京华烟云》、《风声鹤唳》、《朱门》）等代表作品，为作者在西方文化界博得了“东方学者，世界文士”、“非官方的中国大使”等美名，也为他在星光璀璨的美国现代文学史上赢得了一席之地。埃利奥特（Emory Elliott）主编的学院派美国文学通史《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给予林语堂“最负盛名的向西方阐释亚洲的人”的历史定位。美国华裔学者尹晓煌也在其专著《美国华裔文学史》中指出：“林语堂被视为中国传统与华人文化在西方世界的阐释者”，“大约是拥有最多西方读者的华人移民作家”。这里有必要说明的是，虽然林语堂在美国生活的时间超过三十年，但他从未加入美国国籍，一直保持着“中国作家”的身份，所以不应称之为“移民作家”。
据说在庆祝八十大寿时，林语堂最欣赏的寿礼是曾虚白送的一帧立轴上的一句大白话：“谢谢你把渊深的中国文化通俗化了介绍给世界。”的确，“通俗化”一词恰到好处地概括了林语堂对外阐释中国文化的大量英文作品的基本特征。而他实现“通俗化”阐释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充分借助西方人比较看重、也容易理解的所谓“常识”（common sense或commonsense），基于普遍人性寻求跨文化的沟通。根据林语堂的理解，译自英语的“常识”一词指的是“常人所常有的一种对付问题或环境极平易极简单而又极健全合理的判断力”，与汉语中“懂事”、“明理”、“近情”、“入情入理”等词语所指相近。林语堂强调，“常识”表示“一种特别对付问题的智力”，但是“与理论、空想相对”。“学者头脑，每脱离现实，长谈阔论，不着边际，而眼前事理之是非，反而懵懂。commonsense却是正正相反，是凭观察事理、斟酌形势而作一种直接的判断。在英文言人没有commonsense，就等于中文言人‘不懂事’、‘不近情’。在学理上，一人没有commonsense，就常要发悬想空谈，迂曲怪论”。林语堂也曾将commonsense译为“庸见”，“取庸字不易而近中庸之义”，“因为commonsense必定是合乎中庸之道的”；还曾译为“通感”，“感者言其直感作用，懂事的人临机应断，皆凭直接的经验。有此通感者，就能临时决其是非。通者，取人之通情之义，因学者的知识，是专家所独有的，通感却是俗人所同有的。英文common，亦原指‘常人共有’之义。”总之，林语堂所说的“常识”，表现为凭借普通人普遍具有的“直接的经验”对人对事作出合理的判断，而非学究式的、理论化的、远离实际的高头讲章、空谈阔论。
林语堂告诉他的西方读者，古老的中华民族就是这样一个不尚理论而富于常识的民族。他在《吾国与吾民》中特别指出，根据中国人的观点，“真理永远不能被证明”，“只能被一种直觉所感知”；中国人并不仰仗逻辑思维探求真理，而是“依赖自己或许更为健全的常识”。因此在中国，逻辑“从来没有发展成为一种科学”，而且存在“逻辑与常识相互对立”的独特现象。逻辑分析性的论证是通过把真理分成若干部分去分别探究，结果可能使真理失去其自然的联系与含义，而常识是把事物看作一个活生生的整体，其直觉性的把握通常更加合乎情理。所以，林语堂说，中国人的思想中有一种“对常识的信仰”，其哲学基础则是对“情”与“理”的“双重倚重”，即“在判断某一论点的正确与否时，并不仅仅诉诸道理，而是既诉诸道理，也诉诸人情”。中文的“情理”一词，就包含了“人情/人性”与“天理/常理”两个方面，前者代表“可变的、人为的因素”，后者代表“不变的、宇宙的法则”，二者结合起来构成了中国人评价问题的标准。而且，中国人是将“情”置于“理”之前、之上的，“近情”要比“讲理”更受重视，“一个观点在逻辑上讲得通是不够的，它必须同时合乎人情”，而“对西方人来说，一个观点只要合乎逻辑，通常就能被接受”。林语堂认为，这种讲人情、重常识的“情理精神”（the spirit of reasonableness），正是中国人所珍视的“中庸之道”的思想核心，中国人就是在这种精神的指引下发展了一种充分顾及人性、符合人之常情、妥协折中、适可而止的处世方式。
鉴于中国人对常识、人情的偏爱和对逻辑、理论的漠视，林语堂创造性地使用“女性化”（femininity）一词来概括中国人心灵的基本特征。他说，“中国人的头脑就像女性的头脑一样充满了常识。中国人的头脑回避抽象的词汇，就像女性说话一样。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综合的、具体的，喜欢运用谚语，就像女性的交谈”。相应地，中国人的语言也具有明显的“女性化”的特征，即语法的简洁性与词汇的具体性。女性常常避免使用抽象名词，而代之以具体、形象的词语。汉语也往往用具体概念来表示抽象概念，例如用“长短”表示长度、是非对错、优点缺点等比较抽象的意义。林语堂十分欣赏这种女性化语言生动形象、直接具体、明白晓畅的特征，声称自己“最喜欢同女人讲话”，因为“在女人的谈话中，我们找不到淡然无味的抽象名词……无论谈到什么题目，女子都是攫住现实的。她知道何者为饱满人生意义的事实，何者为学者无谓的空谈”。在林语堂心目中，女性在重感情、少理智的表面之下，拥有比男性更实在的思想和更丰富的常识，她们的语言更贴近普遍的人性，也更容易被普通人理解和接受。
林语堂在向西方人谈论“吾国与吾民”的文字中，不但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地展示了中国人的女性化、重人情的精神世界，而且将这种基于人性、诉诸常识的精神贯彻到他的对外言说中，字里行间“渗透着中国人的基本精神”，而这正是赛珍珠在《吾国与吾民》的序言中特别称赞的一点。在一篇题为《如何理解中国人》的演讲稿中，林语堂形象地将外国人对中国人的隔膜比喻为横亘在中外之间的“第三座长城”（“第一座长城”是从秦始皇开始修建的防御工事“万里长城”，“第二座长城”指汉字，因为它阻碍了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为了跨越“第三座长城”的无形障碍，林语堂给外国人的建议是：要想真正理解中国人，你得时而像小孩一样单纯，时而像老人一样圆熟，因为孩子气和老滑头都是中国人的特征。林语堂在他的精妙阐释中，没有采用学究式的复杂而抽象的理论表述，而是列举大量的生活实例，从基本人性和生活常识出发分析其中的人情事理，以感性的、日常的语言表达出来，寻求西方读者的理解与同情。
这种人性化、常识化的对外言说方式，虽然常常显得肤浅，也有欠精确，但是照顾到了“浅识的西方人”的阅读趣味与接受心理，因而取得了良好的跨文化沟通的效果。有美国书评这样评论《吾国与吾民》：“只是因为没能有幸与中国人建立友好、亲密的关系，我们倾向于视中国人为奇怪、特异、荒诞、不可理解的人。然而，不管你怎么看待中国人，读了林先生的这本书以后，你的任何不确定的观念都会很快消失，你会相信儒家所说的一条真理――‘四海之内皆兄弟’。”林语堂诉诸常识的英文作品，对于促进西方人对中国人的理解、跨越“第三座长城”的阻碍，无疑发挥了积极的文化作用，也引发了一些西方读者对于遥远而神秘的中国文化的兴趣。享誉世界的瑞典汉学家马悦然，就是在年轻时偶然翻阅了《生活的艺术》，深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所吸引，从此投身汉语学习和汉学研究，满怀“另一种乡愁”，不辞辛劳地在西方世界传播中国文化。可以说，林语堂的《苏东坡传》、《武则天传》和《老子的智慧》、《孔子的智慧》、《中国的智慧》等通俗化的文化著述，在对外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实绩方面，未必稍逊于那些深藏于西方图书馆无人问津的学术研究著作。从这个意义上说，外研社今年以较大规模出版“林语堂英文作品集”，不但能为国内读者亲炙大师名著的原汁原味提供便利，而且可为当前国人对外弘扬中国文化、重新塑造中国形象的努力展示一个切题的、成功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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