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任望先生始于一次会议。记得1990年端阳节，先祖父炳正（景麟）公来贵阳参加中国屈原学会年会，我得以侍立左右。在游黄果树时，
我与先生真正有联系，是在先祖父辞世后的2002年新春。他收到我的信札，特别高兴，不仅赐我墨宝，还赠我大著，并一再叮咛我要继承家学。有一次给我打了很长时间的电话谈论这个话题，对我寄以厚望。这些年我常向先生请益，他都悉心解答，惠我良多。如我的一篇文章有“以作纪念耳”一句，他回函说：“‘以作纪念耳’都是仄声，读起来不响亮，可将‘作’改‘为’。‘耳’似可删。”对另一句“这事我至今仍记忆犹新”，则说：“‘仍’与‘犹’重，宜删。”前句关乎声调之美，后句则关乎文法常识，使我从中受益匪浅。
还有一事也要在这里说一下，我曾将自己在国家图书馆录入的先祖父1936年6月19日发表在上海《大公报》的《章太炎先生日常生活》一文传给先生看，内有“或可答师意于万一”，我不慎误录成“或可笑师竟于万一”。他看后回函说，这句话“很难理解，也许是‘或可报师德（恩）于万一’之误，可是不查原文，不敢妄改”。因为文章系从幻灯片上录制下来的，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去复查，就想算了；并按自己的理解向先生作了一番牵强附会的解释。先生说：“能否这样解释难以确定，务希想法核对原文。”我只好请首都师大的志诚兄去核对原文，才发现原来八个字弄错了两个字，真是惭愧万分。他知晓后说：“误录文字幸得更正，可以安心。”一个“安心”，道出先生求真求是的执著精神。
今年，我下功夫拜读了任望先生《楚辞》方面的论著，感到先生在《楚辞》研究上能取得那么大的突破，与他本人也是诗人有关系。我这里想先谈谈他的《屈原辞译注》。《译注》在当今众多的屈原诗作的译注本中，有它独特之处。首先，在屈原作品的编序上，该书可谓匠心独运、别开生面。我们知道，历代凡介绍屈原作品的著作，序列上多遵循王逸《楚辞章句》的目次，任望先生认为这种排序不尽合理。为了便于读者的学习领会，他采用以屈原创作时间顺序来排列。如《橘颂》写得最早，置于篇首，《惜往日》作为诗人的绝笔，放在最后。其他各篇次序的排列，都是先生在精心研读原文之后作出的决定，绝非率意而为。在翻译上，因先生本身是位当行出色的诗人，对诗赋有着独特的感悟，所以他的这个本子对屈原诗作很有体会。“信”、“达”、“雅”三者结合得比较完美。在译诗的形式上，任望先生采用了分节、首句入韵的方式。分节，既可突出诗歌的节奏，又便于读者理解诗意。首句入韵则是先生在屈赋翻译上的又一创获。在注释上，任望先生追求简洁、准确、明白，不做繁琐的学术探讨。对有争议的注释，皆择优而从。还有篇首题解和篇末说明，都能将诗作之意境、写作背景和结构简明扼要地揭示出来，利于读者从整体上把握作品的精义。先生的这个译注本，是我所见到的最好的一部屈赋入门书。我相信它的价值将会随着时间流逝而不断地彰显出来。
《楚辞探综》则是任望先生《楚辞》研究的代表性论著；而这本书的《前言》也同样值得我们认真研读与领会。我把它看成是先生治学的一篇宣言。他的师承关系，他是如何读书、如何做研究的，讲得特别精彩，对有志于学术研究的青年有很大的启迪意义。他对屈作的构思、文意、体式乃至屈原生平和思想体系之探讨，都有超越前贤之处。特别是他对《招魂》的研究，在当代楚辞学界自成一家之言。我们知道，在《楚辞》研究中，《招魂》一篇历来是争论最为激烈的。关于它的作者有屈原与宋玉之争；主旨则有自招说或招怀王说之辨。对第一个问题，先生持《招魂》作者为屈原说，这个观点首创于司马迁。对第二个问题，先生认为是屈原自招己魂，这个观点最早由明代的黄文焕提出。清代的林云铭、蒋骥赞同这种说法。当代也有些学者支持此说。但先生在这方面无疑是功劳最大、论述最有说服力的学者(发表过五篇论文)。我们知道，反对自招说最重要的一条证据就是《招魂》所陈的宫庭之美、饮食之奢、乐舞之盛与作为大臣的屈原身份不相称。“其礼制为王者之礼制”。可以说这是反对自招说的一把杀手锏。面对这条证据，连赞同自招说的游国恩先生也承认这一点是个“显著的事实”，并表示“可以同意”。但任望先生认为《招魂》是用的假托手法，它是一篇文学作品，而不是应用文。屈原对“故居生活”的描写作了极度的夸张，不能把它看作诗人生活的实录。《招魂》作这样处理，是想将离散的灵魂招引到“故居”来。其“台池酒色，俱是幻景，固非实有其事”（蒋骥语），这些仅仅是巫阳为诱使诗人之魂返回故居的一种“巫术”手段，其词自然是巫阳本人的思想修养和生活情趣的反映，决不应把这些视为被招者思想和生活情趣的流露。“况且，《招魂》对故居生活的极度夸张，只限制在生活上，在政治上并不越位。”其实，在屈原的其他诗篇里，如《离骚》、《惜诵》、《涉江》等，格局之高，都有过于《招魂》所陈者。再者夸张内美外恶，是古今一切招词的普遍手法，不独《招魂》一篇，因此,以招词所渲染的生活状况来判断招魂的对象是欠稳妥的。先生曾运用筛选法，将有关《招魂》作者、被招者的诸种提法一一过筛，汰去明显不合者，而后重点对比“招怀”与“自招”两说，逐项审查，最后得出否定“招怀”，肯定“自招”的结论。我个人很赞赏这种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
任望先生的书法成就，以草书最高。他对孙过庭《书谱》、王羲之《十七帖》以及张旭、怀素草书的研习，数十年如一日。除此之外，还得力于柳公权的用笔和李北海的体势。先生将诸多精华同炉共铸，形成了昂扬飞动、豪迈激越的独特书风。收入其书法集中的李白《将进酒》长卷，自作长诗《梦游大海》十条屏，以及《诗书畅想曲》长卷，是他草书的代表作。其伟岸如松柏之立高山，浩荡似江河之入大海，情酣意畅，得心应手，观者叹为当世杰构。
任望先生曾有两句自励自律的话：“不创新何必继承，不继承何以创新。”他在继承的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小楷宗魏晋，大楷学南北朝、唐，行书上溯魏晋，兼能旁通篆隶。先生主张碑帖兼容，崇拜古人，但又不迷信古人。在书法创作上，先生提出“学古毋为假佐，标新贵有真知”的主张。在创作上，他有着极强的主观创作意识，力求在作品中表现出“自我”。“舜，人也；予，人也；有为者亦若是！”这种睥睨古今，卓尔不群的独立人格，是他的书法得以独树一帜的精神来源。先生曾认为书法上有“两难”：一是“养气”，一是“自然”。要想在书法创作中具有浩然正气，必须先学做正人。若仅凭一时“作气”，多半是暴戾之气，而且很容易衰竭。书法美与人以及天地万物之美有着直接和暗中相通的地方。书法的“道”固然不容易穷尽，而书法的“自然”则是更难进入的境界。
任望先生对书法理论也多有建树，曾撰有《试论怀素〈自叙〉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点》、《〈岳麓寺碑〉三种宋拓本的比较》等论文。如他发表于《书法研究》1998年第1期的《神龙本〈兰亭〉的底本不是真迹》一文，充分显示出他作为一位考证家的深厚学术功力。他由两个错别字而考证出以昭陵《兰亭》为底本的神龙本不是真迹。我们认为这个结论是站得住脚的。这两个错字，一个是“惠风和畅”的“和”字,“口”中多一横。另一个是“快然自足”的“快”字,误作“怏”字。前字的错误极其明显，后字的错误，则是从文理上推究出来的。唐宋人多知其误，他们在写原文时，并不因袭错误。神龙本有这两个错误，说明其底本中这两个字是写错的；而底本中有这两个错字，肯定不是王羲之的手迹。如果系起草时的笔误，羲之本人复审时，定会改正；如未改正，在群贤同阅共赏时也会被发现。兰亭雅集的几十位文士不至于一个人也看不出来。所以说，神龙底本《兰亭》不可能是羲之的真迹。任望先生说：“底本究竟出自谁手？最大可能是智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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