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是人类永恒的生命冲动，如果考察一下人类自古至今、域内域外的各种梦想，想必也是一件极
由此忽然想到了此前的一次有关梦想的大型活动――1933年，有一批文人墨客在一个平台上尽情“梦想中国”，进而“梦想个人生活”，如今，换了一个场景，如果将之搁置于今天来看它们实现的程度等等，或者也会是一桩别有意趣的话题吧。那是1933年元旦，商务印书馆的名刊《东方杂志》搞了一个《新年的梦想》的专栏，这是编辑胡愈之的“创意”，其意在反抗国民党“文化围剿”语境下的人们的不自由，方法则是让人们在没有梦想的现实中说些“梦想”的话，借了新年如同借了醉酒红了脸说些放肆的话，皮里阳秋也罢，胡编辑在征文启事中“诱导”说：“在这昏黑的年代，莫说东北三千万人民在帝国主义的枪刺下活受罪，便是我们的整个国家整个民族也都沦陷在苦海之中，沉闷的空气窒塞住每一个人，大家只是皱眉叹气挨磨各自的生命”，但毕竟“在这漫长的冬夜里我们至少还可以做一二个甜蜜的舒适的梦。梦是我们所有的神圣权力啊”。
果然，来稿“做梦”的人纷纷不绝，且多是文坛巨子如老舍、学者侪辈如俞平伯、舆论喉舌如邹韬奋等，而“梦”的形形色色也千奇百怪，却唯独鲁迅从不冀望什么“黄金世界”，他也从来不喜欢做什么“梦”，所以就免请、不来“做梦”了，只是会心于众人的“言论不自由不如来说梦”，不“做”白不做么。
彼时众人“做梦”，大致有两个档次：“梦想的中国”和“梦想的个人生活”。当时上海两家大学中的山西籍教授――暨南大学的卫聚贤（山西万荣人）、大夏大学的梁园东（山西忻州人），这两位历史学家“如梦”，第一个“梦”，卫先生“做”的很平实：各位打内战的“英雄们”掘战壕时要留心出土的文物啊――这真是考古家才会说的话，不过语腔里就带有哭声了。卫先生另一个“做”的“梦”，如今算来真是如梦了：教育，学自然科学的占七成，学社会科学的呢，占三成吧，国学则百有一足矣，是不是卫先生以为如此的人才安排才会是社会的稳态，比如大家都去搞“评儒批法”当历史学家就不是社会的常态了？卫先生还说国家如一座宝塔：人民是基础，由县、省、中央循至塔顶，基础坚实则一塔巍巍安然，若予以倒置，自是风雨动摇矣。卫教授说得不过是常识。梁先生“做”的“梦”，或者更“理想主义”，他说：将来吧，中国社会不再是以政府为中心而是以个人为中心了（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市民社会”和“有限政府”了）、政府也是一个不怕人讲话的政府了（又套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知情权”或实行了“政务信息公开”或“政治问责制”了）。不是“无政府”而是“小政府”，又是“不怕人推翻”的政府，梁先生“梦”得妙，当然自古做梦这“梦”其实就是现实的一个颠倒，如同童话的产生，又如陈平原先生当年写武侠小说史的研究课题，题目就叫做“千古文人侠客梦”，文人要当侠客，岂不是“梦”，难怪大家当年都抱一本金大侠的武侠小说意淫驰想，其实呢，和他们又喜欢抱着另一本《红楼梦》与贾宝玉善做“意淫”的梦都一样。文人么，侠客、红粉，皆是他们喜欢做的梦，于是，当然也被不喜读书的项羽侪辈所小觑，更被秦皇汉武般的豪杰视为泥丸做成坑堑的填料。卫先生和梁先生，皆是一介书生，北大的周一良先生不是有一本回忆就叫《毕竟是书生》么，于是，书生做“梦”，只能是“怎样才能有这样的一个政府，我梦想它”。
以上是第一个梦――“梦想的中国”，至于第二个“梦”――“梦想的个人生活”，卫先生遥想：假如生活能够安定，自己要写一部百万字的《中国通史》，还要在西北考古和游历南洋和印度，继而考察古代中外交通，惜乎卫先生的“梦”终未兑现（如今可以看到他的《中国考古小史》等重印了，或许是《鬼吹灯》、《盗墓笔记》等带动的了），而且他可能不会想到他的归宿竟是无法“落叶归根”，至于考察中外交通，晚年的卫先生竟效古人，把梦想变成真，载舟穿越太平洋，验证“中国人发现美洲说”，惜乎波涛汹涌，卫先生险些“泰坦尼克”。如梦的“下策”之中，卫先生当年还给自己预设了一个退路：不能教书，则入山为僧吧（去研究生物哲学），或回家效仿曾国藩去练“民团”（不是用来对付军人，而是要铲除学阀），书生毕竟不能言武，即使是上山和下乡，也皆是文事。梁先生呢，当年更是书生意气，他的“梦”越做越小，也许有口拙的毛病，竟“梦想能有一个漂亮的嘴巴，能口若悬河”，不过他后来还是靠嘴巴吃饭（钱锺书《围城》中描写的那所战时学校以及发生过“第二条战线”激烈斗争的武汉大学，梁先生是其中的一位人物），直到他不能讲课也不能再“做梦”的风雨如晦的岁月（1957年的人物，此前是山西师范学院院长）。
1933年的中国知识分子的集体“梦想”，不是当代绝大多数中国人“集体梦想”的内容了――财富、创业、子女、卓越、知识、行走、公益，等等，这是历史的进步使然。不过，要说到“梦想”的真的实现，可以带起人们思绪涟漪的，是通过当年的梦想，可以看出中国知识分子惯用的观察社会的眼光和有限的“梦想”空间始终是在传统思想和传统学术给定的范围之内，他们大多冀望于“圣人出而黄河清”，鲜少具体的制度构想或实践品格，如梁园东希望出现一个言论自由的民主政府：“必须什么样的政府才不怕人推翻，因此什么话他也不怕你讲，或者他还要你讲，以至于他虽要你讲，你也无话可讲。”或许，那似乎就是孔子所说过的“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的境界了，如何可能呢？梁先生只是“梦想”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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