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晓菲的诗人身份由来已久，有她的数本诗集为证。有趣的是，如今的中国诗人已经习惯于与形形色色、光怪陆离的诗群、
如此特殊的人生经历，决定了田晓菲的诗学之路与任何一种中国大陆诗歌思潮没有关联。同样有过旅美求学经历的王小波，曾感叹，一个人一旦移民到异域他国，人生的主题就会被迫改变，这意味着他（或她）面对的将是不亚于哈姆雷特式的艰难抉择：生，还是死？这种非此即彼的抉择，对于早已移居美国的田晓菲是难以想象的。她的诗歌写作，既渊源于家学深厚，更多的却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禀赋。少年成名的她，其诗学之途未曾承载过太多的忧患、担当与教化，出国后作品销声匿迹，或许因为仅仅是诗歌满足不了她超于常人的文学梦。
古往今来，10岁神童，20岁才子，30岁平平，40岁庸庸，这样的事例不足为怪，几成规律，自谓“我是少年成名的幸存者”的田晓菲，却罕见地显露出了某种大家气象。而长期的旅美学者生涯，她也没有产生许多同胞都会有的诸如文化失根、理想失衡与精神失重。从不曾把自己的先生宇文所安教授看成美国人，宇文所安教授同样也未把她看成中国人一样，她不愿意把自己的诗人身份世俗化，狭隘化。宇文所安和田晓菲还在他们各自的著作中互称“知音”，用田晓菲的话，他们在家里，“夫妻、知音、同事的对谈，生活、社会、学术对我们来说都是混杂在一起的”，这样的情景已成为一段佳话。
三十年来，田晓菲从不曾放弃写诗，以沛然淋漓的诗意状态，培植、滋润一种兰心慧质的学者风范，是她人生事业的真实写照。她就这么一路断断续续写来，几近于自娱自乐。我们不难发现，田晓菲与内地诗风的区别，既不是其中西文化的深厚底蕴，也并非异域思考的视角优势，更多的是体现在那种毫无欧化“翻译腔”的白话表达，和传统汉诗语词的原汁原味：
“不在异乡，也难免成为异客。
既然已无处寻觅茱萸，又何必不入乡随俗。
于是在天真的瓜皮上，雕出狰狞的面目。
在危机四伏的街上，我们慢慢丈量归途。”
（《十月三十一日西俗万圣节家家刻南瓜灯装饰房舍四绝句》）
田晓菲写诗从不雕琢，全凭兴致所至，有感而发，有如水到渠成，瓜熟蒂落。无可名状的高蹈不属于她，深不可测的孤寂不属于她，飞蛾扑火般的理想主义者更不属于她。田晓菲永远学不会故作玄虚，装腔作势，更不会摆出权威学者的身段，靠理论唬人，用知识招摇，拿学问贴金。她常常习惯性地把新诗称为白话诗，自称“现在还在写白话诗”，她的“白话诗”远离繁复意象，仿佛信手拈来，却讲究修辞，韵律别致，词语缝隙透出了书卷气的饱满墨香，袅袅缭绕，余味悠然。
如果以为田晓菲只会写所谓的“文人诗”，那不是事实。她没有固定的“诗歌套路”模式，品类绝非单调划一。她的诗歌，当然不可能被一些浅表的先锋泡沫溅湿濡染，却也不会故步自封。一些现代诗学元素亦可在她的笔下流淌，她在一首诗中写到迷离的梦经历，就很有创意，无师自通：“但我终于在一堵墙上,找到了一颗摇摇欲坠的钉子，,我知道那就是你――,虽然我不会背叛你的缄默――,我只是走过去，把身上深黑的囚服,脱下来挂在钉子上，然后便如释重负地,倒地酣眠。”（《关于夜》）与眼花缭乱、莫衷一是的所谓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等诸多潮流、风向，统统不搭界，却仿佛曲径通幽，其实不过是一种异质同构的表征而已，田晓菲还是田晓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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