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者就是一种前定，先生“抓周”即抓住了书，取名“锺书”，与书结下永世之缘。书在天地间，乃是这样一种物事，自从有它，人类一切人文蕴积即有藏储、传承之渠道，文明世界遂得以滋荣与丰盛。无论如何说，锺之于书，而不是锺之于权，锺之于利，当是一种志存高远的上佳选择。
若说襁褓之时的事，仅是出于偶然的美谈而已，那么，后来的改“字”，便是确定的意向所注了。古人云：“择善固执”，在这件事上，做出好的选择，才只完成一半，另一半则是由改“字”“默存”所透示。默而存之，是对其“善择”的“固执”，此固为其父辈之殷殷期望，也是他决然的自我要求，并为其一生勉力践行所证实。
实在说，先生赶上的并不是一个“锺书”的人理想的时代，他留学归来，即逢战乱，所谓“海水群飞，淞滨鱼烂”“忧天将压，避地无之”，安得读书的好环境？此时完成的《谈艺录》，真正是一部“忧患之书”。纵是如此，他仍出入于中西古今，兼采博搜，极深研几，于“诗话”一方领域，打造出一片光天霁月读书的化境，令世上无数读书人折腰。爰至和平建设时期，却又风波迭起，动荡日剧，复有浩劫来临，以一国宝级的大学者，只能去烧开水度日，手边即使有“红宝书”以外的书，也不可在人前捧读。迨至“文革”收场，纷乱渐靖，先生始能重理书箧，抉剔爬梳，“锥指管窥”，神游八极，立意“使小说、诗歌、戏剧与哲学、历史、社会学为一家”。而此时，先生又因声望大震而多受干扰，乃以杜门谢客以拒之。
曾有一位老作家赞先生曰：他“站得高，望得远，看得透，撒得开，灵心慧眼，明辨深思，热爱人生而超然物外，洞达世情而不染一尘”（柯灵：《促膝闲话锺书君》）。此言甚是。然而，如从另一角度说，“不染一尘”，“超然物外”，虽为先生素志，却难以尽如所愿，晚年就任高职，就有几多难以辞却的无奈。上世纪80年代，我在一次与先生道术原本无关的学术会议上，见他端坐于主席台，就觉出他脸上有一种无奈的苦笑。红尘滚滚，凡身肉骨，截然不染，其难可知！钱先生之高卓，就在于“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一直秉持素志，不变抵抗之姿，不但不让红尘蒙头盖脸，乃至污染灵境，更不会争名于朝，争利于市，奔走红尘，换一副俗骨。
钱先生回应以利相邀的游说：“我都姓钱一辈子了，还要钱做什么？”这已然成为钱氏警句；而当年他谢绝江青“国宴”之招，连说：“我很忙，啊哈，我很忙！”忙不迭地关上家门，更是史上一段很牛的“非常道”。我们非常相信先生确实很忙，此非藉为托词耳，对一个读书人而言，“以有涯逐无涯”，实有太多的书要读，焉能不忙？何况像钱先生这样一个将读书做到极致的读书人，他要独自在自己的天地里，一锄一铲，开凿一条类似于巴拿马运河贯通中西的“运河”，会有多么大的工程量，有多少事要做！一个真正的读书人，在其生命的常态中，是不会有清闲的，他绝对了然自己生命的刻度，且知道有多少书是他要读而又来不及读，有多少事要做而来不及做。读书之道，需要惟精惟一，心无旁骛，非但他人他事，并自身也都忘却，先生极端到把这当作了做人的一个原则，从而展示了真正读书人的两面：痴心与清厉。对于读书，他实在是一片痴心，名实相副，而另一面，则不近人情，一派书生犟脾气，一副清厉的样子，断然谢绝一切干扰。无他，盖深悉非如此书就读不成，痴心必定落空也。
实事求是地说，钱先生后期颇得益于社科院的体制，据说，这体制是从前苏联移植来的，其好处便是衮衮诸公基本上可以读书、研究为业，惟要耐得清苦寂寞耳。此种生计，有人避之，有人趋之，真是人各有志。对于先生而言，耐得清苦寂寞，何足道哉。“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在他，以读书、研究为职分，是一大幸事，若一心与天下有所争，则又何能尽职。其皇皇巨著《管锥篇》中引述著作上万，可谓尽职的结果，评为“劳模”，当之无愧。
读书也是要讲量的，书读得不多，所见不广，难免井蛙之讥，而外语则是拓广读书的利器，钱先生通多种外语，遂使他中西统摄，恢恢然游刃有余。海外汉学家每以此轻国内学人，有一次，国内有位名气颇大的学者到美国某大学举行讲座，所讲主题为希腊文明，图书馆几位华人馆员谈论及此，有人问，他可会希腊语，答曰：不会。不但希腊语，英语也不通。不会希腊语，不读希腊书，讲何希腊文明，大家眨眨眼，哈哈一笑，不去也罢。若是钱先生呢，他们怎敢？把读书做到极致，于是，就成了一面铮亮的镜子，一切敢于自报“著名学者”、“大师”的学人，不妨拿它照照自己。不过，像钱锺书这样的淹博通雅的读书人，斯世已很难再遇见，我们别的事上还是太忙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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