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鲁迅的瓜葛
因为在与鲁迅的接触中曾给鲁迅留下了不好的印象，所以，过去人们往往称黄萍荪为“无耻文人”，其实，一个简单或符号似的评判是难概括他这个人的。
黄萍荪，杭州人，笔名“歇翁”等，民国报刊编辑。他没有什么文凭，卒业于上海明星电影公司演员训练班，期间曾在《小说月报》等刊物发表作品，后在杭州的《民声报》、《民国日报》、《东南日报》以及《越风》等刊物担任编辑。
黄萍荪编辑《越风》期间曾三次去信邀请鲁迅为之写稿（据《鲁迅日记》：1936年1月30日，“得黄萍荪信并《越风》一本”；2月2日，“得黄苹荪信”；2月10日，“得黄苹荪信，即复。”），鲁迅复信拒绝邀稿，并直书云：“三蒙惠书，敬悉种种。但仆为六七年前以自由大同盟关系，由浙江党部率先呈请通缉之人，‘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身为越人，未忘斯义，肯在此辈治下，腾其口说哉。”黄萍荪不甘碰壁，再三去信亟求（从《鲁迅日记》中可查知：彼先后去信又达七次之多，即鲁迅复信后的2月13日、28日、3月9日、21日、4月2日、8日、21日），鲁迅皆未复信。此前1933年6月28日，他托郁达夫代请鲁迅题写诗词，即《鲁迅日记》所记之“下午为萍荪书一幅云：‘禹域多飞将，蜗庐剩逸民。夜邀潭底影，玄酒颂皇仁。’”当时鲁迅还为黄的表弟陶轩另书有一幅诗词：“如磐遥夜拥重楼，翦柳春风导九秋。湘瑟凝尘清怨绝，可怜无女耀高丘。”（即《悼丁君》，为当时谣传的丁玲遇难而作）1936年鲁迅逝世前，鲁迅记有一纸短文，记有鲁迅上述参加“中国自由大同盟”后传言鲁迅被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所亟请“通缉”的相关人物，即“当我加入自由大同盟时，浙江台州人许绍棣、温州人叶溯中首先献媚，呈请南京政府下令通缉，二人果渐腾达。许官至浙江教育厅长，叶为官办之正中书局大员”，鲁迅还写道：“有黄萍荪者，又伏许、叶嗾使，办一小报，约每月必诋我两次，则得薪金三十，黄竟以此起家，为教育厅小宦，遂编《越风》，函约名人撰稿，谈忠烈遗闻，名人逸事，自忘其本来面目矣。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然一遇叭儿，亦复途穷道尽。”
黄萍荪曾编辑过的报刊，大多是国民党“CC系”把持或影响下的，比如许绍棣曾是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宣传部部长兼《东南日报》社长（该报1934年6月出版，陈果夫、陈立夫分任董事和监事长），后又出任浙江省教育厅长；《东南日报》的总编胡健中、副刊编辑陈大慈和许廑父等也是属于许绍棣“复旦系”（多出于复旦大学）的，而据说许绍棣与鲁迅成为敌人，就是源于1928年鲁迅任主编的《语丝》刊登了一篇揭发复旦大学内幕的来稿（第4卷第32期冯珧《谈谈复旦大学》），许绍棣（时任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指导委员）于是下令查禁《语丝》在内的20余种刊物（国民党浙江党务指导委员会宣字第126号令：以“言论乖谬，存心反动”，严行禁止）。鲁迅后来在《我和〈语丝〉的始终》一文中说：“经我担任了编辑之后，《语丝》的时运就很不济了，受了一回政府的警告，遭了浙江当局的禁止，”这“禁止的缘故也莫名其妙，有人说是因为登载了揭发复旦大学内幕的文字，而那时浙江的党务指导委员老爷却有复旦大学出身的人们”。
鲁迅赠《无题》诗及《越风》杂志
黄萍荪的背景既然如此，那么，鲁迅何以还要给他题字，以及那首诗的含意究竟如何呢？许广平1956年在《鲁迅在日本》一文中说：黄萍荪系一“无耻文人”，他想借助鲁迅的名义扩大影响，遂通过郁达夫的关系（郁是向他供稿的常客，后黄萍荪写有《风雨茅庐外纪》一书，详细记述了与郁达夫的往来），以同乡和后学的身份向鲁迅求书索稿，并且由郁达夫送来纸幅，鲁迅不虞有诈，“待到寄出不久，鲁迅的字就被制版做杂志的封面了。而这杂志，是替蒋介石方面卖力的，当时鲁迅看到如此下流的人这样利用他的字来蒙骗读者，非常之愤恨。”许广平的回忆恐有失误，其一、时间上不吻合。鲁迅为黄萍荪题字是1933年6月，黄萍荪编辑的《越风》刊登鲁迅的手迹却已是鲁迅逝世后的1936年10月31日了（第21期），同一期还刊有鲁迅的《谈所谓大内档案》以及黄萍荪的《鲁迅是怎样一个人》。（人民文学出版社最新出版的《鲁迅诗词集》仍袭许广平旧说）至于黄萍荪的邀字的动机，他后来自述是在刊物封面刊登鲁迅的手迹是冀望“杂志限期能不胫而走，小子之名亦可附骥尾而招摇过市”。其二、《越风》是怎样一份刊物？1935年10月16日，由杭州“越风社”创办的《越风》杂志鉴于先前《东南日报》报馆的几个馆外刊物“政治色彩较浓，八股气氛过重”而停办的教训，改弦易辙，声称“不谈‘时政’，不尚‘空论’，不标‘主义’，专治‘文史’”，且标榜其“信条”是“不张幽默惑众，不以巧言欺世，不倡异说鸣高，惟特真凭实据和世人相见”，如果说这不过是冠冕堂皇的一个广告招牌，那么，如果通读了这本杂志，它给读者的印象大概可以归类为一般性的文史读物吧，即其所谈无非是一些浙江的风物，而写家也多是郁达夫、周作人、柳亚子以及当时擅写随笔的“南黄北徐”―――在《中央时事周报》连载《花随圣庵摭忆》的黄浚、在《国闻周报》连载《凌霄随笔》的徐一士。黄萍荪也曾向鲁迅邀稿，在《越风》第8期，黄萍荪还撰文示意读者：鲁迅（以及茅盾、叶圣陶、阿英、郭沫若等。后来黄萍荪还说：“许寿裳、朱希祖、叶绍钧、茅盾、周作人皆为该刊写过稿。”）亦将“不久即有宏文赐寄本刊”。这或许就是鲁迅“愤恨”于黄氏“无耻文人”之处―――以拉名人的稿件、借重名人效应为刊物开道，事实上鲁迅不曾为之供过稿。
黄萍荪在该刊第5期（1936年2月15日）用“冬藏老人”的化名写有一篇《雪夜访鲁迅翁记》，说他到上海“访问”鲁迅的经过，所谓“本月上旬，上海初雪，北四川路一带如银洒地。余得某君之介，持函往访”云云。这究竟有无此事，或是向壁虚造的“无耻”之作？当年浙江海宁人章克标在其名作《文坛登龙术》中面授机宜，所谓文人须“什么话都要说得出，这也须打倒了羞耻方可”，其中就有如拜访名人遭拒却仍可回去写访问记，黄的这次所谓“往访”，鲁迅生前根本不记有此事，后也不曾见黄萍荪有过澄清此事的回忆。记得倪墨炎先生曾有文回忆在安徽农场见“劳改”时黄萍荪，当时倪问及此事，黄似承认为子虚乌有之事，却又辩称当时“存心并不坏”云云。在这篇《雪夜访鲁迅翁记》中，黄萍荪自云“不速之客”，而在他眼中的鲁迅竟是“不肯吃亏一句说话，不喜欢给人占半字便宜的那种气度”的人，所谓“此老于洋场上的人缘，在他自己眼睛里重大来，就变得到处都是特地为渠而设的陷井了”。显然，他不是作为崇拜者去“访问”鲁迅的，或许他应该是听说了许多有关鲁迅的议论，又带了一种近距离观察的心态去“访问”的。他说：鲁迅也谈到了外界对自己的“误读”：“我这个人，只有在文章里给了人许多忌讳，倒并不如一般人想像中的那么使人可怕。”
鲁迅虽未给《越风》写稿，这刊物虽说“赞助人”中亦多系浙江（也是民国）的政要和名流之选，然而谈文说史，若说它是“替蒋介石方面卖力的”，也着实勉强得很，而鲁迅殊不屑之的“叭儿”而“谈忠烈遗闻，名流逸事”（多系有关明末忠勇、辛亥革命的故实），当是因愤恨这一刊物背后的人物―――所谓“文化刽子手”侪辈而带出的，在鲁迅看来，在他根本瞧不上的故乡和人物―――“报仇雪耻之乡”另一面还有南宋遗风的小家子气，如“浙江之不能容纳人才”等，以及“暴发户子弟”“贱相未脱而遽大摆其架子，其蠢臭何可向迩哉”等，却居然会有一本“谈忠烈”的杂志，岂非滑天下之大稽？至于说到鲁迅的《无题》，诗的蕴意究竟如何？后来此诗的解家蜂起，说法不一，或谓鲁迅以此抗议国民党空军滥炸“苏区”（当时鲁迅常看的《大晚报》刊登有轰炸广西瑶洞的报道），所谓“禹域多飞将”云云；“逸民”则当指被草菅人命的“蚁民”；末二句则用贾岛“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的意境，抒发喟叹，又取其反意：一杯浊酒（“玄酒”），为“皇仁”浩荡欢呼则个。联系当时鲁迅为黄萍荪题字前后所作的《王化》、《天上地下》等（收入《伪自由书》），是鲁迅阅读《大晚报》、《申报》后慨然于国民党飞机滥炸广西瑶民地区以及南昌“剿共”前线的“苏区”，以及日本飞机轰炸河北前线，所谓“炸进去”和“炸进来”而发泄的怒气―――“攘外必先安内”的“杰作”，鲁迅不禁为这“皇仁”举杯：“呜呼，草野小民，生逢盛世，唯有逖听欢呼，闻风鼓舞而已。”（《王化》）在鲁迅，这是皮里阳秋，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处却嗅出了其中含沙射影的味道，于是《王化》被禁刊和被抽去，鲁迅后来将之收入文集时写道：“幸而既非瑶民，又居租界，得免国货的飞机来‘下蛋’，然而‘勿要哗啦哗啦’却是一律的，所以连‘欢呼’也不许，―――然则惟有一声不响，装死救国而已”了。黄萍荪后来写有《“禹将多飞将”落户扶桑之迹》，述及当年他得到鲁迅手迹后，郁达夫、钱家治（杭州人，钱学森的父亲，曾与鲁迅有“四同”的关系：“同游扶桑，同立章门[太炎]，归国后同执教于两浙师范学校，继复同事于北府教育部。”）在观赏时发表看法，似也可以窥出鲁迅赠此诗于黄萍荪的良苦用心。郁达夫事后回忆：鲁迅曾仔细询问过索字人―――黄萍荪的情况，当时黄自称是《东南日报》的青年记者，因此“鲁迅知道你的报是党报，故将此绝写上”；“老实说，鲁迅此绝（绝句）对浙江的党老爷们是一个极尖锐的讽刺―――锋利的匕首。”郁达夫还以为黄萍荪将之裱后是否悬挂，当须“慎重”：“其事虽与你无涉，但列其门者，一旦悬之，给带上一顶‘为敌张目’的帽子，就难保反省院不虚席以待了。”果然，黄萍荪悬挂了这首五绝诗，正好他的表伯兼蒙师的钱家治过访，钱得见此“绝”，恍然鲁迅由旧事带出的诗意，即此前国民党浙江省党部“通缉”鲁迅的旧案（当时黄萍荪由钱家治介绍在浙江图书馆工作），钱家治解诗云：“飞将”或指蝗虫，“飞蝗来时翳天遮日，专食粮浆，为人类大敌！禹域中年，党政为虐，民苦久矣！把此辈比作专食粮浆的飞蝗，未尝不可。‘夜邀潭底之影’，举起已凝成黑色的民之脂膏―――玄酒！玄酒，《史记》中说是白水，但这里亦不妨作黑色解。为飞蝗的上层讴颂，矛头明显指向党报。至于颈联的‘蜗庐’、‘逸民’，也可能作者自况？”于是，钱家治劝黄萍荪不如收起此“绝”，所谓“当思找一吃饭之地不易，犯不着栽这风雅筋斗！更不能轻视党老爷们都不懂，诗，须知王孚老懂得的不比鲁迅少，他能把这二十个字的涵义看到骨髓里去。”
“王孚老”，即王孚川，清末留日学生监督、同盟会会员、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监督，当时是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监察委员会的“马首”。
“通缉”谜案和鲁迅短札
由鲁迅的《无题》又牵扯到当年对鲁迅的“通缉”案，应该说这是一个尚未定谳的谜案。即1930年2月“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成立，鲁迅由冯雪峰介绍加入，不久他就被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呈请南京政府予以“通缉”，罪名曰“堕落文人”（一说“反动文人”），鲁迅挚友的许寿裳后来回忆说：“那时，浙江省党部有某氏主持其事，别有用意，所谓‘罪名’、‘理由’，都是表面文章，其真因则远在编辑刊物。当鲁迅初到上海，主编《语丝》的时候，有署名某某的青年，投稿揭发他的大学的黑幕，意在促使反省，鲁迅就把它登出来了。这反响可真大，原来某氏是该大学毕业生，挟嫌于心，为时已久，今既有‘自由大同盟’可作题目，借故追因，呈请通缉，而且批准。鲁迅曾把这事的经过详细地对我说过：‘自由大同盟并不是由我发起，当初只是请我去演说。按时前往，则来宾签名者已有一人（记得是郁达夫君），演说次序是我第一，郁第二，我待郁讲完，便先告归。后来闻当场有人提议要有甚么组织，凡今天到会者均作为发起人，迨次日报上发表，则变成我第一名了’。鲁迅又说：‘浙江省党部颇有我的熟人，他们倘来问我一声，我可以告知原委。今竟突然出此手段，那么我用硬功对付，决不声明，就算由我发起好了。”（《亡友鲁迅印象记》）
这个“通缉”，究竟是怎么回事？黄萍荪在1948年6月出版的《子曰丛刊》第2辑发表有以“歇翁”为名写的《鲁迅与“浙江党部”之一重公案》，他说：“为了通缉这件事，特往信上的所谓浙江党部去找熟朋友打听究竟，据说并无此案，不知鲁迅从何听来，要我写信反诘，部中高级人员并向我负责担保，鲁迅如果不信，可以请他到杭州来，看有没有人找他的麻烦。”鲁迅逝世后黄萍荪也在“回忆”文章中说他曾专赴上海到内山书店探个究竟，鲁迅回答他说：“通缉”一事“是朋友转述的，不过照当时的情形，推想决非捕风捉影之谈，但事已过去可不提了。”黄萍荪与鲁迅的交谈（并赏其饭），今已无从查知真伪。黄萍荪还记录鲁迅当时还说：“当一个人穿衣、吃饭、说话、行路、交朋友都感到不自由的时候，连狗都会不舒服起来，想着往墙上跳出去的，莫说人。不过那一年的事（这似是说“大同盟”一案，但从下面的谈话内容则又似指“民权保障同盟”。笔者注），在我是拗不过友人之请而才参加的，某夫人（即宋庆龄。笔者注）主动，杨某某（即杨杏佛。笔者注）执实，而杨与蔡元培的关系是人所共知的。杨在中间，当然不会让蔡置身局外，我和蔡是同乡同事又兼世交，经蔡力邀，就这样拉拉扯扯的给摆上了一份，在我则无所谓，在惹不得者以为了不起，仿佛有十万大兵埋伏其间似的，你想可笑不可笑。”
鲁迅等因参加“自由运动大同盟”而被“通缉”一案，因迄未发现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呈请”和国民党中央批准“通缉”的文件，尚无法定谳，而黄萍荪在文章中借国民党浙江省党部人员之口谓其“子虚乌有”，看来这桩谜案还有待于有关档案的继续发掘。不过，从黄萍荪后来的回忆文章（《“禹域多飞将”落户扶桑之谜》）中，他似乎又倾向于承认有过“通缉”了，所谓自己发表鲁迅诗时的“顾虑”：“‘通缉’的旧案未销，刊登其手迹，‘为敌张目’之祸必难侥免”，等等，当然，那是黄萍荪劫后余生在晚年所写的回忆文章了。据其自云：1954年6月，他因“反革命”案被捕，经过“长达二十年的胥靡衣赭和强迫戴帽‘留队就业’的生活”，则其恢复自由当在七十年代，又于1982年获得“撤判平反”。
黄萍荪晚年为文，以“不得不说的话”为由，对当年鲁迅斥责他“伏许、叶嗾使”办小报而丑诋鲁迅以获赏金的短札痛心疾首，并谓之“莫须有”。他质问道：“鲁迅是唯物辩证主义者，始而闻青蝇之嗡嗡，生气是可以理解的，然而青蝇之伎俩除嗡嗡外，‘双’与‘赃’两缺，（他要求“捉奸捉双，捉贼捉赃”。笔者注）例如叶、许嗾办的小报以何名？‘每月约诋两次’的文以何题？口说不算，更须有实物为证，这叫‘人赃并获’。”另据徐重庆《关于〈关于许绍棣叶溯中黄萍荪〉》一文，黄萍荪以为：“月旦人物，诚匪易易，我只能借用太史公《仲尼弟子列传》后语：‘以誉者或过其实，毁者或损其真’，弟于迅翁亦然，取誉毁参半论之。当然，这样的态度在誉者视之，定为‘大不敬’是无可非议的。那篇引而未发之文，臆度之缺乏‘罪证’为主因。一是指不出许、叶所办之刊的刊名；二是诟其之文以何为题，有道是‘捉贼捉赃，捉奸捉双’，贼与双莫得而致，缘是网开一面，‘刀下留人’了。这不怪迅翁，怪青蝇之无能制造伪证耳。经过如此，兄可思之过半矣。此类隔年黄历，无须再拨死灰，使之复燃，要知打草惊蛇，不必，不必！”（徐重庆《文苑散叶》）
黄萍荪后来的编辑和写作
黄萍荪抗战时避居于浙江金华，担任《东南日报》驻沪记者，再后赴福建任《东南日报》南平版特派员、“阵中出版社”社长，此外还担任过教育厅秘书、省府参议等，并创办有“新阵地图书社”和《新阵地》旬刊，编办有《阵中日报》、《龙凤》双月刊等，编辑有《蒋百里先生文选》等。抗战胜利后，黄萍荪任《东南日报》上海版特派员，1947年创办“子曰出版社”，主编《子曰》双月刊。
新中国成立之初，黄萍荪以极大的编辑敏感力，相继编辑出版有《四十年来之北京》、《北京史话》等书籍，当时正是新中国将首都设于北京，这两本书于是风光一时，极为畅销。但不久，因《史话》一书收有植物学家胡先?先生写的《庚子赔款和中国科学人材之兴起》一文，文章被读者批评有“崇美”思想，当时担任上海军管会新闻出版处处长的张春桥遂下一令，将该书毁版、查禁（笔者收藏有一册），并吊销了“子曰出版社”的营业执照。1952年，黄萍荪通过赵朴初、周而复的介绍，由华东局统战部保送至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
1954年6月，在“肃反”运动前夕，黄萍荪以“反革命”罪被捕，后被上海军管会军法处判处有期徒刑四年，押至安徽农场劳改。刑满时，黄萍荪又因“无理申诉”被加判五年，至1963年刑满，遂就近在农场就业。1982年6月，上海高级人民法院受理并裁定黄萍荪的申诉，撤销了当年对他的原判，并由卢湾区法院审理宣告其无罪。此后，黄萍荪随子女居住于浙江衢州、杭州。1990年，他被聘为浙江省文史馆馆员。
黄萍荪恢复自由后，很快也恢复了写作的冲动和干劲，他先后写有《风雨茅庐外纪》（香港三联书店1995年出版）、《从贵公子到苦行僧―――李叔同传》以及文集《前辈风流》（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等。《外纪》一书（亦称《记风雨茅庐》），柯灵先生曾许为“材料实在，凿凿有据，也没有什么卖弄玄虚的迹象，读来感到翔实可信。人之相交，各有因缘，名士伟人，也不例外。如确曾亲炙者，不论深浅，只要不是志在自炫，自可各以所知，本着诚实谨严，忠于历史，忠于自我的精神，为一得之贡。”（《关于《记风雨茅庐》―――答黄萍荪》）在笔者看来，这似也应是评判黄萍荪其人的一个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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