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格尔顿的新工作

作为当代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和具有独特风格的文化批评家，在伊格尔顿看来，“新无神论”其实源自当代资本主义的困境：当文明变得越发实用主义、物质主义，文化却无法满足其情感和心理需要，这一状况在全球扩张的过程中引起了激烈反抗。由于信仰缺失，自由派的人文主义者只能通过排外来取得一致

特里・伊格尔顿

对特里・伊格尔顿来说，过去的一年半时光可能别有一番滋味。这位在中国颇具影响力的理论家遭遇了曼切斯特大学的裁员，他离开自己的出生地、繁华的曼城，转投位于海滨小镇的兰开斯特大学，并于2009年秋把主战场移到他不太喜欢的美国，开始在圣母大学的一个五年客座。同时，他出版了新书、耶鲁演讲集―――《理性、信仰与革命：反思关于上帝的论争》，总结与“新无神论者”的辩论，进一步拓展在宗教领域的研究。研究重心的转移和学术阵地的转移不期而遇，对66岁的伊格尔顿来说可谓两份“新工作”。

“资本主义国家不断为高等教育的人文学系拨款，而且，尽管资本主义遇到它的周期性危机时总是首先急剧地削弱这些系的经费，却并不能因此确定它完全是由于虚伪，由于害怕暴露它真正的市侩面目，才被迫做出这种勉强的支持。”这是伊格尔顿在他最著名的作品《文学理论导引》里说的一番话，其语境是论述自由人文主义如何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一部分。26年后，“周期性危机”真就夺走了他的教席，事情虽然令人不快，却也可以说是早有心理准备。伊格尔顿的离开源于曼切斯特大学糟糕的财务状况，该校与曼切斯特科技大学合并之后一举成为英国最大的高校，但很快出现3000万英镑的债务并遭遇全球经济危机。2007年9月，学校宣布了一系列应对财政危机的计划，包括卖地、削减科研经费和裁掉650个岗位。伊格尔顿正是该计划的受害者，他在2008年达到了英国法律规定的退休年龄，这不是一个硬性规定，劳资双方可以协商决定是否续约，65岁对学者来说原本也不算太大，但在财政状况的压力之下，校方决定不再续聘。

伊格尔顿2001年进入曼切斯特大学工作，他的被裁可以解释为经济危机的影响，也可以视作一种“七年之痒”。学校的新计划并未波及其他一些达到退休年龄的著名教授，比如领导基因工程的萨尔斯顿和主持世界贫困研究所的斯蒂格利茨，这无疑印证了《文学理论导引》里的那段话，资本主义不失真诚地支持着大学的人文学院，同时也极其“真诚”地在危机来临时舍弃它们。此外，令伊格尔顿的学生和读者不满的是，伊格尔顿的论敌、作家艾米斯在曼切斯特大学享受着8万英镑的年薪，他为此付出的劳动仅仅是28个写作课的课时。这些不同的待遇容易让人上纲上线，比如主流意识形态对左派学者的排斥、英国马克思主义的低潮等等，但是伊格尔顿自己说，不再续聘与政治无关，主要是个经济问题。

和伊格尔顿一起被裁的还有著名的历史学家希拉・罗博瑟姆，她同样是有着左派立场的学者。希拉请求学校把合同延长三年，因为她进大学工作的时间较晚，现在退休只能得到一笔很少的退休金，而且她也喜欢教学工作。校方拒绝了这一申请，引起该校学生的抗议。学生们在网上发起“保卫希拉・罗博瑟姆运动”，团结了来自全世界的支持者，校方最终给了希拉一份三年的“研究教授”合同。伊格尔顿自然不会如此请求，他去了偏僻但实力很强的兰开斯特大学。

伊格尔顿的学术生涯经历了剑桥时期、牛津时期和曼切斯特时期，这位爱尔兰后裔、工人阶级之子认为自己虽然因此蜚声国际，却始终不能融入名校的贵族氛围，这次从曼切斯特大学离开不过是重复了以前的分手。伊格尔顿留给曼城的临别赠礼―――2008年5月在曼城大教堂的演讲名为“耶稣是不是一个革命者？”―――一个月之前他刚在耶鲁大学作了相关的系列讲座，结集成《理性、信仰与革命：反思关于上帝的论争》（2009）。这些演讲讨论了福音书、耶稣、基要主义等内容，其背景是伊格尔顿近年来与“新无神论者”的辩论，包括在伊斯兰教问题上与马丁・艾米斯的争论。

所谓“新无神论”是9・11以来西方文化界的一股新思潮，其代表作有英国生物学家道金斯的《上帝的幻象》、美国评论家希钦斯的《上帝并不伟大：宗教如何毒害一切》以及萨姆・哈里斯、丹尼尔・丹尼特等人的作品。无神论古已有之，而眼下这股“新无神论”迎合了知识分子及普通民众对伊斯兰力量的恐惧心理，不仅否弃西方以外的所有宗教，连本土的基督教也一锅端。上述作品并非对宗教的学术研究，而是以畅销书面目出现，措词激烈、力图“启蒙”民众，仿佛剪除了个体信仰就能解决政治世界的冲突。伊格尔顿曾要求道金斯与他当面辩论，质疑对方缺乏起码的神学修养，后者根本不接招。这场辩论本来有些“鸡同鸭讲”的意思，专业学者未必愿意卷入其中，而伊格尔顿恰恰擅写“学术杂文”，且近年来痛思“后学”理论已成圈内人的玩具、丧失现实中的行动能力，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伊格尔顿的文风一贯是冷嘲热讽、插科打诨，这在2004年的《理论之后》中体现得尤其明显，他会冷不丁地在讨论中插进一段球星乔治・贝斯特的花边新闻，充分证明这位批判后现代主义、反思“理论之后”的理论家其实骨子里已经刻入了“后学”印记。这次关于宗教的辩论也不例外，耶鲁演讲在成书前已通过录音、视频等方式传播，伊格尔顿一开场就把道金斯和希钦斯的名字组合成某个“狄钦斯”先生作为靶子，引得学生们一阵哄笑，此后他多次施展冷幽默，会场笑声不断。这组分四次完成的讲座最后一讲名为“文化与野蛮”，2009年伊格尔顿在《公益》杂志发表了同题文章。在他看来，“新无神论”其实源自当代资本主义的困境：当文明变得越发实用主义、物质主义，文化却无法满足其情感和心理需要，这一状况在全球扩张的过程中引起了激烈反抗。由于信仰缺失，自由派的人文主义者只能通过排外来取得一致性，目前西方人的“文化多元”常常是在国家意识形态框架下对移民的“化归”，从来没有真心实意地接受过异族文化的批评。

伊格尔顿把沟通现代文明与文化的希望寄托在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神学探索之上。他认为当代神学由于吸收了马克思主义和法国理论的成果而显得生机勃勃，有可能为人类探索出一条繁荣之路，这条重拾信仰之路尚不明朗，需要激进的改造。在随后的曼城演讲“耶稣是不是一个革命者？”中，伊格尔顿分析了福音书里的耶稣，他拥有大量革命者的特征，比如处于社会边缘，无家、无产、无妻，反对宗教权威，置个人安危于不顾等等；但他又不是列宁意义上的革命者，对耶稣及其门徒而言，上帝之国是个礼物而非历史的结果，他们并不试图推翻罗马人以加速其到来。耶稣期待的是一个充满正义、和平、友谊以及丰富精神生活的新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或许比现代的革命者更追求完美。伊格尔顿在此前的耶鲁演讲里调侃道，耶稣好像是“嬉皮士和游击队员的混合体”，也就是说―――一个不扛枪的文化格瓦拉。

伊格尔顿的观点看似荒诞不经，却与卡尔・洛维特对现代政治革命的判断庶几近之。由于基督信仰主要关涉个体存在，与现世政治没有直接联系，结合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之维并非不可能。这两次演讲的篇幅不长，且充斥了伊格尔顿贯有的修辞技巧，主要功用可能还是总结与“新无神论者”的辩论，要写就末尾处这个“宏大叙事”，还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伊格尔顿的新工作并不轻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