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区相助，何足挂齿”
这句话出自张元济1926年给罗家伦的回信。张元济是商务印书馆的创始者，我国现代出版业的奠基人。罗家伦是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五四”运动后，他认定“以学问为立身之本”，在民族企业家穆藕初的捐助下和北大的五位学生一同出国留学。后因穆氏后续资金没有到位，使罗家伦在欧洲的学习无法继续。为此他托付老校长蔡元培以两部译稿交张元济主持的商务印书馆相抵。后来张元济从罗家伦的长信中，体会到他努力治学的远大抱负，为此又两次慷慨相助，使得罗家伦摆脱了留学生活的困境。对此罗家伦写信深表谢意，可是张元济回信中仅用“区区相助，何足挂齿”八字，将此事一带而过，转入其他话题。上世纪30年代罗家伦事业日趋稳定，即开始分期偿还债务，张先生起初不肯接受，几经推让才同意收下两千元，并回信“以此为止”。
“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这是张元济先生书写的对联，他为读书人创造了出版的舞台，也为读书人的成才尽了一份力量。受恩不忘，施惠莫念，是值得我们学习和牢记的品格。
“至少可以使我个人心安一点”
这句话出自胡适1958年的信。胡适是在民国知识分子中享有很高威望的著名学者，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这封短信是胡适阅读罗家伦等人为纪念北京大学成立六十周年所写文章后的回复。胡适首先感谢他们的大作后，随即提出一个要求，建议此文应提及蒋梦麟先生维持北大、整顿北大、尤其是民国廿年以后中兴北大的二十多年的毅力与苦心，并请他们在最后一篇的第二页第四五行间的空格加入两个字“这种精神（由）蔡元培先生培育在前，（蒋）、胡校长发扬于后……”。他认为“倘蒙如此修补，至少可以使我个人心安一点”。
尊重历史，小心求证，是胡适的风格。“要有严谨的学风和诚实的态度，不图虚名，不度虚生，唯以求真的精神做踏实的功夫。”（温总理语）
顾颉刚、黄子通一日同时推荐吴世昌
这是1935年的两封信。顾颉刚、黄子通是我国史学界、哲学界有很大影响的教授。他俩在1935年6月9日这一天分别写信给中大（今南京大学）校长罗家伦，内容都是极力推荐燕京大学研究院高材生吴世昌到中大任教。他们一致认为吴世昌是胡适先生赏识的中英文俱佳、可靠、忠诚、绝对信得过的难得人才。后来吴世昌果然取得非凡的成就，成为我国现代著名学者和文史专家。
人才的成长需要伯乐，伯乐由具备社会责任感和识人的胸怀、有才学的人来担当。写到此，我想到韩愈的《马说》――关于千里马与伯乐的千载话题。
“整个民族的发展必须以每个人的发展为前提，希望要给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让他们的聪明才智竞相迸发。”（温总理语）
宗白华仗义执言保护徐悲鸿
这是宗白华写于1936年6月的信，是为徐悲鸿等艺术系教授遭到攻击而抱不平的信。宗白华是我国著名美学家，当时在中大哲学系任教。这时他接到有人假借艺术系学生的名义发信攻击艺术系教授的传单，气愤之余坦诚给罗校长写信，表明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徐悲鸿的中西绘画造诣尚需后人评判，但是以他个人的欣赏能力，认为徐悲鸿是最有西画功力。他的画功之深、画魄之大和创新的能力环顾中国，是最有希望的画家，无人可替代。但同时他也认为徐悲鸿又是一个人格、性情天真的人，他的爱国和艺术家的热情都反映在他的作品上。这样的艺术家遭到攻击就是中大的不幸，虽然自己不是艺术系的教授，但也不能袖手旁观。他希望学校能够主持正义，避免徐悲鸿教授遭到不负责任的侮辱，人格声誉得以公正的保障，认为这是中国艺术和学术的幸运。信中还肯定了吴作人、吕斯白等教授。
建立诚信社会，需要更多的在是非面前能仗义执言、主持公道的人。“诚信和道德是现代社会应该解决的紧迫问题”。“中国的现代化绝不仅仅指经济的发达，它还应该包括社会的公平、正义和道德的力量。”（温总理语）
罗家伦两度辞职时收到的两封信
1930年7月，罗家伦辞去清华大学校长不久，接到老同学冯友兰的来信。冯友兰此时为清华的代理校长。冯友兰信中说他“已经加入漩涡，支撑起清华的危局”，并认为离职校长罗家伦对于清华之一切计划可照常进行，希望罗家伦给予指示，认为这是非常庆幸的事。
十一年以后的1941年7月，罗家伦又接到李济的信，这时的罗家伦又是刚刚辞去任职近10年的中大校长不久。李济的信中肯评价罗家伦为清华的改观、为中大渐入正轨所做出的成绩，“诚为难得”，认为他的辞职一定有不得已的苦衷，希望闲暇之余到他所工作的西川一游，以解寂寞。信中体现出对老朋友和同行的关心与安慰。
在朋友需要的时候送上问候、尊重与抚慰，在朋友面临困惑的时候送去友谊、关怀和温暖，这些人性的暖流万不可被功利的“栓子”堵塞，只剩下“人走茶凉”的辛酸感受。
《五四飞鸿》不仅仅是一部史料研究的书，也是一部我们当代读者立身立业的精神财富，精英们的思想和情操，永远是民族前行的动力和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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