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研院”的往事和随想

《“中研院”六院长》，陶英惠著，文汇出版社2009年10月第一版，3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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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可谓大师凋零的年份，季羡林、任继愈、钱学森、杨宪益、王世襄相继驾鹤远行，大师级为何越来越稀少？中国的大学为什么培养不出科技人才中的帅才？中国为何培养不出获诺贝尔奖的科学家？这是科学泰斗钱学森生前最大的疑问，也是温家宝总理深感不安的问题。这不仅是教育制度的问题，也是学术机制的问题，是历史与现实的纠结。带着这样的问题意识，读陶英惠著《“中研院”六院长》和潘光哲著《何妨是书生――　一个现代学术社群的故事》（以下简称“《何妨是书生》”），到历史中寻找答案，原来我们曾经拥有一套有效的人才培养体系，有一个良性运作的学术机构，对今天依然具有重要借鉴价值。

1928年4月蔡元培被任命为中央研究院（以下简称“中研院”）院长，这是中国第一个现代意义的学术建制，是知识分子的大本营，它的运作机制、学术传统，对我们观照历史与现实，提供了一种可供参考的视角。

《何妨是书生》书写中研院的学术掌故和学者风范，观照胡适与顾颉刚、胡适与吴晗在历史分岔的道路上如何选择，揭示他们的历史命运。在这本书中，潘光哲以中研院院长蔡元培为个案，考察传统的“士大夫”如何蜕变为“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理”与现实的“势”如何激烈冲突，展现手无寸铁的书生面对现实的无力感。在学术和政治的夹缝中，蔡元培、胡适、傅斯年进行抗争，捍卫学术的独立和尊严，显然不仅仅是一种书生意气，而是现代知识分子的担当精神，正是这种精神的支撑，才会看到如许学术掌故：周一良在史学中自由翱翔，傅斯年拒绝王世襄加入史语所，董作宾带女友到殷墟发掘现场引发傅斯年、李济辞职风波。潘光哲钩沉这些史实，贯穿了学术独立的精神，可以这样说，于学术掌故中见学者风范。

《“中研院”六院长》真实记录了从蔡元培到吴大猷六位“中研院”院长的历史档案，作者陶英惠曾任“中研院”第五任院长钱思亮、第六任院长吴大猷的秘书主任，他师承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姚从吾，以史学的方法，研究“中研院”的档案资料，书中披露的好多内容，其史料价值自不待言，从内地学者频繁征引其文，可见一斑。如果仅仅披露史料，那只是这本书的骨架，描摹从蔡元培到吴大猷的学问人生、风采境界，则是这本书的血肉，如此，六位学者的形象更加立体丰满。我们可以从中感受几代中国学者坚持学术独立所做出的努力、付出的代价，追寻消逝在历史烟云中的往事。

蔡元培、朱家骅、胡适、王世杰、钱思亮、吴大猷，这一串在中国近现代史中熠熠生辉的名字，都生于晚清，有忧患意识，有科学救国、学术救国的情怀；他们都有放洋留学海外的经历，或是学科的开创者，或是开一时之风气。他们中尽管有人出任高官，但大多认同这样的理念：不依附权势，不迷信权力，不轻易涉足政治，保持人格的独立，捍卫学术自由。

六院长中，最典型的当属蔡元培与胡适。蔡元培有科举功名，弃翰林头衔而投身革命，又因对“革命”的不满而投身教育，从长北京大学到主持“中研院”，他是一个开山人物，在教育和学术所达到的高度，同时代学人难以企及。蔡元培不论在怎样的历史关头，都保持着独立的人格，数次辞职可作证明。袁世凯慰留他任教育总长时说，“我代四万万人坚留总长”，蔡元培则立即应对以“元培亦对于四万万人之代表而辞职”。蔡元培“开阔的胸襟、民主作风、以及尊重学术自由的精神”，为后人景仰。

《何妨是书生――　一个现代学术社群的故事》写道“好好先生”蔡元培经常推荐人才，他写给历史语言研究的推荐书，堆积盈尺。蔡元培的这些推荐人事的八行书，都被傅斯年客气地拒绝了。蔡元培以院长之尊，对于史语所的人事，毫无作用，遭到了回绝、吃了闭门羹的蔡元培，完全尊重史语所人事的自主空间，总是不加干预。也许，蔡元培内心清楚，谁能胜任什么岗位，他真诚地写推荐信，是为公。而被拒绝，也是为公。心底无私天地宽，他不会破坏自己开创的学术的自主空间。

即使在战争年代，学术何为？保持教育和学术的独立，也是民国学者的共识。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蒋介石召集全国的知识精英在庐山会谈。7月16日，在谈到战时教育如何办时，胡适提出两点意见，一是教育按常态运转，二是教育应该独立。在胡适看来，现任官吏不得做公私立大学校长、董事长，政治势力不得侵入教育，中央应禁止无知疆吏用他们的偏见干涉教育，如提倡中小学读经之类。

胡适所持的“理”与蒋介石的“势”之间的冲突，堪称学林经典。1958年胡适出任“中研院”院长，就职做完演讲，蒋介石上台讲话：胡适宣扬的五四精神，专门讲科学与民主，这两个当然很重要，可我觉得不够，还必须加上伦理……没想到胡适上台反驳：社会生活的发展需要民主，提高知识改善生活需要科学，至于伦理，是随时代而变动的，决不可能跟民主科学相提并论。胡适批蒋之言论，毫不留情，蒋介石脸色大变，当时有几百名学者在场，这样的公开批评是很少见的，蒋还算有雅量，当场没有发脾气。《何妨是书生》一书，对胡适与蒋介石的这次冲突有严谨的考证。

从政的学者朱家骅，代理院长18年，也曾为“中研院”的发展做出贡献。“中研院”在抗战中数次搬迁，保证战时“中研院”先后在昆明和李庄运转。值得一提的是，他出任代理“院长”的过程：1940年，蔡元培病逝，在选举院长候补人之前，“介公（蒋介石――笔者注）下条子”，希望评议会选出顾孟余，这就惹恼了这群“书生味”十足的评议员们，于是评议会开会的时候，选出了三位候选人是翁文灏、朱家骅和胡适，顾孟余不在此列，尴尬之下，就特派朱家骅为代理院长。对于此事，《“中研院”六院长》的作者陶英惠评价道：“这些学者，坚持他们的理想、制度和学院的自由，不惜‘忤旨’以拒选顾孟余为院长候补人之一，看似天真或意气用事，实则以非常严肃之态度，为使学者不受政治干扰树立了一个良好的例子。”

1957年，评议会选举“中研院”院长候选人，“总统府”秘书长张群约评议会秘书到“总统府”面谈，透露希望胡适当选为候补人之一，最高行政当局的意思被委婉地传达出来，评议员梅贻琦说：“胡先生如能当选，自会选出，我们并不奉他人的意见而选举。”

一个纯粹的学术机构也只有保持独立，将学术和政治分清楚，不取悦政治，与政治保持适当的距离，才会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如果沦为政治的附庸，成为政治的点缀或者政治的工具，培养大师，谈何容易。1948年，中研院召开成立二十周年纪念会暨第一次院士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院士有一张合影，收录在《“中研院”六院长》中，这一届院士的选举可谓严格、公正，经受了历史的考验――不因政见不同而将郭沫若拒之门外，也不因私情、友情而放宽尺度。这一届院士是中国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中的大师级人物，看他们的神采，让人产生追昔抚今之慨。

像吴大猷这样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物理学家，在台湾选择出任“中研院”院长，这说明，“中研院”的运作模式和学术传统自有其吸引力。吴大猷在任上致力维护学术自由的风气，提升学术水平。但和“中研院”一些前任院长一样，不谙官场，不愿应酬，导致被迫卸职。1988年1月，李登辉以“副总统”的身份来参加“中研院”经济所的学术会议，吴大猷到院后，并没有去经济所会场迎接，径直到物理所办公室去。工作人员劝其到会场接待，吴说与李“副总统”不熟，没有什么话可说，不肯去。而韩忠谟代总干事在旁边说，李“副总统”既然到了，那我也就不必去了。“中研院”直属“总统府”，李“副总统”是顶头上司，结果被“中研院”正副首长晾在一边。吴大猷这种在官员看来不可思议之举，正是学者的勇气和担当，这样的作派，和“中研院”的道统是一脉相承的。不过，随着吴大猷的逝世，颇有悲凉意味：“似乎象征着北大之学术传承告一段落。”

“中研院”六院长都与北大有渊源，蔡元培、胡适曾任北京大学校长，其余四位都曾执教北大。说“中研院”继承了北大的学术传统应该说是不过分的；北大的气度与精神当然是重要的历史遗产，应该在新时代的条件下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