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宅村除个别外姓媳妇外，全村老老小小都姓梁，我们12位外地来的知青一到，立马给小山村增加了十多个姓氏。梁宅村，那真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世外桃源”，尽管当时已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了，全村既没有电灯，没有一件“现代化”设备，而且居然连记时的钟也没有―――我们知青也没有。因而大家都是听鸡叫起床，看天色行事，白天看太阳出工、收工，晚上看星星月亮估摸时间，雨雪天不出工，就凭肚子饿不饿做饭。年轻人总是争胜好强，我们是响应号召“晒黑皮肤炼红心”，到农村来当新农民的。小小年纪的我们，什么农活都干，什么苦都吃。到农村第三年，十八岁，我能肩挑130多斤柴担，走30多里路（有一半是陡峭的山路），和生产队的壮劳力一起，半夜起床，天亮挑到城里去卖。卖柴是当时生产队经济收入的主要副业。
尽管农活是如此劳累，生存是如此艰难，但我却似乎天生“本性使然”，只要一有空，不管在什么地方，就会拿出书本来看，在田埂，在山中，在茅棚，在灶房（一边烧火做饭，一边看书）。如果天气不好不出工，那更是看书的黄金时光。看什么？什么都看。下乡的第二年正值“文革”，不要说在农村，连城里也找不到什么书了。但我还是挖空心计，只要是印有文字的东西，什么都拿来看。我相信：只有天天看到文字，看到书，我才不会把初中学过的知识还给老师，我的精神生命才不会枯竭，青春岁月才不会虚度。
那正是一灯如豆！我每天每天总是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或是烛光里，看印有文字的东西，看书。说出来或许有人不信，我下乡那年，还自费订了《光明日报》、《中国青年》、《萌芽》文学杂志。后来因为“文革”，杂志停刊了，又因为公社邮递员实在太不像话，经常弄丢或不送邮件，我这才结束了这一“奢侈”的精神享受。想想节衣缩食从牙缝中省下来订阅的报刊、买的书，我怎么会不爱惜？也正是从那时起，我养成了爱书的习惯，最讨厌那种乱丢乱撕不爱书的行为。
十九岁，我当兵离开小山村走进了营房；二十二岁，我成了铁路机务段火车司炉，以后又当了代务副司机、机械钳工……尽管人生履历不断改写，生存潮汐四处奔波，但我始终“本性难改”，依然爱书如故，嗜书如命。终于，我遇到了1977年“文革”结束恢复高考这一千载难逢、稍纵即逝的机会，我以初中毕业后养成的天天看书打下的底子，毫无悬念地考取了大学，成了“77级”大学生。
真是做梦也不会想到，本科毕业后读研究生，再毕业后成了大学教师，六年后由讲师直接破格晋升教授；而且更是做梦也不会想到，以后居然成了与国学大师启功、钟敬文先生在同一个系任教的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犹记当年一灯如豆，小山村夜晚的山泉声、犬吠声伴随着我寂寞的少年人生。是什么改变了我的命运？是什么使我的精神生命永远充满向上的活力？是书本，是知识，是思想，是阅读的习惯。
书本升华人生，阅读决定高度。相信阅读，相信精神，相信书本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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