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当年刚刚二十几岁，是位年轻的博士生，又处在那时的历史语境中，怎么能要求他按照现在的引文规范写作呢？
□二十余年的鲁迅学史业已证明：汪晖的《反抗绝望》及其对中国鲁迅学以至中国精神解放的贡献，已经得到了中外鲁迅学界的肯定和赞同。
□简单地断之为“抄袭”，以至否定《反抗绝望》的全书以至汪晖的全人，则是不妥的了。
不可简单断“抄袭”
――兼论汪晖《反抗绝望》的价值与意义
■张梦阳
3月10日，《文艺研究》刊发了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彬彬的长篇论文《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的学风问题》。文章指出，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汪晖写于20多年前的博士论文《反抗绝望》，存在多处抄袭。王彬彬称，他通过比对发现，汪晖的抄袭对象至少包括李泽厚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等5部中外专著。
对此，很多媒体做了报道。
我对王彬彬先生的这种认真精神表示敬佩！说实话，目前这样认真读书、仔细比对的人，已经很少了。能够大胆提出自己的看法，对学界不正之风予以批评的人，更少了。为了纠正学术界愈演愈烈的抄袭、剽窃歪风，的确应该学习和提倡王彬彬先生的这种精神。
但是否就因此否定汪晖的全书以至全人呢？
我认为：不可以。
我同意钱理群先生的观点：“以今天的学术标准来看，《反抗绝望》可能确实在引文等方面存在不够规范的问题，但这不能简单称之为剽窃。”“该书的核心观点应该是汪晖独立思考的结果，其对鲁迅研究的贡献不能否定。”
统观全文，我的感觉是王彬彬先生也并没有否定汪晖的全书和全人。
那么，汪晖及其代表《反抗绝望》对鲁迅研究的贡献究竟在哪里呢？
我在《中国鲁迅学通史》和2005年6月24日在日本关西大学的讲演《“竹内鲁迅”与“中国鲁迅”》中提出过这样的看法：
“中国鲁迅”在毛泽东、瞿秋白的鲁迅论之后，经过了漫长的模式化过程，到十年“文革”中被推向了极端。鲁迅映象成为一些当权者手中任意捏塑的工具，一会儿是“伟人”、“旗手”，一会儿又是“俯首听命”的“小兵”。
1976年10月“文革”结束，从政治上打倒了“四人帮”，然而在思想上并未得到解放。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那场关于鲁迅思想发展道路和世界观转变问题的讨论，就是在旧的思维模式和思维定势上继续滑行的典型例证。这场讨论反映出当时整个精神文化界还难以摆脱旧的思维窠臼和旧的真理标准，一方面在提倡思想解放，另一方面却又在使用旧的思维方式和旧的论证方法，在旧的认知逻辑轨道上翻筋斗。那样多的学者，花费那样多的功夫，把自己宝贵的才学倾注在鲁迅世界观转变的具体时间上，并为此争论不休，明明是做着无效劳动却并不自知。这令我想起了廖冰兄的漫画《自嘲》：一个曾被囚在罐中的知识分子，罐虽然已经被打破了，他却还保持着囚禁在罐中的姿态难以自解。这幅漫画和鲁迅思想发展研究中所存在的种种弊病，都反映了70年代末中国知识分子普遍的精神状态，既可悲又可怜，不来一个比较彻底的精神解放，实在是无法前进了。
中国的鲁迅研究应该向何处去呢？
始终站在思想解放运动前列的中国鲁迅学界的思想者们，一直苦苦思索着这个问题。
1985年5月，王富仁的博士学位论文《〈呐喊〉〈彷徨〉综论》在《文学评论》上刊出，1986年8月，在这篇论文基础上写成的专著《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国鲁迅学界思维转折的序幕揭开了。
这道序幕是由纠正50年代陈涌解读《呐喊》《彷徨》所存在的“偏离角”开始的。应该承认陈涌的《论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是毛泽东的鲁迅论之后中国鲁迅学界的最高成就。而正因为是最高成就，是中国鲁迅学史上的一个关节点，所以转折须从这里开始。针对陈涌的社会政治革命视角，王富仁提出了反封建思想革命这一命题。
然而，很快就遇到了阻力。中年以上的一些鲁迅学家纷纷提出驳难。这里有既得利益的原因，但更多的是思维方式的问题。
王富仁虽然提出了视角转移的问题，但却并未对已成定势的思维方式进行扭转。
在中国的鲁迅研究日益走进死局的时候，仍如五四时期一样，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向国外寻找精神资源。继乐黛云教授编的《国外鲁迅研究论集(1960-1981)》之后，中国学术界和出版界陆续引进了不少国外鲁迅研究的新论著和新观点，对中国的鲁迅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86年10月，竹内好的《鲁迅》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新锐的鲁迅学家汪晖，在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版的《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第257、305等页，坦然承认这位日本思想家，对自己的研究思路产生过重要的启悟。汪晖的出山，对已成定势的中国鲁迅学界的思维方式进行了扭转。
汪晖从竹内好那里主要接受了悖论的思维方式，由此出发也就必然汲取了“反抗绝望”的命题，以发展的观念理解鲁迅。所以一面世，就显示出了与通行的思维方式截然不同的独特的深广思考和非常锐利的思辨性。而他并不是仅仅从竹内好那里汲取营养，更重要的进行超越，他超出竹内好的最主要的贡献是非常聪明地择取出了“中间物”意识这一概念，后来日益显现出了汪晖这一贡献的巨大意义。
从中国鲁迅学史的学术发展角度来看，“中间物”这一概念的提出，标志着鲁迅研究的重心从客体方面内移到主体方面，从而展现鲁迅作品的心理内容，是鲁迅研究从外向内移位的转折点。就这一点来看，其意义已经很重大了。然而，“中间物”的意义绝不仅限于此，它还有更为深广的精神哲学意义。
“中间物”这一概念标示着鲁迅个人是处在“进化的链子上”一环的历史位置上，并非是坐在凝固、永恒的神庙或圣殿里，这样就从哲学基础上解构了对鲁迅的种种神化和圣化。然而，“中间物”概念所标示的绝不仅仅是一种历史位置，而且是一种深刻的自我意识，一种把握世界的具体感受的世界观。汪晖从鲁迅的话语系统中择取出了“中间物”这一概念，由此升华为一种把握世界的世界观，反过来审视鲁迅的精神结构和文学世界，并以悖论的思维方式探索鲁迅的复杂性，就打破了鲁迅研究史上长期存在的那种单一、静止的思维模式和阐释方法，还原出了鲁迅文化哲学的双重历史文化基础，再现了鲁迅世界的内在矛盾，中国鲁迅学史上长期存在的一些疑问也就顺势而解了，自然而然地显示出了“中间物”这种把握世界的世界观与悖论的思维方式所蕴含的巨大的活力。
而汪晖的意义又绝不仅仅局限在鲁迅研究领域，而是在20世纪中国精神文化史上以先锋的锐气和科学的方法冲决旧有思维模式的一大动作！从中也可看出鲁迅研究的确处于中国精神文化战线的前沿阵地，中国精神文化的冲决常常是从这里开始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解放和精神独立，也往往是在这里首先萌动的。
由此可见，日本鲁迅学家竹内好对汪晖《反抗绝望》的影响，远在王彬彬所举的李泽厚等书之上，这是连作者自己也坦然承认的，那么是否可以断言汪晖“抄袭”甚至“剽窃”了竹内好呢？
不能。这只能称为借鉴，而且是非常成功的借鉴。任何民族和任何个人，要把思想文化推向前进，都需要这种借鉴。五四时期不就借鉴了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和其他思想了吗？把日本竹内好提出的“反抗绝望”的命题借鉴到自己的中国鲁迅研究的语境中去，进行了崭新的引申和发挥，使处于僵局中的中国鲁迅学实现了思维方式上的扭转。这个功劳是不可磨灭的。
已故的日本鲁迅学家伊藤虎丸先生在《战后中日思想交流史中的〈狂人日记〉》一文中说：“文学研究所汪晖的大著《反抗绝望》1989年出版，书名上就藏不住竹内的影响。”
日本鲁迅学界是带着几分喜悦指出了竹内好对汪晖的影响，并没有指责他“剽窃”，因为影响与“剽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鲁迅的《狂人日记》，连题目都是与果戈里的《狂人日记》一样的，能够说鲁迅“剽窃”了果戈里吗？实际上，诚如鲁迅自己所说：“后起的《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却比果戈里的忧愤深广，也不如尼采的超人的渺茫。”(《〈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汪晖的《反抗绝望》，要比竹内好所提出的“反抗绝望”深广、严密得多了。
二十余年的鲁迅学史业已证明：汪晖的《反抗绝望》及其对中国鲁迅学以至中国精神解放的贡献，已经得到了中外鲁迅学界的肯定和赞同。
所以，尽管《反抗绝望》在引文等方面存在不够规范的问题，但这不能简单称之为“剽窃”。正如毛泽东的一些诗句，如“天若有情天亦老”、“雄鸡一唱天下白”等，直接来自李贺，但却推出了新颖的“化境”，从来没有人说毛泽东“剽窃”李贺。
鲁迅曾经在1935年10月20日至孟十还的信中“慨叹中国人之评论人，大抵特别严酷”；又在九天之后，即10月29日致萧军信中重申这一观点：“中国的论客，论事论人，向来是极苛酷的。”可见感慨之深！汪晖当年刚刚二十几岁，是位年轻的博士生，又处在那时的历史语境中，怎么能要求他按照现在的引文规范写作呢？我和文学所的同仁们亲眼看到这位年轻人聪明绝顶，又谦逊朴实，都感到人才难得！对于这样难得的人才，我们应该倍加爱护。从爱护出发，提醒他引文要更加严谨，是必要的。事实上汪晖也正是沿着这个方向发展，并取得了更为可观的成绩。但如简单地断之为“抄袭”，以至否定《反抗绝望》的全书以至汪晖的全人，则是不妥的了。
学界要有勇气直面抄袭
■肖鹰
□王彬彬批评针对的是2000年河北版汪著――汪著最后修订（2008三联版未修订）版，以“80年代缺少学术规范”和“博士生不成熟”作辩护，也是不尊重史实和不负责任的说辞。
□为什么汪著作者不注李文和林著，反而注邱文呢？用“技术问题”化解“抄袭责任”，是回避了王文的具体指证。
□中国学术欲得救治，学界必须有勇气直面抄袭。
南京大学教授王彬彬批评清华教授、著名学者汪晖的《反抗绝望》一书存在严重抄袭现象的署名论文，见诸报端一周来，导致的不是学界对抄袭是非进行严肃甄别，而是在媒体报道称“多名专家称抄袭说难成立”的背景下，“说汪晖抄袭，王彬彬遭挺汪派围剿”的局面。（《现代快报（南京）》2010年3月28日）
这一近年来并不鲜见的现象，再次重演，令人在为中国学界深感悲哀的同时，又难以沉默。
一、钱理群等三位学者为汪晖的辩护，缺少学者应有的严谨和责任
王彬彬对汪晖的抄袭指证是否成立，甄别是非的关键是将王文与汪著作比对，逐条核对所指抄袭是否确凿。第一个公开表示“抄袭之说不成立”的学者是著名鲁迅研究专家、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先生，然而他发表这个意见的前提却是“他刚刚听闻此事，王彬彬的那篇文章尚未读完，而且手头没有《反抗绝望》一书可以查阅，所以只能根据他此前对该书及汪晖本人的了解谈一点自己的看法。”（《京华时报》2010年3月25日）紧接在钱理群之后公开表态的两位鲁迅研究学者，在重复“抄袭之说不成立”的意见时同样没有对王彬彬指证的抄袭情况做具体甄别。
虽然没有做具体甄别，钱理群等三位学者却给出了“抄袭之说不成立”的三点理由：第一，汪著是作者在读博士生时的著作，写作时间离现在已过20年，当时缺少严格的学术规范要求；第二，王文指出的汪著抄袭问题，只是不合学术规范的技术问题，不是有意抄袭的学风问题；第三，汪著的核心观点应该是汪晖独立思考的结果，其对鲁迅研究的贡献不能否定。基于这三个理由，钱理群向媒体表示“此事最好是到此为止，因为各方已经表达了他们的看法”。（《钱江晚报》2010年3月26日）
钱理群等三位学者为汪著所做的“抄袭之说不成立”的辩护，是根本站不住脚的。首先，《反抗绝望》一书，来自于汪晖20年前的博士论文不假，但是，此书先后在台湾久大（1990）、上海人民（1991）、河北教育（2000）和北京三联（2008）发行四版。按照出版规则，新版属于新书。王彬彬批评针对的是2000年河北版汪著―――汪著最后修订（2008三联版未修订）版，按作者《新版序》，此版是“修订再版”，实际上作者也作了删节和文字修订，作者理应为书中内容全部负责。同时，以“80年代缺少学术规范”和“博士生不成熟”作辩护，也是不尊重史实和不负责任的说辞。其次，用“技术问题”化解“抄袭责任”，是回避了王文的具体指证。王文共计具体指证汪著抄袭他人著作10例，在其中，根据笔者的核对和参考汪著上下文，有两例是明显不能成立的（汪著58－59页，涉及李泽厚著作；汪著72页，涉及勒文森著作），有两例可以宽容地归结为“技术问题”（汪著68页、69页，涉及勒文森著作），但是，其余6例，是确凿的抄袭（逐字逐句的抄袭），而且抄袭意识明显可见（或者没有任何注释，或者注释明显是误导读者的）。最后，抄袭和学术成就，是两个概念，两者不可互相代替。不能用“有成就”证明“无抄袭”；但是，如果抄袭现象严重，关系到主要立论和观念，“成就”就要打折，甚至瓦解。
严肃讲，钱理群三人为汪晖做的辩护，不仅站不住脚，而且还令人遗憾地看到三位学人缺少作为学者应有的严谨和责任。
二、个案分析：汪著抄袭学者李龙牧《五四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重要刊物―――“新青年”》一文
在王文中，有一节专门分析汪著第61－62页中的一自然段“以搅拌、组装、拼凑等多种方式”抄自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一书。将王文摘录的汪著与林著相关段落比对，两者主要内容令人感到似是而非；参照两著相关段落，读王文的分析，更觉王说搅混、牵强。笔者在“豆瓣网”读到网友“vivo的日记”一帖（2010-03-27），其称汪著此文抄袭自李龙牧1958年发表于《新闻战线》第1期上的文章《五四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重要刊物―――“新青年”》。经查对原发期刊李文和汪著，情况确实如“五峰山人”所言。下面全文录出汪著该段文字：
《新青年》开始出版正是在袁世凯极力巩固其卖国统治，准备扮演帝制丑剧的时候。辛亥革命在人们心里点燃的短暂的虚妄的希望已经幻灭了，建立了四年的“中华民国”不仅没有真正走上富强之道，连“民国”的招牌都岌岌可危。于是，《新青年》的第一个结论是辛亥革命并没有在中国建立起民主政治，还需要大张旗鼓地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争取实现名副其实的民主共和国。这种政治性结论直接引导了“五四”知识者对思想文化的重视。袁世凯称帝前便已在提倡祭天祀孔，以便从思想体系上为帝制作张本；《新青年》在袁世凯称帝时发表的文章中也便开始具体地反对儒家的“三纲”和“忠、孝、节”等奴隶道德。①1916年秋，保皇党康有为上书黎元洪、段祺瑞，主张定孔教为“国教”，列入“宪法”，《新青年》便陆续发表了许多文章，从反对康有为扩大到对整个封建伦理道德的批判。②这一方面是因为这个复古逆流确与帝制复辟的阴谋有关，而更重要的是当时进步的思想界有一种比较普遍的认识，即认为要想在中国实现民主政治，便必须有一个思想革命，或者如当时所说的“国民性”改造，从而断言“伦理之觉悟为最后之觉悟”③―――从“中体西用”到“托古改制”，从政治革命到文化批判，“传统”的各个层面至此被想象为一种具有必然联系的整体而遭到彻底的否定，其标志便是普遍皇权与社会文化传统的内在关联得到深刻的揭示，而“中庸”的思想模式，“折中”、“公允”的生活态度被激烈的、否定性的、整体观的思维模式所代替。④（第61－62页）
比对李文和汪著，我们可以发现：第一，汪著这个自然段全文约6百字，前约六分之五来自对李文第二、四自然段的抄袭，抄袭基本是逐字逐句，但有几处跳跃；第二，该自然段后六分之一，即“从‘中体西用’”开始，汪著对李文第四自然段结尾进行了改写，并且很快转入对王彬彬指出的林毓生著作相关段落结尾部分文句的糅合式使用。第三，在汪著这个自然段中，加了四个注（王文引用此段时略去了）。这四个注，前两个是完整照抄李文原注，后两个是汪著作者加上的。加第3注，是因为汪著作者在抄袭的李文语句中加上了一句自己引用的陈独秀的原话，注释内容是陈著书名；汪著第4注内容如是：“鲁迅对‘中庸’的批判可参见邱存平《关于鲁迅对中庸思想的批判》一文，见《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第10期。”
从上分析，可见汪著这个自然段有三个特点：第一，抄袭严重；第二，抄袭手法混用；第三，作者是熟悉注释规则的。对于钱理群等用“技术问题”来否定王文指证的抄袭，我们有必要提请他们注意：汪著这个自然段与邱文，相同点只有“中庸”、“折中”、“公允”三词；相反，这个自然段，主要文字直接抄自李文，结尾文字和意思又基本属于林著，为什么汪著作者不注李文和林著，反而注邱文呢？
王文长达万余言，但仅具体指证了汪著第一编，即三分之一篇幅（全书共三编）的抄袭问题。尽管如前文所言，王文的指证能确凿落实“抄袭”的，只是六处；但这六处中有四处是大段落抄袭。因此仅就汪著这三分之一而言，恐怕抄袭情况也不可谓之不严重。这样的抄袭情况，无论是在20世纪80年代，还是在今天；也无论是对于专家学者，还是对于博士学生，恐怕都难以用“不够学术规范”或“不成熟”来开脱之罢？
三、勿以混搅历史的办法强拉古人为今日抄袭之辈背黑锅、作保护
严肃认真地揭露和甄别抄袭是非，消极地讲，是惩戒学术不端行为；积极地讲是鼓励和保护学术创新。实际上，对抄袭的揭露和甄别，本身就是一个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活动。学术抄袭不仅侵犯了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而且也向读者、甚至学术界屏蔽了真实的学术源流。抄袭的屏蔽作用，在那些一度被推崇为杰作、甚至经典的“抄袭之作”的流传中，影响更大。
然而，令人惊异的是，这次揭露抄袭似乎非但未给中国学界带来积极的帮助，反而激发了某些学者把今天学者的抄袭账赖在古人身上的勇气。比如，扬州大学教授姚文放在为校友汪晖辩护时，公然使用了“古人也曾把名著据为己有”的奇论，并且说：“现代以来许多知名学人也有类似情况，例如鲁迅评价陶渊明并不是浑身静穆，既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样闲适的一面，也有‘刑天舞干戚，猛志固长存’这样金刚怒目的一面。此话最早是朱熹说的，但鲁迅当时也没有说明引用何处―――这在当时，是完全许可的。”（《扬州晚报》2010年3月29日）鲁迅真是把朱熹的妙语“据为己有”，而“不说明”吗？我们看看这两位先师究竟如何说的：
李太白诗，不专是豪放，亦有雍容和缓底，如首篇“大雅久不作”，多少和缓！陶渊明诗人皆说是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其露出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说得这样言语出来！（《朱子语类・论文下（诗）》）
又如被选家录取了《归去来兮辞》和《桃花源记》，被论客赞赏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潜先生，在后人的心目中，实在飘逸得太久了……就是诗，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形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在证明着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鲁迅全集・“题未定”草（六）》）
朱熹讲陶渊明“豪放得来不觉耳”，称其《咏荆轲》是“露出本相者”；鲁迅讲陶渊明有“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两面，用的例是《读山海经》。朱熹讲陶是豪放与平淡的统一，鲁迅讲陶是飘逸与怒目的对立。鲁迅如何“剽窃”了朱熹呢？精卫填海等于荆轲刺秦？姚文放教授是真不知原委，还是蓄意搅混历史以便拉起在九泉下长眠了数十载的鲁迅来给当代抄袭之辈背黑锅呢？这样的学识和态度，如何面对鲁迅？如何面对讲台下的子弟？
有识之士都承认，学术剽窃已成中国学术的大害。中国学术欲得救治，学界必须有勇气直面抄袭。如果以无原则的庇护和无理的赖账，中国学术未来必无生机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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