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统梳理了近代中国主要的政治现象和政治形态，侧重考察剖析了清末民初政治演变的来龙去脉，涵盖了政治组织形式和政治制度，包括国体与政体；政治变革方式与实践，包括体制外的革命和体制内的改良；政团政党的产生与分化组合，势力消长及其关系作用；政治人物的行为取向与个性影响；政治文化中的政治思想、政治思潮和大众政治心态等。在静态描述和细细考量的同时，更注重于动态分析和宏观对照，通过对典型政治事件和政治人物的解剖和阐释，探讨中国以皇权为核心的封建专制官僚政治走向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治的过程，而这种民主共和政治又怎样发生变异，成为北洋军阀独裁专制和封建割据的外衣，从而更加明确地洞烛了近代中国的政治国情和民情，彰显了各阶层的政治心态和政治取向。
近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嬗变和政治体制的更替，可以辛亥革命为界限，分为前后两期。此前不论如何修补，出现什么新的制度和机构，其主体依然是传统的封建官僚专制政治；此后也不论如何争斗演变，其基调都始终离不开民主共和的观念。在研究清末民初政治流变的历程中，作者列举并评判了各个利益集团所代表的政治思潮和对诸多政治模式的鉴别选择。比如太平天国改朝换代的传统模式，洋务派“自强求富”的“中体西用”模式，维新派开议会立宪法的君主立宪模式，革命派破旧立新的民主共和模式等，但大都贯穿着一条主线，就是专制统治非变不可，政治开明势在必行。辛亥革命后，民主共和制度的构建，使中国政治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然而，在政治实践中，民主共和政治的完善和政治文明的推行却遭遇到巨大而艰难的挑战，这种挑战主要源于缺乏民主传统和公民意识的政治生态环境的制约。是先选总统还是先定宪法，是军民分治还是军政合一，是直接民权还是间接民权，是两党制还是多党制，是总统制还是责任内阁制，是联省自治还是中央一统，诸如此类的一个个重大政治歧见从未得到过有效整合。在此期间，政团政党的分化组合瞬息万变，国会议政时起时废，内阁风潮接连不断，府院之争贯穿始终，加之军事强权势力的介入，民主共和制度遂为大小军阀的“专制共和”与分裂割据所代替。革命派的模式选择虽然基本合理，但政治生态的恶化却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委实令人扼腕叹息。作者分析存在于历史表象背后的种种原因，指出了政治生态建设的重要性。
作者提出了政治现象三大层次结构的理论。一是表层结构，即政治组织系统，包括政治实体（权力机构）和政治行为主体。政治实体指政治组织和政权构成，如国会、内阁、司法机关等，政治行为主体指政党、团体、领袖、群众、个人、利益集团等。二是中层结构，它是不同于一般道德规范的政治规范系统，包括政治制度、政治体制和司法行政程序等，它以宪法、单行法规和政策法令等表现出来，以强制性为主要特征，表达国家的意志、确定不同阶级阶层的社会地位，规范着人们的政治行为。政治规范系统以政治权力的配置为中心内容，以实现对社会和国家的调控、管理、服务为主要职能，当然也具有可变性。三是深层结构，指政治文化系统，属于主观意识范畴。包括整个社会的政治传统、政治习惯，外来政治因素的影响，社会成员的政治素养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政治思潮等。这三个层次结构的相关性、协调性和作用影响，决定着政治形势的稳定程度。其中政治文化具有更为基础性的意义，它会通过人的政治行为对政治实体、政治规范以至运行机制产生重大的影响。而政治实体和政治规范则必须以政治文化的适应性为条件，同时又会对政治文化的发展起到促进或阻滞的作用。
这一理论构架无疑具有独立的思想性和价值感，它不仅是作者研究清末民初政治的心得，更是作者几十年社会阅历、人生体悟和从事历史教学研究的理性成果。在这一理论的观照下，作者对清末民初政治的研究，常常迸发出思想的火花，闪现出一些启人心智的见解。作者在评价清王朝的末世改革时说：“清末新政虽然有许多值得肯定之处，但是，对于一个专制、腐败而又长期敌视改革的政权来说，当他真正认识到必须改革并着手大幅度改革的时候，也往往就是步入深渊的开端。”在分析孙中山南京政权何以很快转入袁世凯北洋军阀手中时，作者认为“任何一个新政权的建立，都必须度过财政危机、渗透性危机、合法性危机、参与性危机和发展性危机等五种危机”。这五种危机同时并存，始终没有得到合理有效的解决，才是南京临时政府短命的原因。实际上，无论是“清末新政”还是南京政权，其结果都是政治组织系统、政治规范系统、政治文化系统不相适应的外在表现。
制度嬗变时需要人们冷静地进行模式的选择，而模式选择又以政治民主、政治文明为追求的目标。在追求政治民主、政治文明的过程中，政治生态建设则显得尤为重要。没有良好的政治生态环境，政治民主、政治文明都不过是强权和政客手中的遮羞布。反过来，如果具有了良好的政治生态环境，政治民主、政治文明的目标又何以难得实现。一部《清末民初政治研究》，洋洋50万字的论述，其良苦用意不就在于映射出一个澄澈的世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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