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树森
“中国九章书系”已出部分
采访手记：
初识黄树森先生是在2008年的春天，《东莞九章》新书首发式暨东莞文化高峰论坛上。主编身份的黄先生简要地谈了编书的缘起，他的理念和思路，尤其记忆深刻的，是他描述那些在东莞民间做调查的细节，和这些细节背后一个长居岭南的文化人的情怀。
70多岁的老先生，说起话来，依然是声音洪亮，要言不烦中有逻辑的清晰和深度，更有一种为文化张目、做经济推手的魄力和精神，令满座肃然。
黄先生是楚人，自青年时期受教于中山大学起，一直至今居留广州。几十年间在文学评论界这块阵地上耕耘、“冲杀”，历史的时势与人生的风云交相际会，一路走来，不乏可圈可点之处。人誉之为“岭南文化奇人”。
1978年，首次撰文批判“文艺黑线论”，系为“香港电视”辩导，引进白先勇小说和香港新派武侠小说的第一人。提出“经济文化时代”、“叩问岭南就是叩问中国当下新文化”、“珠江大文化圈”、“文艺评论可物化可操作”、“中国影视走第三选择道路”等理论主张。
2005年至今，黄树森先生用力最著的是他担纲主编的“中国九章书系”。从广东的“九章”，到广西，再到上海，再到北方……，他从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时论美文中，取精用宏，精心编辑，集中展现了历史与现实的勾连，中国各大城市和地区厚重而又生气淋漓的文化生态和样貌。
“在典籍与文字中翻江倒海，一点点地搜罗。一篇篇地扒拉，一个立意一个立意地如获珍宝，立体的广州，全面丰富而又悠远的广州慢慢浮出水面，这是我们的荣幸。也是对或生或长或存活于广州的一份回礼，一个交代吧，唯赤诚之心无愧。”在《广州九章》的“后记”中，黄先生写下了上面的这些文字，出自肺腑，正因是情怀所系。
读书报：“中国九章书系”中“九章”二字让人很自然地想到屈原的名篇《九章》，请问二者之间有精神上的关联吗？
黄树森：将“九章”作为每本书的书名，甚至整个书系也由此命名，当然也是表明了我们编者的一种志向，希望像历史上的《九章》一样，具有一定的高度和深度。在编辑上，我们尽量做到把一些真正的大家文章筛选出来，这中间编者的眼光和视角会起一定的作用。
读书报：当初是怎么会想到要做这样的一套书呢？因由是什么？
黄树森：这个书系中的第一本《广东九章》，原是广东人民出版社总编金炳亮先生的一个选题，角度是从经典大家的眼中来看广东，我们从浩如烟海的典籍中，披沙拣金，挑选出这些名家写的关于广东的文章。后来在编辑的过程中进行了一些调整，将书名定为《广东九章》，副题是“经典大家为广东说了什么”。
其实，我们一开始并没有一个多么宏大的计划，要将整个中国都囊括进来。《广东九章》完成之后，我们原初的计划，只是把珠三角地区的这些城市收入其中，将历史、文化和现实勾连，集中展现地域文化的面貌。所以这几年里，先后推出了《东莞九章》、《广州九章》、《深圳九章》、《广西九章》等。
每一次新书出版，我们都举行了发布研讨会，邀请全国各地知名的学者专家前来点评，提意见。有学者认为，我们这种编辑思路很好，并且建议不要限于华南地区，可将目光扩展到全国范围内。这也鼓舞、提醒了我们。由此开始了“中国九章”书系的编辑规划和出版。
读书报：记得您曾经提到过，寻找中国现代化原点是您编这套书系想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黄树森：我从上世纪70年代末就一直在关注，思考：为什么选择将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它对中国思想、文化的主要影响和贡献是什么？我认为，广东对中国的贡献主要是一种观念上的东西。从历史上来看，最早西方国家进入中国贸易，都是从广东登陆，随之而来的文化，也都是经由此处一路向北方辐射，形成中西文化的走廊。所以我就一直想找到这样一个原点，正好机缘凑巧，广东人民社要出这样的一本书，后来形成书系，我有机会从这些文献典籍里去阅读，寻找答案。
读书报：整套丛书中，《广东九章》是开山之作，出版后反响如何呢？
黄树森：很好，甚至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在领导干部里也一直在传播。发行了两万册左右。说起来，这里边还有些故事。当初编这本书的时候，我们本意是想要给广东唱赞歌，张扬广东的文化。因为近几十年里，广东一直被认为文化沙漠化，要不就是文化殖民化。但后来，从搜集的文献典籍来看，我们开始察觉到，一味赞扬是没有力量的，于是采取客观呈现的方式，将名家们赞扬、批评的文章都收入其中。众说纷纭、众声喧哗之下，一个活生生的广东就凸显出来了。
书中有一章“潜伏的争议结”，原计划放在最后，后来我将它放在了第一章。这里面有很多的非议和存疑，形成了现实和历史的重叠。比如，鲁迅当年在中山大学的开学演讲中，讲到革命策源地的广东，它的思想会不会变得保守起来。而改革开放几十年来，广东这片土地上的人，思想会不会出现一种新的保守，对它的文化形成一种新的制约？在现代文化里，仍然存在着鲁迅当年批评的问题。
另外，相对于北方文化的求虚，岭南文化那种过分张扬的求实性，在全球化的今天，缺少了一种对未来的远见。这也是应该引起警醒的。
读书报：您介绍一下书系的整体框架吧，近期有哪些将要推出的呢？
黄树森：世博会之前，我们将推出《上海九章》和《珠海九章》。上海今年举办世博会，我们和华东师大出版社达成合作意向，出版《上海九章》。实际上是为这届世博会编的一本宣传展现上海形象的书。《珠海九章》也正好赶上了今年珠海设立经济特区30周年的大庆。这两本同时推出，是因为上海和珠海两地之间在近代以来有着紧密的关联，我们希望借此将两地的文化连接起来，引起更广泛的话题。
这次做《上海九章》，华东师大社也有一些考虑，想将整个长三角的城市纳入到这个系列里来。这样，沿海的南方，华东地区，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再能做起来，就基本可以覆盖全中国了。
读书报：您刚才提到上海、珠海之间的历史联结，可否谈谈这两个城市之间的历史渊源？
黄树森：上海的世博会和珠海、澳门的文化有很深的历史渊源。中国最早参加世博会的人，是珠海的徐荣村，他带上“荣记湖丝”参展。这是珠海，也是广东的一个文化基因和文化密码。它是连接珠三角和长三角，连接珠海和上海的一个文化标志性事件。后来上海申请世博会的时候，还从英国皇家档案和珠海徐家祖谱里查看了有关“荣记湖丝”参展的历史记录。
不仅是“荣记湖丝”的连接，当年上海，在李鸿章手下搞洋务运动的那些人许多是珠海人，如郑观应、唐廷枢等。因为他们既懂广东话普通话，又有对外贸易的经验，所以在广州一口通商之后，广东的资金和人才都大量转移到了上海，促进了上海后来的崛起和繁荣。
读书报：您最近在关注些什么？
黄树森：《东莞九章》里讲了两个核心概念，其中一个就是“莞香理念”。莞香是一种树，可制成香料。东莞人自唐代开始种植，明代时达到鼎盛，清代时曾有很多皇族来东莞购买。据香港一位历史学家考证，香港地名即与莞香有关，因为莞香从其码头上转运。澳门原来叫香山澳，也是源出于莞香。现在，东莞的寮步镇正在打造“千年香市现代香都”，搞了八大工程来启动这件事情。
但这些的背后，还需要史料的支撑。一些外国人认为中国的香文化已经断绝了160多年，我当时有一个想法，通过《东莞九章》的编辑、出版，鼓吹莞香文化，从经济、文化两个方面上来接续莞香的历史。通过这样的地方性文献，从中寻找其文化密码和基因。一旦找到，我就想把这种基因和密码激活为一种产业。历史是动态的，发展着的，同时，还可以链接出很多其他的东西来，文化的基因和标志可以产生出长效的产业链，它有拓展的空间。此事国人再不关注，必将重复韩国人抢报端午“申遗”那样的举世遗憾。
读书报：听了前面这些介绍，是否可以这样理解，“中国九章”书系部分地寄寓了您的文化理想？
黄树森：我在1986年就提出了刊物要有“鲜味学”这个说法。它应该跟当下的时尚和潮流结合起来，以此来激活历史。我的整体理想是，刊物和编辑理念要有一种“鲜味学”，这里面有一种开放的思维、平民的面孔和密集的信息。我从1983年担纲理论刊物《当代文坛报》（发行量最高时曾达到130多万份，潦倒的时候也有几千份），一直到退休，十几年的编辑生涯中，我的理念始终不变，认为理论不应该是灰色的，而应是多色，鲜活的。
“中国九章”系列也是这样。《广东九章》里我选了汤显祖《牡丹亭》的片段，之前白先勇来广州，在一次座谈会上，中山大学的黄天骥教授提到柳梦梅是岭南人，我后来也查了，《牡丹亭》的第一出第二出中就讲到了这件事情。所以后来我就选了这篇，为广东和汤显祖《牡丹亭》做了一个链接，讲述了当时发生在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式的爱情。
很多媒体对此做了报道，《南方都市报》用了《广州故里才子回家》的标题。后来黄天骥在《文学评论》上发表文章，又专门提到岭南文化对男女主角叛逆精神的影响。
我们希望这套书系是有灵魂，有个性，有攻略的，也希望为读者的阅读多提供一点时尚和潮流的东西。我一直追求时尚和潮流能够同时奔驰在千年文化的大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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