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罗茨基传》的作者是列夫・洛谢夫。作者在世界诗界很有名，但在我们这里却并不为人所知。布罗茨基曾写过
“任何改革都不可能改善人的存在关系，只有个人大脑的革命才能做到这一点”。这段话是布罗茨基的剧本《民主》里的台词。此前，布氏扣下了《乌克兰独立日》这首诗，决定不公开发表。乌克兰狂热的精英们，因布氏给出的回答对他进行了围剿。不发表这首诗，并不是此诗写得不好，而是怕被误读，伤害乌克兰人的自尊。回答什么是清醒，更多的时候遭遇的是仇视和不受欢迎。一千个人对柏拉图、对基督教、对犹太教、对佛教、对伊斯兰教的理有一千种解读，可悲的是，谁都说自己是唯一正确的解读者，于是解读的差异性引发了纷争，引爆了利益集团和人与人的关系的危机。像布罗茨基与索尔仁尼琴的分道扬镳，是由解读的巨大差异性造成的。文化是良药，也是毒药，不同体质的人吃后结果不同。布罗茨基与索尔仁尼琴的命运是世人皆知的。前者是诗人，后者是小说家，不可能因体裁的差异而生出矛盾。从两人的共同身世，共同遭遇，共同背景来说，彼此应该是惺惺相惜，互相理解，而不应该公开决裂。但命运的玩笑如此开来，大概只能从他们各自的精神结构去深究了。索尔仁尼琴是斯拉夫主义者，布罗茨基被他的研究者说成是世界主义者，也有说他是斯拉夫派的西欧主义者。但我们可以从布罗茨基在《文明的孩子》中对曼杰施坦姆的精神的构成的肯定中，看出布罗茨基本人的精神结构。布罗茨基认为，曼杰施坦姆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其精神结构主要是由古希腊罗马文化组成的，所以他是“文明的孩子”。他是为了文明而生而死的。布罗茨基说：曼杰施坦姆即使不生活在苏联，命运也会如此。这实际上给出了为什么曼氏会有如此命运的答案。苏联解体后，索尔仁尼琴隆重地凯旋故里，布罗茨基却因多种莫名原因而仍生活在美国。但前引布罗茨基的话：“任何改革都不能改善人的存在关系，只有个人大脑的革命才能做到这一点”，不可不看做这是这另一个“文明的孩子”的继续自我流放的核心情结。限于某族、某国、某宗教派系、某群众团体、某党派，也可以坚守善，但却是有条件的善，而不守这条件的人，不是疯子就是大逆不道者。布罗茨基的选择，是拒绝成为各种意识形态的工具，拒绝索取，拒绝崇高，拒绝任何意义上的交换条件的选择，是孤独与自由的选择。布罗茨基在关于自己的身份时说：“我是犹太人，俄罗斯诗人和美国公民。”他死后葬于威尼斯，苏珊・桑塔格说“安葬在此地真好。因为威尼斯哪儿都不是”。如果还需要什么，当然最好听一听布罗茨基清醒的独白：“对于一个有个性的人，对于一个终生视这种个性高于任何社会角色的人来说，对于一个在这种偏好中走的过远的人来说――其中包括远离祖国，因为做一个民主制度中的最后的失败者，也胜似做专制制度中的殉道者或者大文豪。”
《布罗茨基传》的作者强调此书不是人物传记，而是文学传记，大量非常珍贵的注释，重现了昔日生活的原貌，特别是传主这代人群体面貌扑面而来，栩栩如生。而传主的诗学面貌就成型于此时。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特罗瓦多斯基、传主的第一位女友和他的孩子，互相交织在一起。想要在此处看热闹的读者，会毫无所获。因为作者感兴趣的是探索诗人的灵魂。聪明的读者阅读到此处，已经可以感受到作者独有的品质。在第八章中，世界重量级的诗人奥登出场了。书店里多年前就摆放着他的诗集，但一直没有传记可读。刘文飞翻译的《文明的孩子》里，有一篇布罗茨基分析奥登的《1939年9月1日》的长文。布罗茨基惊人的解读能力，曾惹起读者想更多了解奥登的愿望，在此书里可以得到部分满足。什么是男人的芳香，看这些片段，等于补看奥登传，不过瘾，但已经解馋。此外，苏珊・桑塔格、帕斯、沃尔特林、米沃什、希尼穿梭于此章。大隐士纳博科夫也在此露面了，他送给布氏一条名牌牛仔裤。在《未归人》一章中，作者以十分节制的态度，给出了布罗茨基与索尔仁尼琴分手的深层原因。两位大师的分手不可避免。夹在中间的作者欲哭无泪，却并不诘问，只能缄默地跪在内心的祭台旁祈祷着。曾经读过《古拉格群岛》、《第一圈》、《癌病房》、《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牛犊顶橡树》的读者，读到这里，难免心情复杂万分。成长于80年代的读者，有谁敢说没有受过这些作品的影响。和布罗茨基相比，应该说索尔仁尼琴的影响更大，大到已融化成读者看世界的眼光。然而，成熟自身自有一种矫正能力，当这种能力以沉默的自主权开始主持我们的判断力时，天平就会向另一边倾斜。这是他们的残酷呢，还是我们变得“残酷”了？很多时候，清醒的滋味并不安慰人心，因为“当你寻找真理，最可怕的是你找到的时候”。一位法国作家如是说。桑塔格则解释说：“你找到它，你便再也不能听任自己跟从你的个人圈子的偏见，或接受流行的陈腔滥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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