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57年下半年，一篇名为《百合花》的小说在多家文学杂志编辑部旅行：寄去，退回；再寄出，再……。
这篇小说仅有6000来字，人物只有两个，情节也简单得似乎难于
这是一篇反映群众爱护解放军主题的小说。但退稿的意见却是：调子比较低沉，不能鼓舞人民前进；还有的甚至说作品的感情“阴暗”；作者跟前有看过稿子的人警告得更邪乎，说作者已经走到“危险的边缘”。
这样的评价，对于一个虽发表过一些作品，还没有多大影响的作者的打击可想而知。甚至作者自己也发生了动摇，开始试图认可退稿意见，希望写一些鼓舞人民前进的，有高昂调子的作品。但是，《百合花》毕竟是作者的心血之作，她还是继续将它寄出。终于，陕西《延河》杂志1958年三月号刊出了这篇小说。
有时候，收获来得太迟，人便不会太兴奋。作者见到《延河》上发表了《百合花》，虽然感激，但先前稿子的遭遇，使她认为作品不过是没有多少价值的“丑小鸭”，自己并不可能在写作上有大的发展。这篇小说的作者就是以《百合花》、《高高的白杨树》、《静静的产院》、《三走严庄》等一批优秀小说驰名文坛的茹志鹃。
1957年，“反右”斗争铺天盖地，在这样的背景下，茹志鹃《百合花》的命运也就不难理解了。就在《百合花》在《延河》发表之时，茹志鹃的丈夫被戴上“右派”的帽子，开除党籍、军籍，这对于她，无论创作，生活，都是再沉重不过的打击。作者后来说：“生活，创作，都面临丧失信心的深渊。”
二
1958年5月初，时任文化部长的茅盾读到当时的一批文艺作品后，写了一篇评论《谈最近的短篇小说》。文章中，茅盾从他当时阅读的大量作品里，选出数篇进行评述。在这数篇中，他又用了最多的笔墨评价《百合花》：“在这篇小文章所举的那些例子中间，《百合花》可以说是在结构上最细致严密，同时也是最富于节奏感的。它的人物描写，也有特点；人物的形象是由淡而浓，好比一个人迎面而来，愈近愈看得清，最后，不但让我们看清了他的外形，也看到了他的内心。”
茅盾在简单复述了这篇故事后，郑重指出：“这是许多作家曾经付出心血的主题（杨注：即反映军民鱼水之情），《百合花》的作者用这样一个短篇来参加这长长的行列，有它独特的风格。恕我借用前人评文惯用的词汇，它这风格就是：清新、俊逸。这篇作品说明，表现上述那样庄严的主题，除了常见的慷慨激昂的笔调，还可以有其他的风格。”
之后，茅盾分析了作者展开故事和塑造人物的细微之处。连引证带议论，用了几千字的篇幅。“作者把这两者（展开故事和塑造人物）结合得很好，而且尽量让读者通过故事发展的细节描写获得人物的印象；这些细节描写，安排得这样自然和巧妙，初看时不一定感觉到它的分量，可是后来它就嵌在我们脑子里，成为人物形象的有机部分，不但描出了人物的风貌，也描出了人物的精神世界。”茅盾不仅注意到作者的正面描写，还对于小说中通讯员枪管上插了几根树枝，过一阵子又添了一枝野菊花的细节，大加称赞：“这闲闲的两笔，前后呼应，这两笔之间有二千多字写故事的发展也写这位通讯员的风貌和性格，然而有了这前后呼应的闲闲的两笔，可就把这位青年通讯员的天真、纯洁、面临战斗而不紧张，爱好自然的优美情趣，异常鲜明地描画出来。”
这种描写在今天看当然应该是茅盾所指出的那样，可在当时，这却正是被批判的“小资产阶级情调”。对于人物的处理，茅盾以一个行家的眼光这样说：“一般说来，在五六千字的短篇小说里写两个人物（而且是差不多不分主次的两个人物），是不太容易处理的。但‘百合花’的作者处理得很好。全篇共六千余字，开头二千字集中写通讯员，然后引出第二个人物（新媳妇），用了五六百字集中写她，接着就把这两个人物交错在一处写，而最后又集中写新媳妇可是同时仍然在烘托通讯员，因为读者此时抑不住的感动的情绪，一半为了新媳妇，一半也为了通讯员……”
茅盾谈这篇小说时还认为：“作者善于用前后呼应的手法布置作品的细节描写，其效果是通篇一气贯穿，首尾灵活。”写到后来，犹不忍搁笔：“我想，对于《百合花》的介绍，已经讲得太多了，可实在还可以讲很多；不过还是暂且收住罢。我以为这是我最近读过的几十个短篇中间最使我满意，也最使我感动的一篇。它是结构严谨，没有闲笔的短篇小说，但同时它又富于抒情诗的风味。《进山》（杨注：勤耕小说）也有这些优点，但在描写人物方面，还输却《百合花》一筹。”
由这篇评论可以看出，茅盾极高地评价了《百合花》。无论人物塑造，故事展开，在茅盾眼里，均属一流；甚至，这篇小说显示了一种风格：“清新，俊逸。”对于一位创作有极高成就，品鉴能力一流的作家，这样用词，分量可想而知。对于先前多家编辑部退稿时，认为《百合花》“调子低沉，感情阴暗”的说法，茅盾也在不意间予以了反驳：“这篇作品表明，表现上述那样庄严的主题，除了常见的慷慨激昂的笔调，还可以有其他的风格。”
三
茅盾的文章发表在1958年6月号的《人民文学》杂志。为了使读者有所参照，《人民文学》同时全文转载了《百合花》。以茅盾当时在文坛的地位，他的评价自然会给各界以深刻印象。
事实也确实如此。茅盾文章发表不久，对于茅盾评论的几篇作品，特别是格外推崇的《百合花》，更是引发了热烈讨论。在这些讨论中，有人将茹志鹃的文章风格说成是“委婉、柔美、细腻”；还有的比喻为“一朵纯洁秀丽的鲜花，色彩雅致，香气清幽，韵味深长”……与先前退稿时的评语形成鲜明对比。
对于茹志鹃，茅盾的高度评价，大大增强了她在文学上的信心，在生活上，她也获得了巨大的支持。后来，她在一篇文章中这样感激茅盾：“先生，这是我第一次听到‘风格’这个词与我的作品连在一起。已蔫倒头的‘百合’，重新滋润生长，一个失去信心的，疲惫的灵魂，又重新获得了勇气，希望。重新站立起来，而且立定了一个主意，不管今后道路会有千难万险，我要走下去，我要夹着小小的卷幅，走进长长的文学行列中去。”
在此之前，因为退稿编辑部的意见和其他人的看法，茹志鹃自己也开始试着认可自己作品调子“低沉”的说法。她看过一些以豪放文字表现生活的作品后，表示要向这样作品学习。她一次对著名演员白杨说，她要学习梁斌《红旗谱》那样的刚劲之笔，白杨还在一次会议上对此呼吁过。现在好了，茹志鹃的作品不仅受到茅盾的激赏，而且赞赏之处恰恰是她的那种“除了常见的慷慨激昂的笔调”外的别具风格。
茅盾文章的鼓舞，使得茹志鹃创作欲望大增。1959年，她在正常编辑工作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写出了五个短篇，五篇散文，一个短的故事片。“这一点东西，要和创作上的快手比起来，实在算不了什么，可我是个慢手，这个数量，在业余的情况下，在我个人创作的里程里，是产量最高的一年。”
茅盾的评价也使茹志鹃的创作条件得到改善。1960年，组织上为了使茹志鹃专心创作，将她从繁忙的编辑部门调开，到作协从事专业创作。1959年，她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高高的白杨树》出版；1962年，她的第二个小说集《静静的产院》出版。这些作品，茹志鹃听从了茅盾的评论，走自己熟悉的路，写不同时代妇女生活和她们思想感情的题材，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和好评。她的许多作品还被翻译成英、日、法、俄等多种文字。逐渐成为一个有自己风格的优秀作家。
四
由此可以想见，茹志鹃对茅盾怀有多么深的感念之情。可也许正因为感念深重，他们的见面就有些非同寻常。1960年夏天的一个下午，《文艺月报》副主编叶以群轻轻对茹志鹃说，茅盾先生到上海了，晚上请他在国际饭店19楼吃饭，请你也参加。
当时编辑部正在开会，茹志鹃听到这个消息，“顿时听不到周围的声音，也看不见济济一室的人，整个思想只围绕着一件事，那就是我马上可以见到先生了，不是在照片上，而是先生本人。千头万绪一齐涌上心来，堵住了喉咙……”
下班回到家，茹志鹃取出一册茅盾的新著《夜读偶记》，是像个追星族一样准备求他题签的；还带上一个新笔记本，是想记录茅盾谈话内容的。
一路上，茹志鹃都在想着该说些什么感激的话。心情一直不能平静。乘电车到外滩，赶到和平饭店，又急急上电梯，准备登楼。可服务生说，这里没有19层。茹志鹃一下子懵了。想了半天，才记得当时只有国际饭店有19层，叶以群就说是国际饭店，才又急急赶往国际饭店。到了饭店，叶以群笑眯眯地对茹志鹃说：“我估计你会走错，因为你听的时候，就有点失魂落魄的样子。”
当时的茹志鹃，在自己营造的气氛笼罩下，不知道吃了些什么，不知说了些什么；想说的感激的话一句也说不出，想记的谈话内容一句也没记上。带去的本子完全空白。茅盾在她带去的《夜读偶记》上签名的时候，她也说不出感谢的话。她感觉，自己所获得的，绝非一般的感激所能表达。
茅盾一直关注着茹志鹃的创作。他在不久后发表的《一九六○年短篇小说漫评》一文中，又一次用颇多笔墨评述了茹志鹃的新作《静静的产院》：“跟作者过去的作品一样，《静静的产院》在塑造人物形象、渲染气氛，尤其是夹叙夹议式的心理描写方面，都保有作者的特殊风格。开头写产院的肃静，后来又写它的热闹，着墨不多，可是宛然如画。”“从这些方面，我以为作者在创造人物的关键性问题上，理解到当作家观察、分析了现实生活，然后概括提炼，通过绵密的构思过程而推敲故事的蓝图的同时，人物形象即已逐渐结胎成形。有些作品的人物虽然也是活生生地鲜明夺目，但是总觉他们是端坐在莲花座上的菩萨……”对茹志鹃的创作，再一次予以肯定。这些格外的关注，再一次鼓舞了茹志鹃。她在后来的文章里曾这样谈及感受：“寥寥数语，我明白了文艺作品里的夸大，提高，渲染是有限的……文学作品应该脱胎于生活，但不完全依照生活。人物的一言一行，要贵在它的可信性。我努力按这个指示去做了……”
五
此后不久就是十年“文革”，《百合花》受到严厉批判。粉碎“四人帮”之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准备出版茹志鹃的短篇小说选集，她毅然将《百合花》作为书名，因为许多人仍然常常谈起它。这里面当然也有感念的成分。正如茹志鹃后来谈起它时说：“‘百合’得生，是（茅盾）先生的笔力之功，‘百合’未谢，恐怕也是先生的影响。”
1977年10月，茹志鹃到北京参加短篇小说座谈会，第一个心愿就是看望茅盾先生。茅盾当时正准备去看病，简单谈了一阵。说到“四人帮”时期的作品，茅盾以长者的阅历告诉说，那种公式化、概念化的东西，在解放初期也曾有过。这也许是另一种反思了。
1980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准备出版茹志鹃的短篇小说集子《草原上的小路》。茹志鹃这才第一次张口，向茅盾求序。对于茹志鹃作品的喜爱，使正忙于写回忆录的茅盾没有推拒。很快，一篇文字不多，却极为精致畅美的序言来到茹志鹃的面前：
“如在夏天，火伞高张，居斗室者挥汗如雨，坐立不安，忽然乌云蔽日，而闷热更甚；俄而狂风大作，电雷交加，沛然下雨，终于是倾盆大雨，刹那之间，暑气全消。这是人人都有过的经验，我以为小说也有像这样的。
又如静夜不眠，忽有萧声，自远而来，倾耳听之。萧声如小儿女絮语，又如百尺高楼，离人怀念远方的亲人，又有如千军万马，自近而远。这不是人人经常都有，但偶然会有的经验，我以为小说也有像这样的。
收在这本小册子的茹志鹃同志的近作，就像是静夜萧声。这也许是我的偏见，虽是偏见，愿述其所以然。我以为，小说的风格倘如暑天雷雨，淋漓尽致，读者抚掌称快，然而快于一时，没有回味。小说的风格倘近于静夜箫声，初读似觉平凡，再读则从中几处显出不平凡了，三读以后则觉得很深刻。我称这样的作品是耐咀嚼，有回味的。”
这分明就是一篇文辞精美的散文，可是它传达出的，不正是一种作品之美，艺术之美的境界，一种茹志鹃作品努力追求、表达的境界吗？
收到茅盾在病中勉力写出的序言，茹志鹃的心情可想而知。她立即给茅盾回信：“收到先生写的序，当即读了好几遍，鼓励多矣！我当作一种鞭策，来努力达到先生所说的‘静夜的箫声’的意境。实在太感谢了。”以“静夜的箫声”形容茹志鹃的笔触，那份雅致，那种心境，的确只有深知，深爱其作品者才能体会得出。
1981年，茅盾逝世。茹志鹃在几天之间，一连写出两篇纪念文字―――《说迟了的话》、《二十三年这一“横”》，表达对茅盾的追悼和怀忆。“直到现在，许多人碰见我，仍然在提《百合花》，这是先生培植的花，二十多年来还未凋谢，可见先生笔力之坚韧，影响之大……”
茅盾对《百合花》的高度评价，还为茹志鹃带来了什么呢？“人们只知道，先生您扶植了一朵百合，有了您，才有这朵无色无香的花。但是人们不知道，也许先生您也不详细知道……几次见面，我都想说，又因为无法说清您对我的教诲，鼓励，在我的创作上，人生道路上所起的巨大作用。巨大二字在这里是太一般了，应该说是转折的，奠基性的。”（《说迟了的话》）
由此看来，茅盾完全可以称得上茹志鹃的伯乐。虽然他本人只是凭着自己的直觉，自己对艺术的深切领会来谈及一篇作品的。但在一个特殊的，只简单注重一种激烈、刚硬风格的时期，提笔大力推举别一种，被一些人认为“调子阴暗”的作品，这内中还应当有艺术信念的坚守。由茅盾的赞赏和茹志鹃后来的创作成绩，我们还可以延伸一点思考：宽容地对待多种风格和思想，也许正可为社会带来更丰富的营养，更优美的彩色，更合谐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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