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这样的追求,他们的“记录”,与其说是浮光掠影的“盘点”,毋宁说是认真严肃的“批评”。看得出编者对“话题”的选择煞费苦心,他们希望兼及众人关注的“热点”与精神生活的“新变”。而文章的作者们大多是毕业于知名大学的人文学科方面的博士,他们通常会将文化事件历史化和语境化,放在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交互网络中去解释,在文本与语境、符号的分析与生产机制的揭示之间穿梭互动。本书中,像张慧瑜将“谍战片热”与后冷战的意识形态变迁结合起来,萨支山从一句网络流行语谈到赛博空间里的资本操作策略与后现代迷思,从个案启发去反思正在出现的新的文化机制及其效果。他们的批评出自直观,但警惕未经反省的“常识”;带有感情,但告别自恋滥调的“文艺腔”。无论是深入探讨的“专题”,还是体现后设评论特质的“月份观察”,从中都不难感受到这一群作者对如何深切把握变化,如何与时代痛痒相关的探索。
《话题2009》的另一个可贵之处,是通过写作和编排的设计,保证多元声音的“对话”得以真实展开。每篇专题文章后都有“讨论”。有些是俱乐部其他成员对作者的质疑,有些则是从另一个角度进行分析;而之后又有作者再来“答辩”,也可能是自我修正。这样循环往复的意见交锋,或者说认真的闲聊,不仅防止了单一观点的“独白”,避免文章只是一己“偏见”的简单传递,也提醒读者对他们的看法非但不必全盘接受,反倒可以参与进来,做个再反思。我印象中,陶子与杨早围绕单纯的民族主义框架是否能有效检讨《中国不高兴》一书的争论,以及卫纯对关于知识分子“告密”问题讨论中当下伦理替代历史维度的质疑,都深刻而激烈;甚至跃出了话题本身,牵涉到了诸如当代中国的文化认同、普世价值与中国经验的主体性等大问题。而这种纸面上的对话讨论,或许也示范了公共文化批评如何可以理性展开。
近年来“文化研究”在中文学界里方兴未艾,不过同时遇到了如何把学院理论与中国当下现实结合起来的问题。《话题2009》里很多文章在思路、言路上都对文化研究的视野与方法有所借鉴,不过他们显然不是要套用西方理论热点,而是努力尝试中国式的文化批评的可能。进步的空间或许还有不小,但在与跟时代“问题”短兵相接,实践文化“介入”的自觉上,一年年的《话题》当得起鼓励,也值得期待。
《话题2009》,杨早、萨支山编,三联书店2010年1月第一版,29.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