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六国论》中的“六国”，是借来形容当今小说界六位重镇：余华、贾平凹、张承志、莫言、张炜、王安忆。重镇是不是只有六座，见仁见智、另当别论。这其实并非此书兴致所在；它虚晃了这一枪，矛头则指在另外的
刀斧手式的文学批评，除了特定时代，不会有立足之地。如今文学批评差不多清一色只是捧场。原因之一，是批评自身的衰颓。这种衰颓的征象，比如批评家话语权旁落，愈益被媒体所挤压，乃至接受后者的利用；比如所谓“学院体”，打开杂志，十之八九是这类格式，言不及义却乔模乔样，自以为“科学”“严谨”。总之，主客观原因加在一起，搞来搞去，批评就很像贾政门下“众清客”，要么“哄然叫妙”，要么说些无关痛痒的话。
作家和批评家之间存在各式各样的关系。比较理想也比较正常的一种，我以为是“高山流水”的关系，是知音。所谓知音，绝非一团和气，而是真正彻底的了解。好处、长处看得到，毛病、弱点同样认得准。所以，一个好批评家，可能跟作家从来不是朋友，甚至根本不认识、不来往，但是他会让作家觉得，此人是自己的知音，哪怕这个批评家的论说让他觉得面子上有些过不去，如果他是诚实的，他至少会在心里悄悄将此人引为知己。
批评家和文学批评，亦是在此意义上方才必要。否则，世上有创作者和作品也就是了，批评家和文学批评纯属多余。
尽管批评文章的数量一直在膨胀，批评刊物林立于各地，一切看上去都很红火，却很难消除多余感。人们一边从事着，需要着，一边又觉得虚与委蛇。
慵懒是普遍心态，刚劲有力的情怀隐匿，认真诚挚的品格远去。不过，闷得太久以后，近来倒有了不同的迹象。自从见到书中这组文章，我觉得阅读批评的欲望在复活。
这组文章对于所论作家都投以质疑的眼光，但真正让人动容的，并不限于此，而是“刚劲有力的情怀”和“认真诚挚的品格”。我们说，文坛缺少批评的声音和态度，指的就是这一种。如果单纯讲挑剔甚至责难，其实亦非无从寻觅，2000年左右，“酷评”出现，完全做到了不留情面，可是因为既不具备“刚劲有力的情怀”，又缺乏“认真诚挚的品格”，那效果其实跟捧场相差不多。
而书中诸文，无一采取将作家骂倒了事的策略，甚至无一跟骂字沾边。这些作者对他们评论的作家作品都做到了赤诚相见。把所看到的问题，原原本本地摆到桌面上，不保留，却也不夸张。他们的态度，是奔着文学去的。像贺仲明指出的张承志精神世界的“偏执感”，洪治纲指出的贾平凹创作存在“退化性思想倾向”，何言宏指出的王安忆遗忘“大历史”、龟缩于“小历史”等，一针见血，如果我是作家，对于这些论说哪怕觉得跟自己实际有差距，也不会怀疑它们出发点是积极和建设性的。
就像社会上现在极缺“诚信”一样，文学当中枯萎的是“诚意”。这是指在文学和文学问题面前的应有而基本的态度。有时让人想起经汉、宋、明被搞得虚浮悬离的儒学，所以晚明才有王学出来，振臂呼吁回到“一念之本心”。假如现在大家对于文学，也都回到“一念之本心”，排除纷扰，文学会精神得多。
《当代文学六国论》最可贵的气质就是直面文学的“诚意”。这不仅指它们所探讨问题达到的纯度、实存性，也指每位作者主观上、态度上的认真与较真。很多时候，言辞激烈、义愤填膺，只是貌似认真与较真，背后可以掩饰着别的什么东西。真正的认真与较真，是锲而不舍的追询和绵密的钩抉，使问题有如剥笋，表皮纷落而实质磊然。
欲致其诚，先正其心。现时代价值体系风雨飘摇，很多人心里没有了尺度，说什么的都有，什么话都有人说，俗称“多元”。多元当然不是坏事，但多元却也不是“多多益善”。秩序总是要有的，文学有没有秩序呢？不少人眼里、心中，大约没有，亦不必有。在我看来，文学终究要有秩序。在这方面，书中诸文所秉持的，是文学千百年以来不论时代与国别，共同服膺的堂正思想。这不仅是特色，也是重要的姿态。多年以来，文学“唯陈言之务去”，开口闭口都是新说奇见，虽然也曾经有益，可久而久之，大家似乎忘记了文学其实还是有其基本的恒远的价值理念，亦即堂正思想。这种遗忘，大抵是跟何言宏所论的对“大历史”的遗忘，彼此同步。所以，如今看来，倒是恢复这种记忆，更属当务之急。布罗姆写《西方正典》，我们搞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是不是也当反思一下“正典”问题呢？
《当代文学六国论》，贾梦玮主编，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4月第一版，1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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