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古人有这样一种说法：路途中遇到一些坟、碑，须“文官下轿，武官下马”，或者“文武官员，至此下马”、“官民人等，至此下马”等等，大概这就是中国人的“历史的温情”了，也许这只是一种仪式，迢迢去台湾旅游，碰到个把旧人的坟、碑，入乡随俗，礼拜一下，如何呢？不过，依笔者的看法，却并非如此简单。
以山西阎锡山而论，作为一种历史资源来研究和认识的民国历史人物当中，山西阎锡山可谓是非常独特的一个地方军政首领（仅仅称之为“军阀”是远远不够的），对于这个“独特”的人物，在波诡云谲的旧中国政治舞台上，“山西王”阎锡山是主持山西省政38年而不堕的一个“不倒翁”，也是民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个地方实力派代表，把他归为“反动派”，有许多道理，也有充足的历史依据，不过，一个立体的阎锡山似乎不仅于此，就说上述对其人的三个评价―――“辛亥革命、北伐抗战、建设山西”，也应收入历史宽阔的视野之中来考察。
明年将是辛亥革命的百年纪念了。百年前的阎锡山无疑是众多的民族主义者的一员，他在日本留学并参加“同盟会”，追随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至于如何成为“山西王”，似乎异常“独特”，这也似乎构成了民国史的一个待解的“谜”，记得“文革”结束后历史研究逐渐恢复正常，近代史所的荣孟源先生等就特意到太原邀请旧山西的一批老人座谈，以寻求解答“阎锡山为什么能在山西维持近四十年的反动统治”的“谜底”，在当时所有给出的答案中，给人留有较深刻印象的仍然有“山西王”“统治办法”的政治智慧、“以‘我’为中心、以‘存在’为第一”的政治哲学、“掌握经济和人事等权力”的驾驭术等等，薄一波后来也称：“阎锡山经历过中国近代政坛上的风风雨雨，三十多年几经沉浮，始终不倒，积累了丰富的统治经验，他是一个老谋深算、精于权术的地方实力派。”（《七十年奋斗与思考》）
此外，“山西王”虽是出身于武人，但绝非赳赳武夫，他似乎是一个对理论有着执着精神的政治家，并且还曾尝试过“体制创新”和“与世俱进”，如他炮制有“按劳分配”、“物产证券”、“土地村公有”等的“理论”，山西老革命家张稼夫评价这位“同乡”，说：“他是靠枪杆子起家的，但他既非是只知炫耀兵力的赳赳武夫，也不是尸位素餐的官老爷。他遇事肯动脑筋，好出‘点子’，而且事必躬亲，务求实效，较少官僚主义。”这就是多色彩的“山西王”了。循此，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曾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张闻天在抗战发动不久即致电中共上海地下党的负责人潘汉年、刘晓，他说：“上海左派报纸上攻击阎锡山的态度是反映着南京国民党的要求，应该纠正。阎在抗战中虽不彻底，但在动员民众方面比较南京要进步，同我党的关系亦较好。”当时毛泽东和张闻天还曾致电给正在山西与阎锡山开展合作抗日的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要求他们必须坚持与“山西王”的合作，并且“不参加任何倒阎阴谋”。
以上的种种，懵懂于历史的人可能会挠头不解，或者一知半解之后又会做跪拜叩首之状，此也无它，是此前历史成为了胡适说过的那个被人打扮成的“小姑娘”矣，而胡适和许多人后来也都把“阎锡山”当成了山西的符号，成为了山西人保守、守财、颟顸的象征。当年近距离观察过这位“山西王”的人，却有自己的心得，如《新民报》的赵超构先生战时访问山西，一番观察之下，他得出“山西的组织好像特别复杂”而“所有的组织，是以阎先生的人格为中心的组织；所有的工作，是以阎先生的理想为骨干的工作”的结论，他判断说：“三十年的时间，造成了他深植在民间的地位，而后来受他提携的干部，无疑的都和他有着历史的关系。”其他呢？比如阎锡山的工作作风，可以说是兢兢业业了，所谓事无巨细，宵旰忧劳，赵超构当年采访，抄录了一份日程表：“晨4时起床，早餐后写训话，5时半开朝会……”（《延安一月》）自家如此，再加上求贤若渴，那就可观矣。可能有人会很难相信，当年出入“阎府”的，居然会有中共高干和左翼学人的薄一波、杨献珍、徐冰夫妇、张友渔夫妇、侯外庐、杜任之、邓初民、温健公、许德珩、张申府、黄松龄、杨绍萱、王思华、梁寒冰等，甚至是被中共开除了的张慕陶等，其实，以山西处于特殊的地缘政治之下，精明如“山西王”的阎锡山，明察自己的种种缺陷，包括干部队伍的不足。“山西王”甚至提出了堪与当年蔡元培北大办学相似的宗旨：“学术自由，真理战胜”，此后果真是太原途中学人仆仆于道，而山西的各种学社与刊物也相继出现，这如阎锡山欲釜底抽薪解决“民生”问题的土地改革，就敦请过研究中国土地问题的清华教授吴景超、蒋廷黻赴晋讲学，表明他可以从各方人才那里汲取政治智慧和思想资源，这实在也是他的一个重要特点，如赵超构所说：“他的吸收新思潮，适应和进步的精神也是可佩的。”
当然了，“山西王”阎锡山是一个多面的历史人物，如果我们认知和掌握了他的个个侧面，才会有一个近于真切的历史认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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