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往的邓拓传记（包括笔者的《邓拓和他的一家》）和评论中，作者无不给予《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以很高评价，认为是那个年代“可贵的纠左之声”。而最近有的学者指出：“在有关他的几本传记里，或者不提，或者一笔带过他1960年夏天的江南之行。”（见王均伟
1960年7月，邓拓确有过一次江南之行，并写下了旧体组诗《江南吟草》。由丁一岚编，成美作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邓拓诗集》，如实收录了《江南吟草》。邓拓在《江南吟草・序》中说：“近于病后漫游江南，到处气象一新，令人鼓舞。跃进声中，山川倍见壮丽，风物美不胜收。时有所感，辄成小诗。”就是这组小诗，在今天引起争论，因为其中颇有一些歌颂“大跃进”、赞美“大好形势”的作品。
在这组行吟诗中，邓拓的确是以一种欣赏的心情，写下他沿途的观感：有对祖国山河与劳动人民的赞美，有对各地风土人情、历史掌故的描摹。其中“百里千家足稻粱”（《马山观田》），“人工人力两无穷”（《孤山远眺》），“建设乐园万古传”（《至雁荡山》）这样的诗句，确实与1960年那样的大灾之年，民生凋敝的情况很不协调。对此，王均伟发出这样的诘问：“读这些诗篇，我有一个疑惑挥之不去：为什么面对严峻的现实，邓拓要写这样的词句？是他没有看到真实的面貌，还是他故意闭上了自己的眼睛？”他继而得出结论说：“尽管满腹经纶，才情四溢，也无法改变他作为政治家的第一身份。政治家有政治家的行为规范和言行尺度。1959年彭德怀在庐山的直言所得到的下场，对其他政治家或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非政治家，无疑有重大影响。是不是因为从中吸取了某种教训，邓拓的笔下才写出了与‘口径’一致、与现实却不一定吻合的《江南吟草》？在三年困难时期，有多少支笔不敢正视现实，把人民吃不饱的现实描绘成到处莺歌燕舞的人间乐土，只要翻一翻当时的报刊，就可以得出结论。在这个大环境里，邓拓没有能够免俗”。（见王均伟《书生之外的邓拓》）
据此，学者王彬彬也写了《邓拓的本来面目》一文。文中说：“作为一个高度政治化的知识分子，邓拓是乐于写‘遵命文学’的。”
笔者不能不承认，上述说法有一定的道理。然而，仍有一些不尽相同的看法。问题的关键还是那句话：“是他没有看到真实的面貌，还是他故意闭上了自己的眼睛？”
笔者认为，需要注意的是，作为来自北京的高级干部，邓拓在1960年出游（也可叫“出巡”）江南，沿途所能看见，或者说人家给他看的是什么？这里有一个旁证，是笔者写的另一本传记《叶圣陶和他的家人》。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和人民代表，叶圣陶在“文革”前的17年间，也曾多次到各地去视察。1961年夏秋之际，叶圣陶与老舍、梁思成、曹禺、端木蕻良、吴组湘、林风眠等二十多人组成“文化参观访问团”访问内蒙古和东北。他边走边写，记下了沿途广袤开阔的森林、草原、河流和湖泊等自然景观，林、牧、农、工、矿和文教事业“欣欣向荣”的景象；各民族的风俗风情以及民族融合的情景，还创作了28首诗。这些洋溢着叶老对生活、对劳动人民的热爱的诗歌和游记，有的还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这与邓拓1960年出游江南并写出《江南吟草》的情形，何其相似。地方政府接待上面下来视察的大员，尽力展示好的一面以示政绩，所谓“报喜不报忧”，是可想而知的。这也就是邓拓所说“到处气象一新，令人鼓舞。跃进声中，山川倍见壮丽，风物美不胜收”的原因。他写下了眼睛看到的真实，但却不一定是时代本质的真实。另一方面，邓拓是办党报党刊的宣传干部，尽管当时国计民生面临巨大的困难，但他自觉坚守的职责，还是要尽力提振民气，给大家鼓劲而不是泄劲。而他沿途看到的“大开水库翻山野”（《题瓯江坝》），“插秧人在白萍湾”（《萧山野外》）等景象，也使他相信，人民群众是能够用艰苦奋斗、辛勤劳作度过难关的。还有，邓拓是在经历了一场命运的磨难（1957~1958年被最高领导人贬斥，并撤销《人民日报》总编辑职务，来到北京市任文教书记兼办《前线》杂志），大病初愈后游江南的―――“最是江南风景好，西湖三月养疴来”（《登玉皇山》）。“天人美景不胜收”（《游扬州》），令他一扫胸中闷浊之气，暂时忘却了人间烦恼。“处处流连多妙境，六桥过尽不知归”（《苏堤漫步》），也是诗人本色。
我们同时应当看到，就是在这组诗中，也并非都是歌颂赞美之作，其中也有我们熟悉的借古喻今，颇显思想锋芒的作品。比如《过东林书院》：“东林讲学继龟山，事事关心天地间。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又如《访高子止水》：“力抗权奸志不移，东林一代好男儿。攀龙风节扬千古，字字痛心绝命辞。”东林党人，是邓拓一向敬重的有气节的士大夫；书生议论，是邓拓一贯提倡的知识分子应自觉担当的社会使命。就是在病后游散的旅途中，邓拓也没有忘记这些，而是用“头颅掷处血斑斑”，“字字痛心绝命辞”这样大气凛然的诗句，予以彰显。这与他在1961年3月开始写下《燕山夜话》等臧否时事、议论风生的杂文，在精神上是一脉相承的。
以今天的眼光看故人旧作，当然会发现一些历史的局限；说邓拓这个党的高级宣传干部写东西有政治化倾向，也不为过。但是，一味用今天的认识水平去要求故人，恐怕也不是可取的态度。我们还是应当回到彼时彼地特定的历史氛围里，客观地分析历史人物在当时所起的作用、所达到的认识水平。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虽不能认同《江南吟草》中的一些赞美之辞，却也不能说邓拓“面对严峻的现实”“故意闭上了自己的眼睛”，也不能说这组抒发旅游观感的行吟诗，就是所谓“遵命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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