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巴金的黛莉》，赵瑜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1月第一版，25.00元
作家赵瑜闲来爱逛古董市场。机缘巧合，听说古董商赵从平有70多年前巴金致山西少女黛莉的七封旧信，他跑去经讨价还价，“斗智斗勇”，赵瑜得到了这七封信，而古董商不久却横遭杀身之祸。
生活远比我们想象得曲折丰富，这是赵瑜在田野式调查采访中得出的结论。
围绕这七封信，从太原到宁武，到西安，赵瑜展开了近三年的追踪调查；抹去时光的尘埃，大师的情怀，新女性的命运，大家族的沉浮……真相逐渐冒出水面。在幽暗中向光明，于无声处听惊雷。赵瑜以其独特的手法，引领人们走向历史的惊心动魄之处，完成了《寻找巴金的黛莉》。
赵瑜不是一个巴金研究专家，但他围绕这七封信件对于巴金人生和文学道路的简要追溯，结合着现实的文坛，还是发出了精警的感叹。评论家李炳银认为，赵瑜的这次寻找，不仅使他更加接近和了解了巴金，也使他和读者更加了解了巴金的精神、情感世界和丰富的文学生活内容。从原始资料阅读而来的对巴金的靠近，无疑对于巴金研究是一个新的丰富和推进。
巴金为什么要给黛莉写信，黛莉是一个怎样的人？赵瑜说：“探索这件事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找到这个人，实际上是在触摸历史，在追寻历史对人的命运、对上一代知识分子、包括给山西这块土地带来了什么。而很多对历史的认识恰好是我作为一个山西作家在以前就储备的，比如书中涉及的对战争、土改的认识、对山西知识分子教育的认识、对大家族的认识等等，这是个整体发酵的产物。”
一开始，赵瑜以为寻找黛莉很容易，却没想到她出身在那么一个大家族，而这个家族在战争和土改斗争中转瞬之间消亡，寻找的过程探险般疑窦丛生，险象环生。比如，其中找错过人，引出和阎锡山的兵工厂有关的另一段历史；卖给赵瑜信的古董商赵从平突然遇害，对赵瑜也是一个非理性的刺激。“作家需要激情，中国作家的通病就是缺乏真情，这种激情促使我找下去，最终的结果是喜出望外，89岁的黛莉还健在。”
关于作品
读书报：《寻找巴金的黛莉》从内容到形式都很吸引人，尤其是结构，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古典文学形式。
赵瑜：这样的讲述有效节约了写作空间，使故事产生张力。其实古典文学中有很多类似的方法，就是关键地方跳开一下。以前说书人凭这个方法可以养家糊口，今天的作家难道会没有这个本事？非虚构文学不能进行心理描写，那样只会让人觉得莫名其妙：你有什么根据知道他的心里活动？所以只能通过白描的手法，只能通过动作表达心态，使读者进入更加真实的历史情节。
读书报：发现信件之前和之后，看待巴金有何不同？
赵瑜：过去的文艺有为政治服务的现象，包括为尊者讳的现象，对历史人物的认识是残缺的。比如说，对赵树理的认识是有头无尾。赵树理是从《小二黑结婚》开始被大家认识，但直到现在，赵树理死的过程是什么样，凶手是谁都不知道；对巴金的认识是有尾无头。巴金后来获得很高的荣誉，但他早期是什么情况，早期代表作《灭亡》是写什么的，大家又不知道。陈思和在大学演讲时曾提到了巴金不被重视的一部作品《电》，描写的是一大帮绝望的、没办法革命下去的无政府主义者，但是没有引起重视。其实研究《电》的作品的前后，就是研究巴金的源头。陈思和的研究对我很有启发。
读书报：找到黛莉之后，总觉得应该对巴金和黛莉之间的故事有一些回忆和补充。比如为什么那么长的时间黛莉和巴金不再联系了呢？
赵瑜：黛莉主动讲过，后来她也看过很多有关巴金的作品，包括巴金夫人萧珊写的回忆录。没有再跟巴金联系，是因为抗战开始以后，她实在没办法解释清楚自己复杂的家庭背景。
读书报：您在山西生活了多年，在这块土壤上，您汲取了怎样的营养？
赵瑜：山西的戏剧很发达，我向戏剧学习，知道哪些必须要舍得，一出戏只演重点，一幕一幕之间，就是跨越，要抓重点，在有限的三维空间里表现大千世界，其中包含着许多社会背景、历史冲突、思想内涵，但即使是在省略后，朴素的农民观众也能看明白。山西的作家，讲究敬业，尊重历史文化，重视真的东西。北方作家大多是注重写实的。山西作家的传统，就是很少有人胡编乱造，他们讲究语言的扎实，生活的厚实，严格按文学规律做事。
关于探索
读书报：有评论说您在《寻找巴金的黛莉》中格外注意了文体意识。您一直比较关注报告文学的文体变革，希望对它的叙事方式有所拓宽。这些年来，您能分析一下自己是怎么创新的么？
赵瑜：我愿意学习各种文体写作。纪实文学存在的问题是，讲故事的时候不重视故事，或者不重视叙事方法，使许多纪实文学作品在阅读的时候显得沉闷，所以我采用这种编织故事的推进方法，当然故事本身不允许虚构，必须严格按照真实的素材写作，这是报告文学的基本原则。
在改革开放30年以来，报告文学有很大发展，终究还是要更加好读、好看、精致，不能都是呼吁式的，过去强调批判功能的时候不太注重手法，报告文学批判的功能一定要坚守，但如果不讲究艺术性和文学性就会陷入思想大于形象的境地。尤其是所谓的思想，假如不通过好的故事承载，读者可能读不进去，思想就无从表达。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
读书报：您觉得当下的报告文学创作存在什么问题？
赵瑜：报告文学创作尤其强调报告文学作家的独立意识。所谓独立精神，西方理解知识分子，就是独立前行的人。报告文学从整个价值理念上有问题，人云亦云，既定的宣传观念、既定的价值判断、既定的宣传口径，这些对报告文学的危害很大，读者看了没有什么收益。
读书报：前些年李炳银提出的“史志性”报告文学，实际上是对报告文学创作的进一步拓宽，是报告文学作家向历史的幽深之处追索和探问。而目前许多现实题材的作品恰恰历史深度不够。您觉得在这部作品中，做到了么？
赵瑜：《寻找巴金的黛莉》是史实和现实紧密联系。它有史志性，但行走的路线又是现实的。我是写历史和现实一直是交叉进行。上世纪80年代中期，《但悲不见九州同―――李顺达在文化革命中》、《兵败汉城》和《马家军调查》就是写现实，从作家主体意识里，尊重自己的探索和发现。在《马家军调查》中，我探索人道主义倾向是否经得起考验，更多的是以人为轴心写作，《马家军调查》就是引进各种手法的产物。在《寻找巴金的黛莉》的过程中，也是重新运用我们的史料，重新撰写作家对于历史问题思考和看法的过程，涉及的所有历史现象和史实，也包含着我长期思考和积累。这本书引起了多角度的评论，评论家陈晓明说，从书里可以看出山西大家族的破败，只是正好遇到这个家庭，同时体现了对女性命运和知识分子的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命运的追寻。大家发表各种各样的看法，可见作品中突现丰富性，这也是文学长期发展的结果。
读书报：您的下一部作品准备写什么？
赵瑜：职业作家生活方式的好处是，有些事情可以交叉进行。写《火车头震荡》这部回忆中国铁路百年史的作品时，《寻找巴金的黛莉》同时也在进行中。我还要写一部关于篮球的作品，一定要很有意思，有趣味。我没办法写足球，主要是太愤怒了。我对足球本身的事非常关注，一想起来气得不行。
不久前，一些作家讨论当代中国文学为什么难以超越前人。赵瑜的体会是，除了汉语言自身确有限制外，最要命的是，我们这一代作家许多人既无中西学养亦无自身信仰。他说：“我们仅仅凭着一点聪敏悟性甚至圆滑世故，便可以混迹文坛，自然难成大器。更多后来者所继承所迷恋所利用的是写作在中国具有的敲门砖功能。一个作家，如果拥有真学问、真信仰、真道德、真品位，那么，占有哪怕其中一样都会大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