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达佩斯市内绿地上的尤若夫雕像（傅惟慈摄）
初闻普希金和《甲必丹女儿》
我父亲是学俄文的，从
普希金写的那部小说的名字是邻居毕姓两个小孩儿告诉我的。当时我十四五岁，混沌无知，但对外部陌生世界充满好奇心。我怎么会同毕姓两兄弟成为邻居呢？事情还得回到上世纪30年代去。1935年春，“九一八”事变后第4年，苏联政府把中东铁路单方面卖给伪满洲国，我父亲同铁路高层管理靠俄语吃饭的人全部被解职遣散。我们是满族人，老家在北京（那时候还叫北平），父亲就携家带口迁回北京了。我们住进什刹海北岸一所祖遗的老房子里，这所房子很大，前后三进一共有30多间屋子。我们家住正院，前院是门房，住着厨子和一家借住的远房亲戚。搬进后院一排北房的是同我父亲一起从哈尔滨铁路上退职的同事，名叫毕慎夫。他比我父亲略小，我叫他叔叔。毕叔叔有4个孩子，两姐妹年纪还小，两兄弟大的一个和我同岁，弟弟小我们两岁。
开始的时候，我们三个男孩并不熟。后来“七七”事变，孩子们都辍学在家，只到附近一所小学校补习点英文、数学，就整天一起厮混了。互相借阅各自从家里翻腾出来的小说闲书，彼此说故事，东拉西扯是我们那时候最大的乐趣。偶然看到一两本供青少年阅读的进步刊物，对国家、社会的大事也逐渐了解一二。像鲁迅、巴金、老舍、冰心等这些大作家的名字，大概都是那个时期印在脑子里的。
我们家因为有些产业，不愁生计，所以我父亲回北京以后没有再找工作。他在家练书法，看古书，还钻研中医。几年以后，居然通过卫生部门考试，取得中医行医执照。邻居毕家原籍山东文登，在北京没有恒产。所以毕叔叔客居北京还必须寻求谋生之道。除了在外面教几节俄语课外，另一条道是做笔耕翻译。我家北房的后窗户正对着他的书房，偶然掀开窗帘一看，总能看到他端坐在书桌后面写东西。我问两个毕家小伙伴，毕叔叔翻译什么，他俩摇摇头。他们父亲的书房，不许孩子进去。后来在我的怂恿下，有一天趁父亲外出，两个孩子还是溜进去了。不但进去，还翻看了整整齐齐摆在柜子里的一沓沓稿纸。谜底揭开了。毕叔叔翻译的都是有关铁路管理的规章制度，但是也有几本稿子是例外。那是一部小说―――《甲必丹女儿》。“甲必丹”是什么人？他女儿怎么了？我们自然都一无所知。作者是谁？毕家兄弟只知道是个俄国人，名字也说不清楚。我逼着兄弟俩问问他们父亲，他们却不敢。一问父亲，偷看译稿的事就露馅了。我也不敢问我父亲，这是孩子间的秘密，最好别叫大人知道。最后，我还是托我大表姐把“甲必丹”探听清楚了，原来“甲必丹”是一个俄文词的译音，是军队中一个军衔，中文大概是大尉或上尉。后来我学了英语，才知道Capitan是个国际语，很多语言中都有。表姐还为我打听出这部小说的作者，一个19世纪俄国的大诗人，不到40岁就在决斗中被人打死了。这人叫普希金（表姐当时说的只是俄语发音，肯定不是这3个字）。
岁月飞逝，自那以后，我的生活有很多变化。前面说了，当时我只有十四五岁，又过了十几年，我终于读完大学。不但学了一些西方文学，而且靠查字典也能阅读俄语原著了。但是俄文书我读的是屠格涅夫，是契诃夫，普希金的作品一直没有登上我的阅读榜。上世纪初，我有幸认识了我国一位老翻译家，没有想到的是，我在他的藏书室里竟和久别的“甲必丹”相遇。《甲必丹女儿》已经印制成书，扉页上赫然印着我小时候称他叔叔的毕慎夫的大名。为把这次邂逅的事说清楚，就须要追述一下我同老翻译家孙用的交往了。
孙用为我修改匈牙利诗歌
我是1942年考入辅仁大学的，但因为总是心有外骛，不肯专心读书，所以岁月蹉跎，直到1950年夏才拿到一纸大学毕业文凭。在跻身高等院校，从事外国留学生汉语教学工作之后，已近而立之年，我决心搞一点文学翻译，以免时日虚度。我有一个在浙江大学求学时代的校友周文博，当时在《文艺报》当编辑。因工作关系，他认识不少文艺、出版界知名人士。我请他介绍我认识一两位翻译家，传授给我一些翻译技巧。就这样，周文博在某一个假日（时间大约是1953年）带我走进孙用先生的寓所。
孙用这个名字，今天国内对老一代文学家感兴趣的人大概都听说过。“文革”期间一度大批特批“裴多菲俱乐部”，裴多菲就是孙用在30年代初引进中国来的。孙用年轻时家境贫寒，未能升入普通高中，只好在邮局当个小职员。但他自强不息，潜心文学研究，又自修了英文和世界语。他译的第一部作品，裴多菲的长诗《勇敢的小约翰》得到鲁迅先生好评，并蒙鲁迅推荐，上海一家书店于1931年初版。其后，孙用继续翻译了波兰、保加利亚等多部作品，仍然是秉承了鲁迅倡导的译介弱小民族文艺作品的传统。解放以后，冯雪峰邀请他参加《鲁迅全集》编辑工作，1952年迁入北京。除编辑鲁迅作品外，孙用仍不断翻译外国文学。我登门拜访时，孙用住在东城无量大人胡同（现已改名红星胡同）人民文学出版社职工宿舍。论年龄和资历，孙用都是我这种初出茅庐人的长辈，但接待这些年轻的不速之客，他却谦恭和蔼，一点没有架子。谈起话来，好像在叙家常，不断给对方插话和提问的机会。他同我们谈解放前的文坛往事，谈鲁迅作品中的浙江习俗，偶然也谈到旧社会谋生与从事文学活动的艰辛。他说话带有浓重乡音，有时我听不太懂，带我去的好友也是浙江人，就为我翻译。我最初同孙用见面的几年，国内一切欣欣向荣，对这位已年过半百的文学工作者（孙用生于1902年）来说，正是大展鸿图的日子。今天反过来查阅一下孙用一生的成就，几部有分量的翻译―――如《裴多菲诗选》、《密茨凯维支诗选》和两部域外史诗―――都是从50年代中期起陆续完成的。我当时也在译一本反映匈牙利人民解放后新生活的剧本，遇到有关宗教、文化和现实生活的许多问题，孙用先生自然不可能一一解答。他曾表示，翻译现当代作品难度也许更大。文化差异，生活隔阂，有时甚至构成无法逾越的障碍。这方面的困难，我在80年代后转向翻译西方现当代作品时，体会更深。这里就不多说了。
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人员宿舍座落在胡同中间路南，是一座有六七排平房的大院。孙用的寓所在中间一排，坐北朝南，只有两间半房。靠西的一间内室住人，中间和东面半间打通，是孙先生工作和会客的地方。因为他的古今中外藏书非常丰富，所以出版社在他住房的后一排又拨出两间屋子专门供他藏书。最初是为了找一本什么书，他带我去过。我同他熟悉了以后，他就让我自己去他的书室看书，不再陪我了。就是在一次随便翻看他的藏书时，我注意到角落上有一个书架，摆着解放前友人赠他的书刊同他自己早期的译作。我发现了！那本我几乎早已忘在脑后的《甲必丹女儿》就夹在一排旧书里。这已经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事了，为了验证我的记忆，写这篇文章前，我又查阅了一下《中国翻译家辞典》（1988年中国对外翻译公司出版）。在介绍孙用主要译作的词条内，有下面几行字：“[俄]普希金《上尉的女儿》（初版名《甲必丹女儿》，东南出版社，1944年初版；文化生活出版社，1947-1949年重版；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1959年新版）。”我不记得我那时看到的版本是不是东南出版社最早出版的一本，但毕慎夫的名字印在扉页上却是千真万确的事。那文字是：“毕慎夫译，孙用校。”可惜当时我同孙用先生关系还不那么熟，没有细问。孙用后来是不是抛弃了原译，又另起炉灶重译，我就说不清了，只能靠有兴趣的人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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